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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宗朱载垢【隆庆元年（1556）--七年（1572）】
穆宗朱载垕与所有的皇帝一样，穆宗朱载垕（hòu）也有一个“真命天子”的神话。嘉靖十八年，他与他的哥哥庄敬太子同日受封，太监们却误将太子的册宝送到他的宫中，人以为异。后来，庄敬太子得病就死了，太子的位置居然轮到他了。他的弟弟景王想要与他争夺皇位，却在老皇帝世宗就快去世的前一年死了。他的一生，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他惟一的爱好就是女人，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无能。 万历二年（1574），张居正主持修纂《穆宗实录》，对刚刚过世的穆宗有极高的评价：“上（穆宗）即位，承之以宽厚，躬修玄默，不降阶序而运天下，务在属任大臣，引大体，不烦苛，无为自化，好静自正，故六年之间，海内翕然，称太平天子云。”相比较而言，穆宗的性格确实是正德以后历代皇帝中最谦和的。在他之前，是略有些变态的世宗；在他之后，是一个在偏激、厌世及对官僚政治的轻蔑中度过30多年岁月的神宗。所以，只有明静、宽仁的穆宗，才让大臣们有足够的空间来施展抱负。隆庆一朝，只有六年。但是，其间人才辈出，徐阶、张居正、高拱，都是人中豪杰。在他们的主持下，隆庆一朝倒真是一个太平盛世。《明史》对穆宗的评价也不错，说他“端拱寡营，躬行俭约”，每年光吃的一项省下来就达到几万两银子。不过，穆宗是一个“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的人，所以，在他统治期间，内阁之间的权力斗争加剧。其中，徐阶与高拱的斗争从隆庆元年（1567）就已经开始了。 ◎内政：专任高拱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世宗朱厚熜死的时候，内阁大学士有四人：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其中，徐阶以首辅大学士，身份最尊，权力最大。嘉靖皇帝一死，徐阶就草写遗诏，以裕王朱载垕即位，并且革新嘉靖一朝的弊政。例如，恤录嘉靖一朝因为劝谏而罢官或杖死的官员。当时，人们都将徐阶视作正德、嘉靖之际的杨廷和。因此，徐阶的声望非常高。 徐阶（1503～1583），字子升，号少湖，晚号存斋，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人，故人称徐华亭。他在嘉靖元年（1522）中应天乡试第八名，嘉靖二年中进士一甲第三名，也就俗称的“探花”。这一年，徐阶还只有21岁。可以想见，徐阶是一个少年得志的才子。但是，嘉靖九年（1530），喜欢创新制度的世宗命令修改孔子庙的庙制，比如说将孔子的谥号由“王”改称“先师”，毁塑像，用木牌位等等。这对于当时的许多读书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徐阶就上疏表示不同意，惹怒了皇帝。世宗将他发配到福建延平府（今福建三明市）去做一个管刑狱的推官，并在宫中的柱子上刻了几个字———“徐阶小人，永不叙用”。意思是说，徐阶是一个小人，永远不要让他得到重用。后来，世宗似乎忘了当初发下的誓言，召徐阶为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徐阶从此学乖了许多，他“谨事（严）嵩，而益精治斋词迎帝意”，讨得了皇帝与首辅大学士严嵩的欢心。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阶终于扳倒了专权21年的严嵩，顺理成章地成为首辅。据说，徐阶身材短小，但长得非常俊秀白皙，为人极富心术，城府极深。但另一方面，据说徐阶非常能吃，且好酒。有一次，他在做江西提学副使任上，在路上遇见尚书毛伯温。两人用手抓着鹅肉和馒头就酒，各吃了50个馒头。徐阶吃起来“长醊（zhuì)大釂(jiào)，旁若无人”，毛伯温感叹道：“公大器也。”毛伯温的话显然不错，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天下之人都归心于徐阶。