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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菁华

 天宇楼33 2018-07-26


       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西部,是由发源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沱江及其支流等数个冲积扇重叠连缀而形成的冲积扇平原。这里群山环抱,四季分明,气候温润,降雨充沛,土壤肥沃,河渠纵横,优越的自然环境孕育了我国古代文明中重要且瑰异的一支——古蜀文明。


      古蜀文明,是以族属命名的古代文明,目前尚未发现有确信的文字材料,只有只言片语的古老传说。这些传说经过汉代著名文学家扬雄的整理,形成《蜀王本纪》一书。据《蜀王本纪》,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这些先王的传说或年岁数百、或神化不死、或山中得仙、或生从天堕、或死而复生,都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若以史实的视角来看待这些神话,大体折射出古蜀文明具有悠远的文化根源,在发展过程中虽历经不同阶段的波折,但延绵久远。


      考古学上所揭示的古蜀文明也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它的源头目前在岷江上游已发现端倪,可能即反映了蚕丛氏源于岷山的传说。至新石器时期,成都平原上繁荣的宝墩文化已初现文明的曙光。进入文明时期后,古蜀文明历经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青羊宫文化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在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这一历史事件后正式终结,并随着都江堰水利工程修建等一系列开发项目的推行,全面融入华夏文明的版图。


      本次展览名为“古蜀华章”,主要通过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青羊宫文化的重要考古发现,勾勒出古蜀文明华美的篇章,揭示其在华夏文明生成过程中的重要贡献。


纵目面青铜像 商 



伴月三星


三星堆文化时期


       三星堆文化是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层遗存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时期大约始于公元前18世纪初而止于公元前12世纪中叶,大体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夏代晚期至商代晚期。三星堆遗址是三星堆文化的中心,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是古蜀国早期的都城。遗址四面均发现有夯筑城墙,大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城内另筑有小城,著名的“伴月三星”土堆正是大城内划分小城的城墙遗迹。

       三星堆文化遗存的初次面世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或略早,当时广汉燕家院子的农民在修整水沟时发现了一座玉器窖藏。这批玉器随后多数散失,仅有少部分被当时的华西古物博物馆和1940年建立的四川博物馆收藏,也就是今天四川大学博物馆和四川博物院的前身。本次展览也展示了这几件珍贵的窖藏玉器。

       三星堆遗址最令世人瞩目的发现,是1986年现世的两个大型埋藏坑。两坑内出土文物1700余件,包括青铜大立人、青铜头像、青铜神树、青铜神坛、金杖、有领玉璧等一系列造型奇诡的器物,与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器物风格大相径庭。本章中展示的文物绝大部分来自这两个埋藏坑。

       对于目前发现的三星堆文化遗存,学术界的解读存在很多争议,一来与其文化面貌奇特有关,二来与其缺乏历史文献的记载有关。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古蜀文明呈现出一城独大且缺乏次级聚落的特征,显得这一古国的政治、经济结构极不平衡。三星堆遗址两个埋藏坑内的奇珍异宝给人以富饶且发达的观感,但事实上两坑内集合了举国之力创造的财富,是政治、经济结构极度失衡的另一种表现。因此有学者推测,这两个埋藏坑反映了古蜀文明在三星堆文化末期发生的一次暴力性政治变革,国之重器被损毁掩埋,古国的最高权力在不同族群间发生了改变,三星堆文化由此没落,十二桥文化旋即兴起,古蜀文明的中心则由三星堆遗址迁移到金沙遗址。这种推测在十二桥文化的遗存中能够得到一些支持,一方面,金沙遗址作为十二桥文化的中心,其中发现的器物仍保留有三星堆文化特征,显现出两个文化的密切传承;另一方面,十二桥文化的聚落分层明显,中心聚落中的珍贵礼仪用器埋藏分布有序,是对前一时期国家政治、经济结构建设的调整。

       由于三星堆文化时期、十二桥文化时期是古蜀文明发展早期的两个阶段,同时两个阶段又具有显著的传承特征,因此本次展览采用了结构对称的方式进行陈述,意图在族群、权力、信仰、礼仪等几个方面表现出两个时期互相遥望的历史景观。



戴金面具辫发青铜人头像 商


有领玉璧 商


爬龙柱形青铜器 商

人首鸟身青铜像 商

 跽坐青铜人像 商


戴箍笄发青铜人头像 商

青铜罍 商



 戴簪笄发青铜器人头像 商


太阳轮形青铜器 商

青铜鸟首 商

眼形青铜器 商


璋形金箔饰 商

玉璋 商


鸟头形陶勺把 商

青铜牌饰 商




金沙光芒


十二桥文化时期


       十二桥文化是以成都十二桥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十二桥文化时期大约始于公元前12世纪中叶而止于公元前6世纪,大体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商代晚期至春秋晚期。已经进行考古发掘的该时期遗址有抚琴小区、方池街、君平街、指挥街、岷江小区、金沙村等,它们与十二桥遗址临近,绵延十余公里,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遗址群。

