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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医院特别是妇保院本身存在瓶颈，因为是专科医院，对于孕产妇的整治和抢救都是有短板的。” 作者 | 朱丽娜 来源 | 医学界智库 “实践中区妇幼保健院的定位非常准确，定位为常见病、多发病、部分的急危重症和大病救治，并提供妇女儿童保健。这些都是区妇幼保健院的共性。” 近日在沪举办的第三届东方妇产科学论坛上，区妇保院院长面对面论坛中，五家同级同类的区妇幼保健院院长聚首共同讨论二级专科医院的定位和困惑。 根据2016年出台的《二级妇幼评审标准》细则，区妇幼保健院有两个方向的工作职责，一是政府的公共卫生项目，如两病筛查，辖区所有医疗机构里的妇保条线、产科条线，也包括三级医院的转诊；二是医院的疾病诊治范畴，主要集中在妇产科和小儿科。 作为同级同类的五家院所合一的区妇幼保健院，和其他独立的妇保所不同，又是二级专科医院，普陀区妇婴保健院副院长赵欣坦言，“对于医院的定位有一定的难度，面临着机遇也是挑战。” 二级专科医院定位有瓶颈？ “二级专科医院的定位，在第一轮医改的政策文件中没有读到应该怎么做。”长宁区妇幼保健院院长方文莉说，但在实践中，区妇幼保健院均探索出了准确的定位，打通保健和临床，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政策是当下最优势的资源。 妇幼保健院在卫生医疗机构当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兼顾医疗和预防双重职责，强调打通保健和临床的壁垒。如嘉定区妇幼保健院的保健临床融合，就体现在医院的四大块内容划分——孕产妇保健、妇女保健、儿童保健、计划生育保健。 “二级医院特别是妇保院本身存在瓶颈，因为是专科医院，对于孕产妇的整治和抢救都是有短板的。”普陀区妇婴保健院副院长赵欣称，以二级妇幼的医疗水平，“必然要联合三级综合医院转诊，才能做好后续的抢救和诊治工作。” 《医改蓝皮书2016》中写道，在当前三级医院管理制度之下，分级诊疗在大城市的二级公立医院存在功能“名不副实”的尴尬。在很多大城市，三级医院承担着国家医学中心或区域医疗中心的功能，社区医院承担常见病诊疗和慢病管理等功能，二级公立医院成了夹心层，资源浪费，发展困难。 嘉定区妇保院长甘晓卫总结了区妇幼保健院的几大困惑，一是伴随着二胎政策的产妇，尤其高龄产妇增加，产科压力增大。 二是妇科肿瘤的趋势上升，2017年国家癌症中心公布最新癌症数据显示，城市女性排名前十位中，宫颈癌和子宫癌赫然在列，也为妇科提出挑战。 与此同时，妇幼保健人员的职业成就感，薪酬待遇与压力不对等等问题依然存在；医疗服务的补偿机制也存在不足，主要集中在项目收费偏低，如镇痛分娩项目不能收费。 直接引入CMI有争议？ 上海卫计委的医改方案中，提出医院的病种指数（CMI）纳入上级主管部门对于医院的绩效考核指标，二级医院与三级医院进行同样的CMI考核。 五家同级同类的妇幼保健医院院长均认为直接引入的方式并不合理，提出各自建议。 病种指数（CMI）是基于疾病危重度的医院绩效考核指标，可以有效引导市级医院解决疑难病症的功能定位。简单来说，CMI指数越低，则医院的服务收费变高，反之亦然。 而问题就在于，二级医院被定位为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与三级医院的定位和应用并不一致。 同样，以CMI指标考核二级医院，使全市二级医疗机构的绩效考评在统一平台上进行比较，也不利于二级医疗机构的发展，进而阻碍分级诊疗的改革。 “二级医院看CMI指数只是一个参考，即使是在二级医院，我们五家妇幼医院之间也没有可比性。”长宁区妇幼保健院院长方文莉认为，“但CMI指数对我们医院内部的管理是有作用的。” 在提升医院的医疗质量的作用中，不仅用到CMI，也包含医院内部绩效考核和分配引导科室转型，更能符合上海新医改政策的推行。 周浦医院的严亚明曾撰文称，对于CMI的可操作性，应注意不同等级医院间的平衡及可比性，并应建立互通互享的数据处理平台。 多位院长在会上表达其需求，浦东新区妇幼保健院院长杨慧琳认为，“建议有一个相应的调整，更适合妇产科医院的发展”，比如“把常见病多发病的权重增加，鼓励多做常见病、多发病”，而不是只专注于疑难杂症。 文章建议，在CMI推行之初，应重视对考评体系的及时监督和动态更新，对全市医院数据的及时上传和统计分析，并对医院信息化进行必要支持。 目前的情况是，二级以下的医疗机构没有纳入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管理，医疗信息尚未达到互通互享。相比于已全部完成资源数据互联互通的上海三级医院，“二级医院之间没有互通这些数据，相互的了解很欠缺。”嘉定区妇幼保健院院长甘晓卫认为。 如何在医联体中联动上下？ 医联体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区妇幼保健院成为一个上下联动的角色，改变了医院运营和医院职能，其中隐含着机遇。 赵欣介绍，“上面有三级医院，下面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妇幼处于中间的位置，因为卫健委对卫生服务中心的重视，很多工作可以下沉，作为区妇幼的指导岗位。” 普陀区妇婴保健院院长赵德强认为，医联体对医院学科发展帮助很大，上海红房子妇产科医院是普陀妇保院的签约单位，能够因此得到专家优势，如每个月的专家坐诊、妇科主任产科主任的教学结合、教学查房等，也对相关制度、诊疗常规的理解和执行产生典范作用，更加规范每一级医生的医疗行为。 普陀区妇保指导了辖区下10家社区服务中心，而嘉定区妇保指导下设的13家社区服务中心，通过对乡镇的指导与培训，完成规划妇幼保健的工作。在介绍嘉定区经验时，甘晓卫强调，“我们和与乡镇街道的领导达成很好的沟通，让他们对乡社区服务中心规划妇幼保健工作予以重视。” 妇幼保健机构的“公益性”职能，承接政府的公共卫生基本服务均等化，并担负起妇女儿童健康服务，带动基层三级妇幼保健网络建设。 以嘉定区为例，该区人口160万，来自公共卫生项目的政府经费960万，平均每个人6块钱。政府对于公共服务方面有量化指标，公共卫生服务的量化指标与财政拨付结合。 公共卫生的考核需求是通过“公共卫生的量化指标进行财政给付，那么这样谁多做谁多得财政。”甘晓卫认为，在公共卫生职能中，妇保院仍面临政府投入不足的状况。 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中，预防和保健被提升到新的高度，对于区妇幼保健院，乃至更广泛的二级公立医院而言，如何更好得打通保健和临床，并落实防治结合的双重职责，这一政策指向足以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 完 - 参加《医学界》读者调研 赢取精美小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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