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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李隆基于先天二年(713年)七月三日,,再次以迅猛出手搞偷袭的方式,一举清理掉了自己的反对派姑姑太平公主集团,七月四日,太上皇李旦移居百福殿,彻底交出权力,七月六日,无处可逃的太平公主从山寺返回,被赐死于家中,李隆基获得了全面的胜利,终于当上了有名有实的当今圣上。年底十二月改年号为开元,毫无保留地显示了28岁的青年李隆基渴望能够带领这个李家帝国走进新时代的迫切雄心,当然也有信心。 因为后来和胖姑娘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过于有名了,如今大多数人一想起唐明皇这个人来,必然不是跳舞就是洗澡,当然还有马嵬坡的凄凉结局,但是其实唐玄宗在位长达四十五年之久,主要用过两个年号,一个是开元,二十九年,一个是天宝,十五年。吃喝玩乐跳舞洗澡主要是集中在天宝年间,在更长时间的开元年间,李隆基当然也有很多娱乐活动,但其间更主要的还是他的工作业绩。不得不说这份业绩单足够辉煌,它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开元盛世”。 开元初年,离大唐开国过去正好有一百年的时间,在这极为不平静的一百年时间里,唐帝国的建设总的说成绩已经相当不错,尽管内部最高权力纷争不断,但局面不至失控,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有限,国家的整体实力在慢慢积累慢慢增长,对外来说,开局之初因为有太宗这样的军事专家主导,也正好赶上高句丽、突厥这些敌对势力正好步入一个衰退时期,所以帝国疆域不但处于日益扩张之中,而且相当稳固。 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隋末唐初是一个新旧转换的时期,社会性质和结构都在发生着本质性的改变,继承自南北朝以来的唐初体制到了这个时候,内部也有一种创新转变的需求,唐玄宗的开元统治就是一个对于初唐进行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很多改革举措,不但对开元时期有着重要影响,以至于对整个唐帝国之后的命运走向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决定作用。 开元的极度辉煌和天宝的骤然轰塌,其实内在原因都隐藏在了这个时段的所有改革举措之中,当然最后帝国受到重创,有玄宗个人荒政享乐的原因在内,但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决定这个帝国走向的一定是其内在结构,研究历史就很有必要对同时导致辉煌和轰塌的内在因素,进行一番认真的检讨。 开元最初,玄宗所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皇权的不稳定,自己是通过两次血腥政变上台,搞政变的当然不希望别人也学会这招,还是得想办法尽快把皇位坐稳来。玄宗在这个方面可谓是想尽各种办法,从对禁军的掌控,到赋予家奴宦官更大的权力,再到对李家宗室成员又拉又打,后宫女性更是被严加管控。 这些举措都相当有效,成果很快得以显现,但是其中一些制度的变更到了后来简直又要了李唐的老命,在以后的发展之中,我们会再进行细致分析。在坐稳皇位的同时,玄宗考虑的是如何将已经乱哄哄的朝政,来一次体制性的重大变革,没有一个全新的体制,未来的发展就根本无从谈起。 自从武则天专权以来,唐代政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从前那种制度化的政治运作模式受到严重的损害,过去是三省六部制,一切政治行为都有着严格的程序,大家在一套规则之中行事。但是由于武则天以及其后的一些政治主导者,都不是名正言顺的统治者,都是在原先游戏规则之外的获利者,那么他们要想掌握主动,当然最大可能就是在规则之外进行名不正言不顺的政治活动。 