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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平洋岛民强制劳工贸易的 发展、特点和影响（1863—1911） 王华 内容提要 19世纪60年代，太平洋岛屿种植园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刺激了太平洋劳工贸易的产生。该贸易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扩张的衍生物，由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所主导。80年代，受到太平洋“白色化”和“白人至上”观念盛行的影响，该贸易逐渐走向衰落，直至20世纪初彻底消亡。以南太平洋岛民为对象的强制劳工贸易具有强烈的奴隶贸易特征和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强制劳工贸易极大地冲击和改变了南太岛屿社会，促成了南太平洋殖民经济的繁荣，确立了太平洋地区的种族主义和社会等级，初步奠定了19世纪后期美国在太平洋的经济利益，在客观上推动了太平洋地区的全球化进程。 关键词 种植园经济 南太平洋岛屿 强制劳工贸易 种族主义 白人至上
19世纪初至60年代，欧美国家相继从法律上终结了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与此同时，太平洋这一片浩瀚的殖民“处女地”开始进入列强激烈争夺的视野，继而引发了“准奴隶贸易”性质的强制劳工贸易的出现。太平洋劳工贸易是资本主义种植园经济的直接产物，其贸易对象——契约劳工是用于大种植园生产的廉价劳动力，是种植园主降低劳动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获取更高利润的手段。从19世纪40年代末兴起至20世纪上半叶衰落，太平洋劳工贸易成为世界劳工贸易史上的又一段黑暗记忆。它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中、南太平洋的经济殖民化，其与“白人至上”的种族意识相结合推动了19世纪末太平洋地区的“白色化”进程。 迄今为止，国内的太平洋劳工贸易研究基本只集中在契约华工贸易问题，且以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淘金热”以及铁路建设所引发的华工移民问题为主，对因种植园经济发展所引发的劳工贸易问题则鲜有专论，至于其中的南太平洋岛民强制劳工贸易问题就更是缺乏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外学界对南岛强制劳工贸易日趋关注，但多是从特定的研究视角针对该贸易的某一具体部分或时段进行研究，均不够系统。本文将以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南太平洋岛民强制劳工贸易（后文简称南岛强制劳工贸易）的发展作为整体考察对象，梳理出该贸易的形成条件、发展概况和种族主义特质，并尝试对其特征、性质以及历史影响做出分析。 一、 太平洋岛屿种植园经济的发展与劳工贸易的出现 太平洋劳工贸易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扩张的衍生物，产生于以世界性贸易和竞争为目的的太平洋岛屿种植园经济。19世纪上半叶以来，欧美殖民力量打破了太平洋地区各传统社会的封闭性，引入了现代资本经济要素，在改造当地传统经济形态的同时，也将之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种植园经济就是其中之一。从19世纪50年代始，在北起夏威夷，南到斐济、汤加、萨摩亚的热带、亚热带岛屿上，以及英帝国治下的澳大利亚殖民地，欧美殖民者将甘蔗、咖啡、棉花、可可等国际贸易农产品引入，通过强租、强占、廉租等方式征用土地，建起规模庞大的单一类型的商业种植园，形成了较为密集的太平洋岛屿种植园经济网络。19世纪60年代起，太平洋岛屿种植园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并经历了两个主要的发展期。美国内战结束前后，棉花种植园发展最为迅猛。此后，甘蔗种植园取代棉花种植园成为支柱产业，同时发展起椰子、可可和茶叶种植园。种植园的经营者大都来自英、美、德、法等国，欧美投资成为其最重要的资本来源。