      自1995年以来,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对金沙遗址进行发掘,已发现有房址、墓葬、陶窑、灰坑、象牙堆积坑、玉石分布区等,出土珍贵文物逾千余件。目前确认的金沙遗址面积超过5平方公里,包括大型建筑基址区、宗教祭祀活动区、一般居址区、墓地等,各区功能划分明确,区内布局结构清晰,加之发现大量礼仪性器物和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的遗迹,表明金沙遗址应是十二桥文化时期古蜀国的都城。本章中择选了金沙遗址出土的代表性文物,陈述结构与前一章三星堆文化时期相同,意在展示古蜀文明早期两个阶段的传承与变革。


金面具 晚商至西周

蛙形金箔饰 晚商至西周

玉璋一组 晚商至西周


玉牙壁一组 晚商至西周

喇叭形金器 晚商至西周


螺形青铜器 晚商至西周



“牧正父已”铭青铜觯 西周

象首耳兽面纹青铜罍 西周

牛纹青铜罍 西周 

海贝形玉佩 晚商至西周



金冠带 晚商至西周

青铜眼形器 晚商至西周


跪坐石人 晚商至西周

石虎 晚商至西周

石鳖 晚商至西周

石蛇 晚商至西周

石韾 晚商至西周

尖底陶盏 晚商至西周




马家风尚


青羊宫文化时期


       青羊宫文化是以成都青羊宫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青羊宫文化时期大约始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而止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即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时代至汉代早期。青羊宫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考古学衔接并不十分紧密,加之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后,古蜀国灭亡而蜀文化尚延续至西汉早期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之后,因此这一时期的古学文化也被统称为“晚期蜀文化”,是相对于以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的一种习称。

       目前考古发掘的青羊宫文化遗址较少,仅有成都青羊宫遗址和上汪家拐街遗址,但发现的蜀墓数量众多。这批蜀墓中,最著名的当属1980年发现于新都马家乡的大型木椁墓。该墓规模宏大,虽多次被盗,但置于椁室底部腰坑内的珍贵文物躲过数劫。腰坑内出土铜器近二百件,多五件成组,少数两件成组,是非常罕见的组合现象。从墓葬规模和出土文物来看,足可彰显古蜀文明末期恢宏磅礴的王者之气,墓主应是一代蜀王。

       从整体上来看,这一时期蜀墓中发现的文物依旧表现出古蜀文明瑰异的文化气质,并与同处四川盆地的巴文化产生了难分你我的文化面貌,且与盆地之外的中原文化、秦文化、楚文化等地域文化产生了愈加密切的交流。


“邵之飤鼎”铭青铜鼎 战国

带盖双耳青铜鍪 战国

双鞘青铜剑一组 战国

虎纹青铜戈 战国

水陆攻占纹青铜壶 战国


虎斑纹三角援青铜戈一组 战国

虎斑纹无胡青铜戈一组 战国

虎斑纹无胡青铜戈一组 战国

曲柄青铜匕一组 战国

青铜斤一组 战国




水润天府


       约秦惠王时(公元前337年-公元前311年),蜀王封其弟为苴侯,置藩属苴国,蜀、苴两国成为同姓的宗属国。从战略地位来看,苴国本应扮演北拒强秦的屏障角色,但却逐渐与蜀国结怨,并与巴、秦两国交好。蜀王大怒,征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公元前316年,秦国借石牛道伐蜀,蜀王率兵拒秦,却兵败葭萌,秦国一举灭蜀吞苴、兼并巴国。这一连串的列国战争史称“秦并巴蜀”,秦国由此将汉中平原以及四川盆地两片富饶之地纳入疆域。蜀、苴两国以其兄弟相争,重现唇亡齿寒的历史悲剧。

       秦并巴蜀这一历史事件,成为古蜀文明的谢幕之章,而在整个中华文明即将最终融汇一体这个庞大的历史图景前,却又成为揭幕之章。秦并巴蜀后,秦国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大力开发农田、兴修水利,将古蜀故地改造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后方基础。直至西汉早期,汉武帝以蜀地为南下据点开发西南夷之后,古蜀故地的蜀文化逐渐消融,最终融入汉文化之中。本次展览中,著名的青川木牍等珍贵文物,均是古蜀文明谢幕之章的历史见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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