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承干涉正常执纪的周领导 曾经有这么一个例子：某省纪委欲审查某市级官员，向时任省“一把手”的周某人（已落马）请示，却给周指示不许调查。执纪调查都不可以，自然也谈不上后续的司法程序，如此导致有关职务犯罪长期得不到处理，影响极坏。（有关资料来自官方资料） 按说“依法治国、依法治世”的时代，纪律本是法制的一部分，和法律（狭义）是亲兄弟的关系。而且理论上，法律的地位要高过纪律，执法比执纪优先级更高。 但是事实上，的确会出现执法和执纪“起冲突”的现象，尤其在职务违法犯罪领域，给执法乃至法制造成不小的困扰。这是为了什么呢？ 实事求是说，我国的“执纪权力”覆盖面很广、能量很大，事实上和执法体系之间处于一种尴尬的关系。违纪涉及违法，严重违纪往往涉及犯罪，如此按程序，职务违法犯罪是由司法机关负责侦办，并向社会负责的，但是实际操作并非如此。 当前的具体情况，或者说延续下来的惯例，要求一旦出现违纪，不管轻重，会有违纪人所在机构和“执纪机关”（纪委监委）首先进行处理。执纪处理完了，才“可能”会移送司法，司法机关如果越过机构抓人办案，会被认为“越俎代庖、不懂规矩”。 实际上，从暴露出来的一些实例，执纪涉及的干扰因素很多，特别执纪机关是有“顶头上司”的，或说“一把手”官场惯例上对执纪有领导权。按照“旧思维”，“领导”需要“考虑”的东西多，因此执纪方面难免会出现软弱性、妥协性、回避矛盾、拖拉混日子、以纪代法等现象。 “要求担当”是什么意思？从法制方面，简单地说就是在“敲打”，要求严格执法执纪。实际的情况的确严重。 还有个取证的问题。职务犯罪，需要嫌疑人所在机构予以配合取证，但是如果所在机构不配合的话，有关法办程序就会骤然麻烦许多。 考虑到职场、官吏体系的复杂性与影响力，以上这些的确是事实上的大麻烦。 当然，也有执法人员倒过来干扰执纪的，比如媒体报道，某地的公安局长竟然现场叫嚣号召嫌疑人拒捕。“亲兄弟”矛盾到了这个地步，也真够奇怪。  号召拒捕的公安局长朱某
…… 为了法制的健康发展，有麻烦也得做事，边做事边解决。 从体制方面，我认为可以这样予以改革： 一、重新界定领导干部与执纪体系的关系，有条件解放执纪体系的独立办案权。 “一把手”领导执纪的一切，可以改为“一把手”监督执纪和保留特殊制裁权。只要执纪机关不“出格”，“一把手”就不用管，只需密切监督——当然，一旦“出格”，比如执纪机关和人员本身违纪，如此果断行使特殊制裁权，该处理的处理、该移交的移交，还是必要的。 至于办案途中出现的技术性纠纷，果断由司法处理，吸收公众意见，领导不宜随便插手这方面。 二、执纪提前引入司法参与。 为了提高执纪效率和司法公平，有必要由司法机关从一开始就介入执纪，哪怕开始可以是有限介入。一方面这样可以明显提高联合执纪执法效率，有利于节省社会资源，有利于迅速准确进行法制管理特别是后续司法程序；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也可以起到法律指导和监督作用，使得执纪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 三、引入人民监督，倡导人人懂法、人人参与法制过程，是另一个值得提倡的方向。有人民雪亮的眼睛，灰暗也就更加不容易存在。 四、重新明确，执纪和执法的关系。执纪归执纪，执法归执法，两者各有负责领域不可互相代替，另外互相的配合也需要尽快规矩化法制化，而不是“看人下菜”。 五、强调依法办事，强调严格执纪、严格执法。任何权力和个人、小集体利益都不能凌驾于法制与道理之上。 顺便解释一句：前面说过的——执法比执纪优先，是建筑在“法律大于纪律”上的，从处理纪法冲突的角度，简单说来就是执纪不代替执法、执纪错误不影响执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执法人员个人、小集体可以随意妄为。一切都需要依法依理，执法人员违法乱纪，同样需要接受法纪制裁。 实事求是说，如今的执纪/执法之间的尴尬关系，某种权力上是旧的“权力观”与“依法治国观”的冲突。必须提醒，法制进程不可避免。我们所有的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应扭转观念，主动配合和适应历史趋势，使得我国的法制进程按照合理、健康、利民利国利社的轨道迅速发展。 —————— 这里是浪子背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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