在地域分布上，夏威夷的甘蔗种植园经济被美国掌控；萨摩亚的种植园产业被德国控制，以可可种植最为突出；斐济和汤加的种植园以英国资本力量为主，美国也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比例，种植作物主要是棉花和甘蔗；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殖民地主要分布着英国人兴建的棉花和甘蔗种植园；塔希提和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也有种植园分布；新西兰虽然少有经济类作物的种植园，但也耕种麦类等粮食作物。种植园产品主要面向国际市场，如欧洲（棉花）、美国（蔗糖）、亚洲、拉美等，以及南太区域内的互销。 种植园经济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作量和工作强度大，所需人力甚巨。一般来说，每六七英亩种植园就需要一名精干的劳工，棉花种植园需要的劳力就更多。因此，劳动力问题始终是制约种植园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欧美劳动力成本太高，且愿意远涉万里来此从事苦力劳动的人数寥寥。于是，以亚裔劳工和南太平洋岛民为主要对象的劳工贸易应运而生，成为一项利益极其巨大的生意。 太平洋上最早的劳工贸易大约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的澳大利亚。就其渊源而言，它是17世纪以来欧洲契约工贸易的延续。欧洲人在向北美殖民的过程中曾经使用了契约工制度。19世纪上半期，契约工制度转移至亚洲，逐渐成为华人和印度人向海外，特别是向英帝国殖民地移民的主要形式。40年代末至7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淘金热以及50年代夏威夷的种植园经济，吸引了最早的大规模亚裔劳工潮。 太平洋劳工贸易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类是南太平洋岛民劳工贸易，以绑架、强迫为基本手段，劳工几乎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地位几近于奴隶；另一类是契约劳工，劳工本人或自愿，或受骗，或遭强制，到种植园中做两年到三年的苦力，在身份地位上略好于强制劳工，基本是来自中国、日本、印度和菲律宾的亚裔。“契约制”是太平洋劳工贸易的表面特征，不管是南岛劳工还是亚裔劳工，都有口头或纸质的对劳工期的限制，一般为3年。贸易的主导者是欧美白人，交易也主要发生在欧美白人之间。太平洋劳工贸易是一场横跨太平洋甚至跨越大陆的人员大流动。在其存在的半个多世纪期间，总数超过百万的不同肤色、族裔的劳工，从太平洋各地流动到夏威夷和斐济等太平洋岛屿、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以及拉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太平洋世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面貌。 作为太平洋劳工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岛强制劳工贸易具有其历史特殊性。它的主要征募范围几乎遍布整个中、南太平洋地区，新赫布里底、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等是重灾区；对象是岛屿上的原住民；征募途径主要通过贿赂欺骗、强制绑架、与当地统治者合作（如斐济的“政治包身工”）、以及挑动部落间战争以获取战俘等方式，以极低廉的成本投入获得劳工资源，用船运销至太平洋各处的种植园，包括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斐济、萨摩亚、社会群岛（Social Islands）、新喀里多尼亚、夏威夷和秘鲁等。其中昆士兰和斐济是最重要的两个市场。就性质而言，“这一劳工征用体系表面上是自愿的，实际上是一种绑架，劳工们的地位类似于奴隶”。它是太平洋劳工贸易中最黑暗最受诟病的一种类型，在劳工的征募中极尽欺诈、暴力、屠杀之能事，对待征到的劳工残忍、非人道，并不惜让诸多原住民社会陷入恐慌、分裂和动荡。因此，它被称为“打黑鸟”（blackbirding），是“奴隶贸易的复兴”，在“非人道方面较之旧的非洲黑奴贸易有过之而无不及”。 英国人是最早的南岛劳工贸易的实施者，并在初期发挥了主导作用。