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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原廓、郑逸钒  后晋高祖石敬瑭像 残唐五代时，河东节度使辖地包括太原府及其周边军州，是当时最为兵强马壮的藩镇。因此，在时局动荡时，河东节度使的向背，往往会影响位于开封的中央政权稳定。中央和河东地方的角力，贯穿整个五代时期。而在五代乱世里有这样一个现象，谁得到了河东沙陀军事集团的支持，谁就能成为中原的霸主，甚至新的皇帝。除李存勖之外的其他河东节度使，比如孟知祥（建立后蜀）、李从厚（即后唐皇帝位）、石敬瑭（建立后晋）、石重贵（继后晋皇帝位）、刘知远（建立后汉）、刘崇（即刘旻，建立北汉），往往也会成为五代时期的新皇帝。这也使得五代乱世的后唐、后晋、后汉三朝，被称为“沙陀三朝”。 同石敬瑭一样，刘知远也是沙陀族平民的后裔。在石敬瑭兴晋灭唐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刘知远深为石敬瑭所倚重，“加检校司空，充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权点检随驾六军诸卫事，寻改陕州节度使，充侍卫亲军马步都虞候。”后石敬瑭怒其倨傲，外调为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免除其禁军统帅一职。刘知远遂与后晋朝廷离心并渐生谋反之意。他趁出镇太原之机，竭力积蓄力量，后又“杀吐浑白承福等族，取其赀钜万，良马数千”。后辽兵南下，他聚保河东，利用其地“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士多战马”的有利条件，召集败于契丹的后晋将士为其所用。 开运四年（947），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不久，刘知远以其弟刘崇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自己则亲率大军南下。各地藩镇或者驱逐契丹军将，或者表示拥护刘知远。六月，刘知远进入洛阳，“两京文武百僚自新安相次奉迎”。 次年，刘知远病死，其子刘承祐继位，是为后汉隐帝。之后，地方叛乱则接踵而至，天雄军节度使杜重威、护国军节度使李守贞、永兴军将赵思绾、凤翔节度使王景崇先后举兵，然而均以失败而告终。而外部藩镇叛乱虽被平定，但朝廷内部纷争却愈演愈烈。 《新五代史》记载，“隐帝（刘承祐）少，政在权臣”，大臣杨邠、史弘肇、王章等人独断专行，进一步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早已存在的尖锐矛盾。 此时，河东判官郑珙见状后劝导河东节度使刘崇趁机割据河东，他认为：“汉政将乱矣！晋阳兵雄天下，而地形险固，十州征赋足以自给。公为宗室，不以此时为计，后必为人所制。”刘崇遂接受其建议，“乃罢上供赋，收豪杰，籍丁民以益兵”。  乾祐三年（950），刘承祐逼反大将郭威（其全家都被屠杀，“婴孺无免者”），并被乱兵所杀。郭威于第二年，代汉自立，开创了后周王朝。后周建立后，刘崇遂割据河东，称帝于太原，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 刘崇称帝后，遣使契丹与其约为父子之国（契丹父、北汉子），共同攻击后周。由于此时的后周在军事上还不能同契丹、北汉联军对抗，郭威遂坚守城池。 后周显德元年（954），郭威去世，养子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刘崇趁后周“主少国疑”之际，再次勾结契丹兵南下侵扰，世宗力排众议，率军亲征，在高平之战中大败北汉军，史载，北汉军“僵尸弃甲，填满山谷。初夜，官军至高平，降贼军数千人，所获辎重、兵器、驼马、伪乘舆、器服等不可胜纪。”凭此一战，柴荣才算是站稳了脚跟。 可见，河东一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和影响着整个中原地区的政局走向，但在和汴梁政权的拉锯之中，整个河东的力量也在不断被削弱。河东从能够单独左右中原帝位的更迭，到之后要靠给契丹人当儿皇帝，才能影响中原的政局，最后靠着契丹人的支持才能苟延残喘。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赵光义终于平定了北汉，就此终结了“河东现象”，但为了防备河东镇的东山再起，赵光义毁了太原城的防御体系，结果在北宋的北方边防线上制造出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使得北宋之后面对辽国的进攻一直处于战略上的被动与劣势。而这可能是河东现象对中国历史的最后影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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