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行：名节在“一丝一粒”中

　　▲杨旭辉

　　张伯行，河南仪封人。自幼即聪敏好学，受父亲、祖父的影响，品德也很高。十三岁时就通读了四书五经。康熙二十年（1681年），张伯行考中举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中殿试三甲八十名，赐进士出身。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补授内阁中书，从此步入仕途。后来，张伯行遇父丧归乡，建立请见书院，并讲解宣传儒学。他学宗“程朱”，以弘扬程朱理学为己任，成为一代理学大家。本文讲述的，是张伯行在官场，尤其在苏州为官期间的廉政故事。

　　康熙识才

　　爱护有加

　　张伯行刚直不阿，清正廉洁，每不为世俗所容，但深得康熙皇帝的赏识和爱护，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奇闻。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南巡至苏州，曾谕左右群臣说：“朕闻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当康熙得知张伯行的名字不在吏部所举荐的贤能官员之列时，不但接见了张伯行，并当着群臣的面说：“朕久识汝，朕自举之。他日居官而善，天下以朕为知人。”

　　康熙对张伯行的了解还要从四年前说起。张伯行进士及第之后，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担任山东济宁道台。此时正值山东饥荒，张伯行立即从家乡运来钱、粮，并缝制棉衣，用来解救老百姓于饥寒。朝廷下旨，让山东各地按道为单位，对辖区内的灾民进行赈济。张伯行立即调配粮食二万二千六百多石，用来赈济汶上、阳谷两县，山东布政使却认为他独断专擅，想要上奏折弹劾他，张伯行据理力争说：“朝廷下旨赈济灾民，我只是按旨行事，绝对算不上专擅独断。当今皇上如此重视民生之疾苦，那么，在你看来，是谷仓中的粮食重要呢，还是老百姓的人命重要呢？”面对张伯行的质疑，布政使只得作罢。康熙帝知道此事后，对张伯行的行为颇为称赞。康熙四十五年（1706），康熙帝南巡至山东，御书“布泽安流”四字匾额，赐给张伯行，并升任张伯行为江苏按察使，作为对他的嘉奖。

　　力改官场

　　积习旧弊

　　作为按察使，张伯行一来到苏州便身先士卒，力改官场的积习旧弊。按照旧例，新任官员要向巡抚、总督等上司要员馈赠礼金，当时的行情是四千两白银。但张伯行认为许多人进献上司的礼金都是攫取的民脂民膏，这样的旧习无疑滋长了官场的贪腐之风，于是坚拒进献礼金，并愤然说道：“吾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他也由此得罪了一些上司，尤其是时任江苏总督的噶礼，所以在吏部议定各地廉吏能臣的时候，就没有张伯行的名字，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始时所述的康熙帝亲自举荐张伯行的故事。

　　随后不久，张伯行又升任福建巡抚。在福建任上，他先后疏请朝廷减免当时的台湾、凤山、诸罗三地的荒赋。面对福建米价昂贵的紧急情况，他请求调拨国库中的帑银五万两，到湖广、江西、广东等地购买平价大米，平粜给老百姓，以解决饥荒问题。在修建鳌峰书院、置学舍时，张伯行把自己所藏的书籍献出，并组织人力搜罗历代大儒的著作、文集，刊刻成《正谊堂丛书》，以教诸生。福建大治，康熙皇帝赐御书“廉惠宣猷”榜，以示嘉奖。

　　康熙四十八年（1709），张伯行再次调任苏州，出任江苏巡抚。下车伊始，他就撰写了一篇《禁止馈送檄》，挂在巡抚衙门的大堂之上，其中有曰：“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虽曰交际之常，于礼不废，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张伯行不仅将其作为座右铭，他更想借此警醒苏州的所有官员、衙吏。这篇文章义正词严、慷慨激昂，即便在今天也极具教育意义。