南岛强制劳工贸易最早出现在1847年，英国人本杰明·博伊德（Benjamin Boyd）尝试从新赫布里底（New Hebrides）向澳大利亚输入“土著人”牧羊。但其发展成规模化的劳工贸易类型，则是在美国内战结束前后。美国内战期间，南部的棉花种植受到严重影响，联邦政府又采取禁运，世界棉花贸易遭遇重创。兰开斯特的棉花价格从1861年的每磅7美元上涨至1864年的每磅13.5美元。欧洲的工厂开始寻找其他原棉来源，导致北澳大利亚、斐济等地的棉花价格上涨，棉花种植园变得有利可图。由此，中、南太平洋地区的棉花种植园经济规模迅速膨胀，直接引发劳工危机，种植园主开始从南太岛屿上引进廉价强制劳工。一时间，“对肯纳卡人（Kanakas）的需求变得非常巨大。从夏威夷到昆士兰，从塔希提到斐济，同时有超过50艘船在从事奴隶贩运。”在70年代初之前，来自英国和澳新殖民地的南岛劳工贩子人数最多，美国人和劳工贸易船只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略逊。1872年以后，由于英国通过并实施了限制南岛劳工贸易的法律，英国强制劳工贸易的空间遭严重压缩，不仅在公开程度上大幅降低，参与人数和贸易规模都显著下降，逐渐在与美国人的竞争中丧失了贸易主导权。 二、 南岛强制劳工贸易的猖獗 19世纪60年代末，南岛强制劳工贸易逐渐达到顶峰。美国人渐渐成为南岛劳工贩运的新主力。内战和奴隶制在美国的终结促成了所谓的“邦联大离散”（Confederate diaspora），大批南部种植园主和白人逃离美国，其中相当一部分来到太平洋。他们在夏威夷、斐济、昆士兰等地重建种植园，并将南部的奴隶制用工方式复制了过来。只不过，这次受他们压榨的种植园劳工不再是非裔奴隶，而是强制劳工和契约劳工。他们对廉价劳工的追求进一步刺激了南岛强制劳工贸易，其中一部分人甚至直接成为准“奴隶贩子”。美国政府和海军的有意纵容，也推动了该贸易的规模化扩展。1862年，英国政府曾向美提出在太平洋采取联合海军行动来对抗强制劳工贸易的提议，遭美国驳回。1872年，一项旨在消除太平洋诸岛劳工贸易的法案又在美国国会遭否决。这些都在客观上为从事该贸易的美国人提供了“合法”的贸易空间。 罗伯特·唐斯（Robert Towns）早年从事对华檀香木贸易，学会了如何与美拉尼西亚人打交道。当他投资昆士兰的棉花种植园后，就开始引进南岛劳工。1863年，他把首批60名岛民带到昆士兰。詹姆斯·T.普罗克特（James T. Proctor）作为一个南部逃离者，投身南岛劳工贩卖，其主要活动地在斐济、新赫布里底和萨摩亚，对在斐济重建“奴隶制”种植园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876年，他在新赫布里底用“酒精……和子弹”欺骗和强迫岛民成为强制劳工，强奸、杀人，可谓罪恶累累。查尔斯·海德（Charles Hyde）最初从新喀里多尼亚干起劳工贩卖的勾当，1865年5月以后，斐济附近的洛亚尔提群岛成为他经常从事劳工掠卖的地方。威廉·“土霸”·海斯（William “Bully” Hayes）在美国南岛劳工贸易商中最为臭名昭著。他长期从事南岛劳工的掠卖，仅经他手被卖到南美的南岛岛民就多达数千人。他最无耻的行径之一，是在劫掠劳工时惯以强奸虐待少女为乐，被他糟蹋致死致残的少女不计其数。1869年，他在汉弗莱岛劫掠，竟意图“将所有女性岛民都弄上船。”美国政府对海斯之流在南岛劳工贩运中的罪恶十分纵容，把他们视作服务于政府的个人，英国殖民当局对这些人的行径也未加制裁和阻止。1870年秋，海斯被萨摩亚岛民抓获，送交政府，却最终在白人领事的干预下被无罪释放。圣弗朗西斯科甚至直接成了太平洋劳工贸易的重要站点，该地有不少人加入了南岛劳工贸易。美国人还为其他欧洲人建造专门的劳工贸易船，从中牟利。总而言之，美国人在“这一臭名昭著的商业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上都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美国的旗帜被当成掩盖奴隶贸易邪恶的遮羞布”，他们是南岛强制劳工贸易的主力军。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学界在对该问题的认识上，至今都在为自己寻求开脱。有学者否定该贸易的胁迫、绑架等强制色彩，坚称它就是一种“契约劳工”贸易，“主要是一种基于自愿的商务活动，服从政府的监督，岛民也是自愿的参与者”。甚至连当年劳工贩子为自己辩白的说辞——“尽管与劳工贸易有关的所有故事都充斥着血腥、谋杀和绑架，……但该贸易对殖民地和那些岛民同样有利”，竟也得到某些学者的支持。