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底线：管理的忧思
王道管理
曾仕强
今天
宋楚交战，宋军已经成列，楚军正在渡过泓水，国相目夷劝宋襄公击其未济，襄公不同意。楚军既已渡河，尚未成阵，宋襄公又一次拒绝进攻。直到楚军结阵已成，这才鸣鼓而攻。宋军大败。打了败仗，国人抱怨宋襄公。他辩解说：君子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擒捉上了年纪的老人，不攻击尚未成阵的敌车。我虽然是亡国之余，也不忍有违这些古礼。 目夷却认为宋襄公这种做法很愚蠢。他说：“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就是说你要是怜惜敌人二次重伤，你一开始就不该伤害他，你要是爱护老人，在战场上看到老人就接投降得了。既然不可能做到这样，你又想复国，又想称霸，又要发动战争，那就只剩下你死我活不择手段了。 这就是著名的“子鱼论战”的故事，也是后人诟病宋襄公“蠢猪式仁义”的有力例证。但实际上，子鱼的观点十分危险，他的论点再进一步就是“既然我做不了圣人，那就当个恶人好了”，这是种极端思维，被称作“两难推理”，但想必是当时春秋时许多人心中日渐增大的一种声音。尤其是来自西北之地的秦国，可谓把不择手段用到了极处。 宋襄公自认“亡国之余”，指的是宋国是殷商后裔。周灭商，把商朝遗民集中起来，建立起宋国。这些人不肯放弃遗民身份，其礼制和宗教，和周人都有不同，他们别有一种文化上的骄傲，宋襄公正是其中典型。纵观宋襄公一生，他少年有让贤之名，之后更是有仗义助齐之功，本该是大有作为的，只不合他坚守着“仁义”的底线，固执地进行着“复国”的梦想，最终失败，也不过是“时不我待”罢了，就如目夷所说“天之弃商久矣，不可”。 襄公的后裔，更有一位和他一样固执的人，重仁，重礼，却一辈子不能成就理想。他长大后，还曾回到宋国，穿一穿故国衣冠，这就是孔子。 【企业管理智慧】 当代管理特别重视竞争，重视权变，也似乎特别鄙视宋襄公这种不够随机应变，竞争起来也不够决绝的做法，并指之为愚蠢。但实际上，宋襄公这种坚守自己的底线，不会为了达到目标不择手段的做法才是我们最该去学习的。 孟子说，人和禽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羞恶之心的，而动物没有。这种羞恶之心，就是我们常说的羞耻心，就是一个人做人的道德底线。也就是说，作为人，最基本的评价标准就是他的道德底线，一个不择手段的人，是不配称之为人的。 就说这次引起全社会恐慌的疫苗事件，大家都已经很清楚，生产疫苗的企业为了利益最大化，竟做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企业家既要赚钱，也要有社会责任！ 那么，怎样评判一个人是否有底线、有原则呢？那就是看他是否有责任心。一个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有高度责任感的人，就是一个道德水准过关的人。守住道德底线，说容易也容易，说困难也困难，容易就容易在只要你对人负责，对事负责，对自己负责，就是守住了你的底线，但难点同时也在这里。一个人是否有底线，有责任心，都体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中，这是一种一辈子的修行，并非说说那么简单。道德是无形的，但它的影响甚至决定是方方面面的。 松下幸之助说过：“我的责任就是为公众提供卓越的产品，丰富他们的生活，并带去乐趣。如果我们公司的利润下降、收入减少，就说明了我们没有履行我们的社会责任。” 在管理者来说，如果为了控制下属不择手段，终究会导致“官逼民反”，会造成管理的信任危机，秦国为什么二世而亡，想必能给我们很多启示。想要长治久安，基业长青，终究要走回激发成员的能动性的道路上来。 在企业来说，如果形成不择手段的企业文化，整个企业将落入一种极为危险的境地：一个人的不择手段，可能仅仅是个人的堕落；一个团队，如果做事不择手段，带来的就是管理的彻底失控；一个社会，如果不择手段，带来的就是礼乐崩坏，就是天下大乱。 试想一下，如果你的公司所有人都上行下效，到处都是为了上位不择手段的竞争甚至结党，到处都是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争取甚至贪腐，企业目标和企业利益形同虚设，企业秩序彻底崩坏，企业信誉更是荡然无存，你还会沾沾自喜于自己此时的一时得计吗？ 由此可见，管理之道，纵然所求在利益，但是从来都不是可以为了利益不顾一切的。无论何时何地，即使明知会失败，我们还是应该如宋襄公那样有所坚守，守住自己的底线，也就是守住头顶那一片湛湛蓝天。 【曾仕强语录】中国人最美好、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凭良心为人民服务。凭良心做事你就是神，不凭良心做事你就是‘鬼’，就这么简单。 ——曾仕强 《序卦传》讲得很清楚：聚而上者谓之升。把好的人、好的事情聚集在一起，就要不断向上升，而不是向下降。向上是什么意思？就是正大光明的意思。千万要记住：目标要正大，行为要光明，这样就可以不停地去追求上升。 ——曾仕强 我们不仅要追求升官发财，更重要的是要做到升而不降，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上升，归纳起来，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第一，诚信务实；第二，积小成大；第三，适可而止。 ——曾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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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为什么73 > 《曾仕强易经风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