　　时逢江苏省内淮阴、扬州、徐州三府饥荒，张伯行着手处理赈济之事。就在此时，江苏布政使宜思恭，因为司库亏空一事而被总督噶礼弹劾。在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张伯行与总督噶礼意见不合，坚持上疏给康熙帝，表明自己与噶礼异议的立场。看到张伯行的上疏之后，康熙帝对廷臣说：“览伯行此疏，知与噶礼不和。为人臣者，当以国事为重。”但对事情如何处理却未作明示。在心灰意冷之际，张伯行以病乞归，康熙帝爱其才，没有应准。康熙帝最后下谕旨说：江南的钱粮亏空，并非官吏贪腐侵蚀所致，而是在他南巡时，“督抚肆意挪用”，而布政使等下属“不敢言”，所以，不应把亏空库银之事问责于下属或是让“新任官补偿”。于是，康熙帝命张伯行察明南巡时所用钱粮款项，如实上报，张伯行据实上奏各府、州、县无着钱粮十万八千。此事最终以康熙帝豁免全部亏空而结案。

　　此案之后，张伯行与总督噶礼的矛盾越来越深。在苏州任职期间，他常常要与贪横的噶礼周旋，忍辱负重，尽心为国，尽力为民。

　　深得苏州

　　百姓爱戴

　　康熙五十年（1711），江南乡试副考官赵晋暗中收受考生的贿赂，在应考的考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在乡试发榜的那天，应举的考生抬着财神进入学宫，以示讽刺和不满。张伯行立即上疏朝廷，奏明此事，与此同时，正考官左必蕃也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上报朝廷。康熙帝命户部尚书张鹏翮、侍郎赫寿查处，张伯行与总督噶礼一起会审。审问之后，副考官赵晋暗中交通关节属实，他先后接受了考生吴泌、程光奎的贿赂。在吴泌、程光奎的供词中，还牵连到总督噶礼。

　　审案官员因事涉总督噶礼，慑于他的权势，不敢秉公办理，就故意拖延，希望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于是，张伯行上疏具奏，请求朝廷解除噶礼的职务，并将他交给有关部门秉公审问，严肃查处。噶礼惧怕东窗事发，急忙收买一干人等罗织所谓的“七大罪状”，诬告张伯行。康熙帝以张伯行、噶礼素来不和，将他们二人全都解职。苏州老百姓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以罢市的方式来为张伯行申冤。当张伯行离开苏州的时候，老百姓自发为他送行，并赠以果蔬，张伯行坚决不肯接受百姓的馈赠，于是有百姓就说：“公在任，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心。”盛情难却，最后，张伯行只收了苏州老百姓的一把青菜、一块豆腐，以表明自己为官“清白”的品性。

　　之后不久，康熙帝接到户部尚书张鹏翮的奏报，在奏报中，张鹏翮说：赵晋与吴泌、程光奎通贿一事，证据确凿，行贿受贿事均属实，根据《大清律》，应按律治罪。但是噶礼暗中受贿一事，纯属诬告，所以，张伯行应该撤职查处。康熙帝切责张鹏翮，认为他的奏报多掩饰之词，不能采信，于是又命令穆和伦、张廷枢重新审查，但这两位尚书的奏报一如张鹏翮的意见。至此，康熙帝决定出面力挺张伯行，并向群臣解释他反复派官员复核审查的原委。《清史稿》中详细记载了康熙帝的言辞，大意是：朕对张伯行和噶礼是非常了解的，“伯行居官清正，天下所知。噶礼才虽有余而喜生事，无清正名”，前后两次的奏议都是“是非颠倒”。在随后诏谕九卿的上谕中，康熙帝这样说道：伯行居官清“廉，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伯行，则江南必受其朘削几半矣。此互参一案，初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致不能得其情；再遣官往审，与前无异。尔等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升平矣。”谕旨一下，立即罢黜了噶礼的官职，命张伯行回苏州，复任江苏巡抚。

　　当张伯行再次回到苏州的时候，苏州老百姓喜笑颜开，纷纷庆贺。张伯行深得康熙帝的赏识，先后担任过许多重要的地方职务，所到之处，无不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理学名臣张伯行也成为清代历史上廉吏的典型。雍正即位后，对这位老臣恩赏有加，曾赐御笔亲书“礼乐名臣”榜。雍正三年（1725），张伯行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五岁。雍正皇帝赐谥号“清恪”。“清恪”二字，是对张伯行宦海行迹的最好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