但否定和狡辩并不能改变事实的本质，大量的材料足以证明太平洋强制劳工贸易的不道德性和非正义性。这种所谓的“文明”辩护，其实只对贸易者和种植园主适用，他们才是唯一被“文明”了的对象。 与此同时，英国人特别是澳新殖民地的欧裔白人、其他欧洲人乃至原住民统治者，也积极参与强制劳工贸易。威廉·T.沃恩（William T. Wawn）是昆士兰一个著名的劳工贩子，后来他还把自己长达17年的“贩奴”经历的记录结集出版。尽管他极力为自己的行径遮掩美化，但从中我们依然可以深切感知到“奴隶”贩子们的罪恶和这段历史的黑暗。或许是为了反衬自己行为的“正当”，书中对法国劳工贩子的绑架、屠杀、虐待、强奸等恶行毫不隐讳。新西兰人也以契约服务的名义参与贩运奴隶劳工，其目的地主要是昆士兰和斐济。原住民统治者也成为强制劳工贸易的帮凶。斐济国王对岛民课以重税，凡无力交付者，即判入白人种植园劳作，“这一制度造成了极度的灾难，几乎导致拉（La）、巴（Ba）两地的人口灭绝”。 在南岛劳工的劫掠中，健康的青壮年男性岛民和女人最受欢迎。前者是贸易的首要目标，为种植园提供精壮的劳力，后者主要是平衡种植园的性别比例，为种植园主提供家奴和性奴。未成年的劳工被认为是最容易教化改造的，通常被卖作家奴。这从贸易价格上也得以体现。以16岁为限，其上的成年人价格较高，其下的未成年人价格偏低。成年人中，长相漂亮的女人价最高，每人约13英镑；健康的男人每人8—12英镑。未成年的男孩女孩，每人5—7英镑不等，最低时每人2—3英镑。用于南岛劳工贸易的船只一般都是专用的帆船。19世纪70年代以前以双桅帆船为主，吨位多在50吨—300吨之间。船体结构一般分上下两层，下层用于储运劳工，中间用厚木板再隔成两个独立空间，一大一小。前部的大舱室用来装运男性劳工，后面的小舱室用于女性劳工。每个舱室都设两排上下通铺，整个空间密闭，没有光线透入，只在顶部各开一个狭小的出入口。劳工一旦被关入舱室，就禁止中途出去，直到运抵贸易目的地。一艘载重115吨的双桅纵帆劳工贸易船满载数量为109人，劳工贩子通常尽其所能地满载或超载劳工。因此，舱中往往非常拥挤燥热，臭气熏天，不时发生劳工病死的情况，死者的尸体（甚至病重尚未咽气的人）会被直接抛入大海。 在整个南岛劳工贸易期间共有多少岛民被掠卖，学界看法不一，但通过对有限资料的整理可大概呈现其规模轮廓。1863—1904年，输入昆士兰的“契约劳工”总数为62,475人，其中来自太平洋诸岛的就有6.12万人。另外，从诸岛输往其他太平洋种植园的还有约4万人，1862—1863年运往秘鲁的约0.35万人。按此合计，整个贸易期间，太平洋诸岛的强制劳工贸易总数至少10.5万人以上，这其中还不包括在贩运期间遭杀害或因其他原因死亡的人数。霍维（K.R. Howe）的估计数字要更高得多。他认为，1863—1914年仅从美拉尼西亚输出的劳工数量就达10万人以上。南岛劳工贸易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到达顶峰。在其繁荣的最后几年里，往来于诸岛和昆士兰、斐济之间的劳工贸易船在30艘以上，单个贸易季期间每艘船都要跑三个来回。 从需求地的南岛劳工数据统计来看，1866至1891年被运往昆士兰做苦力的岛民约4.8万人，绝大部分来自所罗门群岛，仅1876年就有6,516名南岛劳工运入。1901年时，昆士兰还有9,324名密克罗尼西亚人在册。斐济从1864年开始接收南岛劳工，1884年后开始衰落。1864—1911年间斐济共接收26,460名“契约劳工”。夏威夷从1868年开始引进南岛劳工，以波利尼西亚人为主，1877—1887年共有2,383—2,403名来自吉尔伯特岛和新赫布里底的劳工输入。夏威夷种植园主格外青睐南岛劳工，在他们看来，“就种植园的诸般工作而言，没有哪一类外来非熟练劳工能够与‘肯纳卡人’相媲美”。在新喀里多尼亚，1882年时有官方记录的南岛劳工中，新赫布里底人就有5,148个，其中3,632人是通过非正常渠道掠卖而来。萨摩亚输入劳工的准确数量无从考据，但较输入昆士兰、斐济和新喀里多尼亚略少。另外，1862—1892年，共有1,668名波利尼西亚劳工被输入塔希提。 新赫布里底群岛是强制劳工征募的重灾区，整个贸易期有近乎一半的劳工来自该群岛。1867年的一份传教士报告载，“该地区有大批土著……被当作劳工送往昆士兰、斐济、新喀里多尼亚、塔希提、托雷斯海峡，以及其他地方”。来自美、英、法的船只直接或间接地从事着这一生意，在其中一个岛上，他们来往“不少于18次。……群岛北部的几个小岛上的男性人口几乎全被掠夺光了”。强制劳工贸易直接造成了当地人口近乎种族毁灭式的剧减。在贸易最兴盛的时期，新赫布里底有约7万健康的男孩女孩被劫走。1870年时新赫布里底有大约65万人口，到19世纪末其人口剧减至约10万。