比如武则天时期权势颇大的“北门学士”群体,就是一群没有通过吏部铨选,而被武则天私自招揽来的非正式顾问团队,属于女皇的私人势力,这无疑是对尚书省、吏部这样的正式机构的严重夺权,也没有制度化可言。到了韦后这些人参政的时候,大量“斜封官”开始出现,就是走后门根本无视人事制度的存在,大量地私自任命外朝官员,唐初运行良好的一套机制已经遭到极大破坏。 作为帝国行政最主要首脑的宰相,在三省六部制度下是一个群体,就是三省的领导者都可以被视作是宰相,理论上应该是六名左右的配置,但是随着皇权的任意性加大,宰相这个群体也不再仅仅局限在三省领导,只要皇帝想任命谁当宰相都可以,最严重的时候是在中宗时期,一度达到了同时有十七位宰相的庞大规模,这主要是由于政权不稳,政变连连,政变有功人员无论如何都要赏赐一些官职勋位,要是封赏不到位的话,搞不好就迎来下一次的政变。宰相的任命也就进入了一个怪圈。 唐玄宗发动过两次政变,有功人员当然不少,张说、刘幽求、钟绍京、王琚、崔日用、魏知古一大批政变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在诛灭了太平公主以后都得到了丰厚的物质奖赏和官位晋升,但是显然有着更大抱负的玄宗是绝对不愿意看见这种局面的长期存在。 长时间的连续政变,已经很大程度上败坏了当时的政治风气,大家无非是进行投机,成功了就向新主索取利益交换,没有满足胃口的,那么很可能就会悄悄地寻求下一次政变的新主人前去投靠,而且这班投机上来的人物,除了政变老手所应该具有的临大事能决断的能力之外,对于日常的行政举措一窍不通,根本无法适应新时期的政权建设(这其中张说是个例外,以后会谈到)。 尽管自己也是一个政变老手,但是李隆基绝对不是一名没有节操的投机分子,相反李三郎无论是品味还是胸襟方面都超凡脱俗,对于自己的未来有着满腔的政治抱负,绝不希望蝇营狗苟,澄清御宇是他一贯的追求,更重要的是此时他已经足够成熟来掌控和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在政变时期,唐玄宗可能已经对未来的局势进行过了全盘的分析,下一步该怎么走,他心里已经有数。 首先开刀的就是宰相制度。在七月政变刚刚结束,十月玄宗“讲武于骊山之下”就是在骊山进行了大规模的阅兵仪式,“征兵二十万”规模空前,但就是在这个场合,玄宗以“军容不整”为由,将政变大将、兵部尚书郭元振就地解职“将斩之”。 尽管在惊愕的群臣苦苦求情之下保住了老郭的一条命,但是大家也知道了玄宗重振皇权的意图,现在没有谁可以再向天子的权威挑战,不管你在天子的上位过程中立下过什么样的功勋。 这次大规模的阅兵,关中三百里之内的地方官员都需要前来觐见天子,自然前朝宰相、64岁的时任同州刺史姚崇也在列,这位早就被玄宗所看重的老臣应该也预料到了今上对自己的赏识,一见面玄宗就开门见山说想重用提拔姚崇担任新的宰相,老姚显然也是有备而来,给明君提了自己条件,说必须遵守自己的十个条件才愿意出来给你当CEO,而这著名的“十事要说”基本都道出了玄宗的施政理念,君臣一拍即合。 “前有房(玄龄)、杜(如晦),后有姚(崇)、宋(璟)”,唐代第二波名相潮就此登上历史舞台。贤相姚崇也绝非道德模范谦谦君子,一旦掌控权力,立刻毫不留情地利用各种手段将张说、刘幽求这样的和自己执政理念相左的政变有功之臣,统统清理出了宰相的队伍。 玄宗用人不疑,不但给了姚崇最大程度的信任,而且就此确定了两位宰相名额的新配置。一位是姚崇这样勇于办事承担责任的进取型宰相,而他的助手则是艰苦朴素、道德无缺但是懂得谦让,甘居助手的卢怀慎一类有水平的好好先生。 姚崇不是谦虚的人,有一回问自己的助手,自己能和古代什么样的前辈宰相相比,助手还没回答就抢先又问“是不是和管仲、晏婴一个水平”,助手也不客气说跟管、晏比,您还是有差距,最多是一个“救时之相”,谁知道姚崇扔下笔一拍大腿“救时之相,你以为很多的嘛?”得意之色溢于言表。开元天子和救时之相正在开启一个盛世的帷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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