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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坐落于湘水之滨,南岳之麓,四周林木荫翳，院内幽静雅致。一千多年来，众多博学鸿儒在这里开坛设讲，湖湘文化也由此形成。晚清时期,这里走出了曾国藩、左宗棠等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 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智璇等两个和尚，推崇儒者之道，在此割地建屋，购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将它扩建为书院，于是，岳麓书院成为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等学府。又过了二十多年，潭州太守李允则重新扩建书院，他上奏朝廷，为岳麓书院修广舍宇，并请得了国子监的典籍。李允则的扩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周式任岳麓书院山长（注：古时书院的最高领导）。周式办学成绩卓著，闻名天下，受到了宋真宗的召见。宋真宗要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留在宫中讲学，但他坚持要回岳麓执教。宋真宗为其精神所动，只得答应他的回山请求，赐给其内府书籍，并书“岳麓书院”匾额。 北宋后期，岳麓书院被纳入到“潭州三学”的教育体制之中。所谓“三学”，即指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在者分成三个等级，学生通过考试，以积分高下逐级安排升舍。官办州学学生考试成绩优良者可升湘西书院，最高者方可升岳麓书院。这样一来，岳麓书院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地方的高等学府。 在朝廷和各级官府的支持下，北宋书院蓬勃兴起，并产生了一些全国著名的书院，如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和应天书院等。从历史渊源、发展规模以及办学成效讲，岳麓书院确已处于北宋书院之首。 南宋是中国书院制度的繁荣时期。南宋书院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理学思潮（注：理学是融合儒、释、道三教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和书院制度的密切结合。岳麓书院在南宋走向鼎盛，也是与理学思潮的相互影响分不开。 南宋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刘珙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开始修复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修成后，由张栻主持书院教事。张栻和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他主教书院之后，除了继续实现其教育功能外，又增加了学术研究的功能。 与此同时，其他学派的学术大师也在岳麓书院展开学术会讲。当时，湖湘士子闻风而动，纷纷来此研习理学，形成了湖湘学派，在南宋政治界、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 1167年,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崇安来到长沙。朱熹当时就是一名颇有名望的学者，来听讲学的人很多，盛况空前。这次岳麓会讲开创了不同学派在书院会讲的先河。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到潭州，在任期间，他着手振兴岳麓书院教育。朱熹兴学岳麓，对书院影响最大的举措是颁布“朱子书院教条”，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学规。 元朝时期,岳麓书院仍在绵延办学。明代岳麓书院教育还有进一步发展，规制更加完备。尤其是明中叶以后，王守仁及其弟子们纷纷来岳麓书院讲学，他们所倡导的心学思潮对岳麓书院的学术、教育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清初，岳麓书院更多地得到官方的支持，因此，书院的院舍建设、经费收支、管理体制等方面都有进一步发展完善。康雍乾三朝，对岳麓书院都大力扶持,，多方褒奖。清代岳麓书院不仅有理学传统的深刻影响，还受经学传播的影响。（注：经学可简单地理解为注解儒家经书的学问。）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中国进入社会急剧变革的近现代，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处于不断变革的过程中。后来，遂有“废书院兴学堂”、“废学堂兴学校”的不断变革发展。从1903年至1926年的20多年时间里，发生了“岳麓书院—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的学校更替，终于完成了从古代书院到现代大学的学制变革。 辛亥革命后,湖南的政界、文化教育界，就有不少人士考虑在岳麓书院办学的基础上创办湖南大学。1916年筹办湖南大学的呼声更高，湖南教育界著名人士胡子靖、杨昌济、杨树达、刘宗向、易培基等大力提倡。杨昌济（注：杨开慧的父亲，毛泽东的岳父）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对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有深刻的理解和切身的体会。他1913年留学归来，即开始酝酿创办湖南大学。 1926年2月1日，在岳麓书院原址上正式成立省立湖南大学。当时的《湖南大学校歌》中，明确写明湖南大学是“承朱（熹）张（栻）之绪，取欧美之长”，既要求继承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传统，又要求学习欧美的文化教育优长，反映了湖南大学作为一所既有传统继承、又有创新发展的现代大学的特点。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9月长沙市军管会接管湖南大学，首任校长为李达。1950年毛主席手书“湖南大学”额，标志着湖南大学进入新的历史时代。 从晚清至民国的百年期间，由于中国发生急剧变革步入近代社会，岳麓书院师生在这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也实现了学术文化的转型。他们站在近代变革的前沿，力图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耀眼的光彩。 岳麓书院的知识群体既重视对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的思考，还有浓厚的经世情怀，总是表现出关怀现实政治、力图康济时艰的强烈愿望。而当中国正在发生“天崩地解”式的社会剧变时，岳麓师生的经世之志表现得尤为强烈。所以，在中国近代每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岳麓书院的知识群体总是走在时代的前沿，在中国近代史上再度发出耀眼的光彩。 中国近代化的起步,是从这个时期的引进西学、西艺，兴办新式学堂和近代工业开始的。在目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之后，魏源是国内最早倡导改革开放、并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倡议者。 魏源等人倡言“师夷长技”,而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郭嵩焘等人则是以自己的社会政治实践实施“师夷长技”。这批湘军头领最早在国内创办近代军事工业、近代学校、派遣外国留学生。因此，他们也就成为中国近代化运动的第一个阶段—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从魏源到曾国藩，代表了岳麓书院学生在求新中实现着向近代化文化的转型。 甲午海战以后到辛亥革命之,因甲午海战中腐败的清帝国败之于日本，激发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倡导学习西方、进行社会政治制度的近代化变革的决心。岳麓书院学生以创办传播新学的新式学堂，编辑出版宣扬维新的报刊和图书，举办各种各样倡扬维新变革的讲学活动。 谭嗣同、陈天华、唐才常、黄兴、蔡锷、程潜，均是那个时代新思想、新文化的倡导者，为推动中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与这场制度文化近代化过程相一致，湖南的维新运动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湖南也涌现出一代辛亥革命的豪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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