群岛中的一个名为福尔图纳的小岛，1870年时有约900居民，当年竟有41艘贸易船对岛民进行绑架式掠卖，“丈夫失去了妻子，更多的是妻子失去了丈夫；孩子们没有了父母，父母没有了孩子……岛上人口剧减。”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也是强制劳工的重要来源地。1863—1904年，所罗门群岛南部的珊瑚海地区有约6万人被当作强制劳工卖至昆士兰。1883—1884年，新几内亚强制劳工贸易骤兴，在18个月里有5,797名北部人被卖往昆士兰；1883年下半年，新爱尔兰水域有1,329个岛民遭掠卖。 三、 南岛强制劳工贸易中的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是近代殖民运动开始以后就广泛存在的现象，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人种学、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美的兴起和发展，种族歧视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展和加剧。作为太平洋殖民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太平洋上的跨种族劳工贸易也必然表现出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 “肯纳卡人”是白人对夏威夷及南太平洋群岛上的土著人的一个侮辱性称谓，很可能是美国劳工贩子始创，在美国、昆士兰北部和其他一些太平洋区域被广泛使用。就其含义而言，“与美国南部使用的‘黑鬼’和‘臭小子’差不多”。“肯纳卡人”被认为是和“黑鬼”一样适合于种植园农业劳作的人群，所有这样的非熟练人力活都是这类“低种族”的专利。肤色和社会情况的相近性，可能也是南岛人被欧美人按照对美国南部黑人的方式对待的原因之一。如在斐济，其较深的肤色以及在地名上与非洲坦噶尼喀湖地区地名的相似性，让白人想当然地以为他们是源于非洲。格莱斯顿（William E. Gladstone）认为，他们虽然肤色上并非全黑，但仍是“黑鬼”，澳大利亚土著就是人类种族中最低等的，斐济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巴布亚种族也被与非裔种族联系在一起，归为“黑人的后代”。萨摩亚人被美国人视为与黑人同种族，萨摩亚以南的“黑人种族出身的”岛民更低劣，“非常野蛮”。马克·吐温也将夏威夷人直称作“黑鬼”。密克罗尼西亚人被描述成“大洋黑人”，波利尼西亚人被认为属于“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和黑人人种”的混合种族链条，且黑人基因在其中占了主导；“东部的棕色波利尼西亚种族无疑是黑人的近亲”。甚至就连开明作家罗伯特·史蒂文森也没有摆脱对南岛人的种族歧视，说他们“黑得像黑鬼，奇丑无比，灵魂贫乏”，好战而烹食人肉,“有时会很坏很野蛮，会闯进村子里偷盗、杀人”。“黑鬼”一词也被直接转用到所有太平洋岛民身上，恰恰表明了太平洋劳工贸易与非洲奴隶贸易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更甚者，在某些贸易商和白人定居者的眼中，南太岛民“差不多只是类人而已”，只堪被拿来“不加选择地射杀和灭绝”。萨摩亚的德国种植园里，监工“用皮鞭抽打他们，逼他们干活”。1871年，斐济的白人种植园主约翰·詹姆斯竟拿射杀斐济人来取乐。 南岛强制劳工贸易本身的“准奴隶贸易”性质也是典型的种族主义表现。正是基于对岛民的种族歧视，白人劳工贩子和种植园主都在观念和行动上以“奴隶”来对待他们。1802—1845年，欧洲主要殖民国家先后终止了奴隶贸易，并在本国逐步废弃奴隶制。然而，直至19世纪60年代，奴隶贸易在很多地区特别是拉美事实上存在，被基本禁绝的只是从非洲向外的黑奴贩运而已。美国于1807年废止黑奴贸易，但正式废除奴隶制度则是1863年。因此，在南岛劳工贸易兴起之时，奴隶贸易和它赖以依存的奴隶制并未彻底消失。在太平洋上，竞争的存在、观念的滞后和管理的失控都为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苟存提供了条件，这里成了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最后的天堂。早在强制劳工贸易发展之初，它就被时人斥为奴隶贸易，从事这一贸易的人也被称作“奴隶贩子”。1871—1872年，斐济的媒体多次宣称，在波利尼西亚乃至整个南太平洋存在着奴隶贸易和绑架，昆士兰和斐济正施行强制奴隶制。英国领事也报告说“整个南太平洋的（岛民）劳工体系明显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 南岛劳工的境遇悲惨，不仅在强制“征募”过程中面临被打死的危险，且在贩运途中所受待遇也比黑奴好不了多少，死亡率很高。1882年的一份证言显示，在约12.5万名被输出的强制劳工中，约有1.6万人至1.7万人死于中途。到达工作地后，他们又要继续遭受种植园主的压榨和虐待。美国南部的种植园奴隶制还促成了太平洋岛屿种植园经济的奴隶制翻版——奴工制。在斐济，白人的种植园基本都采用这种用工形式，南岛劳工被当作奴工来对待。从1871年开始，契约劳役期也在实践中名存实亡。种植园主们在劳工的契约期满后，并不将其释放，而是继续强制他们在种植园中做苦力。1870年前被贩卖的17,328名新几内亚强制劳工，最终只有9,610人返回了家乡。即便劳工得到遣返，如果不是被直接送回自己的家乡，而是遣去其他岛屿，就可能被再次掠卖甚至杀害。斐济种植园的劳工既要从事强度极高的劳动，也要忍受极度糟糕的生活条件，死亡率很高。据统计，1879—1913年，斐济南岛劳工契约期内的年均死亡率为10.8%，是该地印度裔劳工年死亡率（1.9%）的五倍多。昆士兰的南岛劳工年均死亡率也高达7.4%。此外，他们还得长年遭受类似“黑鬼”一样的精神歧视。为此，南岛劳工们的逃跑成为太平洋岛屿种植园的普遍现象。由此导致的劳动力缺口又催生进一步的劳工劫掠，如此恶性循环不止。 美国南部种族歧视做法在南太平洋部分地区的移植，也是强制劳工贸易中种族主义的一个典型表现。在斐济，一些曾盛行于美国南部的种族规则得以复活，“有色人种在斐济就跟在印度或者美国南部诸州一样，被禁止与白人共食”。随着种植园劳工和当地岛民的逃亡、反抗的加剧，美国南部的“三K党”势力在南太平洋地区尤其是斐济开始兴起。从事劳工贸易的美国人最先从“三K党徒”的骇人装束得到启发，开始改装。他们也戴上锥形的高顶纸板帽，套上白色长袍，罩上黑色的面具，用这恐怖的造型“教育”当地岛民。进而，一个名为“三K党哀歌”（The Lament of the Ku Klux Klan）的组织在斐济欧伐劳岛东部由白人自发结成，用于镇压原住民和种植园南岛劳工的“叛乱”。1873年11月，另一名为“白人居民政治协会”（White Resident Political Association）的种族组织投入运行，美国领事C.W. 德鲁里（C.W. Drury）和来自美国南部的定居者威廉·皮克汉姆（William Peckham）成为头领。其他一些地方也随后出现了类似的组织。“三K党”发展极为迅速，不仅美国人纷纷加入，一些英国人也参与其中，英国领事甚至还做了一个组织的首领。他们“法外施法”，将“白人至上”作为共同追求的目标。“三K党”成员一般都武装持枪，对于任何当地人的“侵犯”都毫不手软，并打击一切向当地人出售武器的行为。1872年之后，当斐济萨空鲍当局改变与白人劳工贩子的合作政策，转而限制劳工输出的时候，欧美人开始攻击斐济政府，将国王称为“野蛮的食人王”。美国人利用这些殖民者的愤怒，推动所谓的“种族共和主义”（racist republicanism）和“统治民族民主”（herrenvolk democracy），意图用“1,500名……外国人统治20万斐济人，让他们成为农奴”。 四、 “白人至上”观念与南岛强制劳工贸易的衰落 大量南岛强制劳工和其他族裔契约劳工的涌入和流动，直接冲击和改变了南太平洋和澳大利亚的人口构成，“白人优势”遭遇挑战，深色（darkness）与白色（whiteness）的对立日益严重，这进一步加深了种族主义在太平洋地区的发展。特别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亚裔劳工贸易的兴盛和亚裔劳工人口的快速增长，最终导致了“白色化”（种族纯净化）的快速推进。 对深肤色人种的反对和抵制率先从澳大利亚、斐济等地发生，继而扩展到夏威夷等地。劳工的大量输入在19世纪80年代导致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地区白人失业率的上升，殖民地官方承认，“我们不能得到足够的工作，我们不能，我们也做不到”。这成为引发澳大利亚社会和殖民地政府反对有色人种劳工输入的直接诱因。1880年以后，在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深肤色劳工数量的暴增致使白人优势一定程度上弱化。白人种族保护主义由此兴起，限制劳工的自由贸易，反对“深色”竞争的行动开展了起来。1881年，新南威尔士和新西兰先后掀起抵制、限制华人的运动。1883年，昆士兰政府意识到对当地有色人种的统治乏力。1884年，面对北澳地区“深色人种”快速增长的危险，澳大利亚出现了“门罗主义”，他们不愿意澳大利亚重蹈美国的覆辙，即因有色人种充斥而导致社会分裂。 19世纪80年代，亚裔劳工在夏威夷的增长也严重危及当地白人的优势。1887年6月，美国驻夏威夷总领事向国务卿詹姆斯·D.波特（James D. Porter）报告说：“（这里）近乎1/3的人口都是由亚裔构成的”，“也许，他们会成为我们的主人，操纵这个国家，这里将不再是一个白人的国度了”。进入90年代，夏威夷亚裔人口数量剧增，其中日裔人口占到了夏威夷总人口的59%。这个岛国陷入了“东方化”的危险中，日本人和华人也因此成了美国白人眼中的两个“恶魔”。华裔移民更被视为“人性度非常之低……堪与非洲丛林野人相比”。正是亚裔人的“到来导致了许多白人居民的离开”，极大地挑战了白人的优势存在。他们甚至被直接拿来与美国南部的黑人、西部的印第安人对白人优势的威胁相比较，呼吁对其输入进行管制。1887年，夏威夷的白人组成“夏威夷反亚联盟”（Hawaiian Anti-Asiatic Union），公开开展反对亚裔移民的活动。1888年，夏威夷政府在白人的胁迫下颁布宪法，剥夺日本裔和其他亚裔人的公民资格，限制亚裔移民。1893年，美国白人发动政变，推翻了夏威夷政府，确立起白人的统治地位，也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历史命运。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岛强制劳工贸易日渐衰落。 事实上，强制劳工贸易在兴起之初就已遭到宗教团体乃至欧洲多国政府的强烈抨击，英国政府还采取法律、行政和军事措施对其进行打击。但是，由于殖民地官方与本国劳工贩子勾结枉法的情况比比皆是，所以执行效果并不明显，并未阻止强制劳工贸易的进一步扩张。1868年，昆士兰政府通过《波利尼西亚劳工法》，试图规范南岛劳工贸易，但并未成功。1871年，派特森牧师和两个助手因反对“奴隶劳工”贸易而遭暗害。这一事件震动了新西兰和英国政府。次年，英国政府下决心对强制劳工贸易进行谴责和整治，由议会通过了《太平洋岛民保护法》，规定所有从事劳工贸易的船只必须经过注册，英国臣民绑架太平洋岛民为非法行为，要受到审判和惩罚，岛民可在案件中出庭作证。为保证执行力，英国政府组建了一支由5艘快船组成的海军巡逻队，专职负责搜捕触犯者。政府还派员上劳工贸易船，随船检查。1874年起，该法已在斐济和昆士兰实施。但两地在执行标准上大相径庭，昆士兰的执行效果尤为不佳，没有起到对强制劳工贸易的限制作用。英国的法律对美、德、法商人更是发挥不了实质性作用。在该法实施近十年后，强制劳工贸易反而发展至顶峰。法律和道德并未限制强制劳工贸易的发展，最终决定其衰落的还是白人心中对有色人种人数增长可能引致“白人优势”丧失的恐惧。 1883—1884年新几内亚强制劳工贸易的猖獗以及其中暴露出的诸多残酷性，终于促使英国政府全面禁止南岛劳工贸易。1885年8月，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通过法案，规定不再对招募南岛劳工颁发许可证，从1890年起全面禁止输入南岛劳工，并着手驱逐境内的强制劳工。当年，南岛劳工贸易开始遭到严格限制，俾斯麦群岛、新几内亚东部诸岛成为率先执行禁令的地区，向昆士兰和斐济输出南岛劳工的贸易就此走向衰落。但劳工贩子们并没有放弃该贸易，而是将劳工输出的目的地集中改向萨摩亚和新喀里多尼亚。尽管如此，强制劳工市场的收缩还是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贸易不可遏止的衰落。进而，华裔和其他亚裔契约劳工也先后被限制乃至禁绝。1901年，在第一届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中，南岛劳工问题成为主要议题之一，基于种族纯净化目的的“白澳政策”也在当年正式出台。“白色化”在太平洋上发展至高峰。1906年，南岛强制劳工贸易在昆士兰全面结束，近6,000名美拉尼西亚劳工被遣返。1911年斐济彻底终结该贸易。至于夏威夷，在其1898年并入美国以后，南岛强制劳工贸易也就全面消失了。 结论 太平洋南岛强制劳工贸易从19世纪60年代规模化发展，到80年代走向衰落，直至20世纪初彻底消亡，时间跨度约半个世纪。作为太平洋劳工贸易中的重要而特殊的类型，强制劳工贸易呈现出独特的性质和特征，并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通过对南岛强制劳工贸易的历史梳理，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第一，该贸易主要依托太平洋地区的大种植园经济网络产生和存在，因此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运行的有机组成部分，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扩展的衍生物。它在地域分布上具有太平洋中南部地区的全域覆盖性，体现了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跨域性、合作性和联系性。第二，该贸易是欧美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发动并控制的，具有多方参与的特点，但美英在其中发挥了明显的主导性作用。因此，它是欧美近代经济、政治殖民和竞争在太平洋上的表现之一，同时也应该被视为美国太平洋商业拓展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三，在性质上，该贸易带有明显的“奴隶贸易”色彩，它与太平洋大种植园经济网络中存在的强制劳动甚至是“奴工制”相结合，成为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在太平洋上的最后残存，是近代以来奴隶制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南岛劳工贸易、种植园奴隶制和斐济“三K党运动”等，都表明美国南部奴隶制对其具有直接的影响，是美国历史研究中不能完全忽视的一个补充内容。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它是旧的非洲黑奴贸易和美国南部种植园奴隶制在太平洋上的最后余波。南岛强制劳工贸易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特征，是欧美种族主义在太平洋的扩展和实践。“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在文化上建构了这一贸易的残酷性，并成为殖民条件下太平洋“白色化”进程的镜鉴。 南岛强制劳工贸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该贸易极大地冲击和改变了南太岛屿社会。贸易商通过诱骗、强制等方式，将大量原住民特别是青壮年转移出本地，导致很多南太岛屿人口剧减，摧毁了原住民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口基础。随着原住民人口的大幅减少，殖民者乘虚而入，他们带来了病菌和武器，造成更大范围和深度的死亡与混乱，逐渐改变了当地的人种结构和权力结构，继而开拓出更大的殖民空间。其次，该贸易确立了太平洋地区的种族主义，强化了“白人至上”观念和人种等级观念，也最终推动太平洋的“白色化”走向顶峰，完成了该地区的种族等级建构。再次，该贸易促成了南太平洋殖民经济的繁荣，维持了英属殖民地的稳定，巩固了德、法在南太岛屿的利益存在，为其进一步的殖民占领奠定了基础。同时，该贸易也是美国太平洋商业扩张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美国在太平洋拓展种植园经济、移民和商贸发展相结合，初步奠定了19世纪后期美国在太平洋的经济利益，提升了该地区对美国的战略价值。随着美国势力在中南太平洋地区的快速发展，从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政府逐渐明确并加大对太平洋地区的殖民投入，开始谋求在夏威夷、萨摩亚等地修建加煤站，推动建立殖民地，同时在斐济等地与英国产生殖民摩擦。总之，强制劳工贸易推动了太平洋的殖民化进程。最后，强制劳工贸易与契约劳工贸易一起，成为19世纪太平洋人员大流动的组成部分，加强了太平洋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与近代以来世界的一体化进程相联系，太平洋的整体化主体表现在人员、物资和文化的流动与交流，其中人员的流动无疑是最基础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强制劳工贸易在客观上推动了太平洋地区的全球化进程。
本文作者王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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