但是，徐阶过于自信，以为自己既然护持着裕王即位，新即位的朱载垕自然会听自己的，全然不知自己的身后还有一个性格傲慢的高拱。 高拱（1512～1578），字肃卿，号中元，河南新郑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他的仕途从翰林院庶吉士始，中历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侍读学士、太常寺卿兼国子监祭酒、礼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直到后来的内阁大学士。 徐阶过于自信，以为自己既然护持着裕王即位，新即位的朱载垕自然会听自己的，全然不知自己的身后还有一个性格傲慢的高拱。 作为裕王府讲官，预示着高拱的政治生命将非常辉煌。虽然，当时的裕王并没有正式封为太子，但是，作为世宗的第三个儿子（世宗的长皇子及次子都过早夭折），裕王是将来皇位的第一继承人。可能与裕王争夺皇位的人只有皇四子景王朱载圳。世宗晚年说“二龙不相见”，不愿与儿子们见面。但是，世宗并不糊涂。嘉靖四十四年（1565），景王朱载圳死了。世宗对徐阶说：“此子素谋夺嫡，今死矣。”可见，裕王虽然没有被封为太子，却始终是世宗选定的第一皇位继承人。 到这时候，裕王朱载垕成了皇帝唯一的儿子。继承皇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于是，严嵩和徐阶两人都知道高拱将来会得到重用，所以倾心结纳。但是，高拱性格褊狭，以“骤贵而骄”，不大看得起徐阶。高拱做大学士的时候，把家安置在西苑附近，时常偷偷地回家。世宗临死的时候，高拱更是将自己的东西从西苑宫中搬出。这一件事遭到一位言官胡应嘉的攻击。胡应嘉与徐阶是同乡。所以，高拱就认定是徐阶嘱咐胡应嘉来攻击他的。从此，两人不和。嘉靖四十五年世宗去世的时候，徐阶草写遗诏，竟然不找高拱商议，而是与张居正商量。这也让高拱非常不满。但是，高拱在内阁大学士中的资历是排在最后一位，要扳倒徐阶还需要时间。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裕王朱载垕即位。新帝登基，例当改元。朱载垕以年号问阁臣徐阶、高拱、郭朴及张居正。四人各拟二字上，而朱载垕最后选中了高拱所拟定的“隆庆”二字。按后来的一位明代学者沈德符的说法，“隆庆”作为年号并不恰当。因为，同时与“隆庆”重名的不少，而改名则“不免多一番纷更”。后来，晚明学者黄景昉对这件事情提出了更为深刻的看法：穆宗定年号为“隆庆”，是因为这两个字是高拱拟的；从这件事看，大家都知道皇帝现在喜欢谁了；在这种情形下，徐阶其实应该急流勇退的。 新即位的穆宗，与高拱的关系确实不一般。高拱前后在裕王府侍讲9年，所以，他改任国子监祭酒的时候，当时为裕王的穆宗与他别离时竟然哽咽而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当初裕王府的另两名讲官———陈以勤和张居正，也先后入阁做了大学士。徐阶虽然善于逢迎，毕竟不如高拱和穆宗的关系密切。然而，徐阶没有离职，而是留任在首辅的位置上，而且凡事都不和高拱、郭朴等阁臣商议。高拱与徐阶之间的冲突，在隆庆元年（1567）就更加剧了。 王世贞记载了在内阁中一次会食后徐阶与高拱的冲突。高拱质问徐阶说：“公在先帝时，导之为斋词以求媚，宫车甫驾而一旦即倍（背）之，今又结言路而必逐藩国腹心之臣。”徐阶的回答是：“夫言路口多，我安能一一而结之耶？且我能结之，公独不能结之耶？……公言我导先帝为斋词，固我罪。独不记在礼部时先帝有密札问我：拱有疏愿得效力于醮事，可许否？此札今尚在。”高拱之问虽然语含杀机，所谓“逐藩国腹心之臣”，就是想借穆宗而罪徐阶。然而，徐阶的反驳使高拱“颊赤语塞”，加以廷臣对徐阶的声援———“论及于拱，则人人称快如拔眼中之钉”，高拱自然不能不败。 隆庆元年五月，高拱被罢免了。但是，高拱去后，徐阶在次年的七月，也致仕回乡了。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在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与太监李芳的运作下，高拱被重新召用为内阁大学士，兼掌吏部事。从表面上看，在内阁中，高拱虽然居于李春芳之下，直到隆庆五年（1571）五月首辅李春芳致仕，他才成为首辅。但是，高拱因为掌管吏部事务，是实际的吏部尚书。按明朝的制度，吏部尚书是六部中排名第一的，地位极高，而且负责人事任免，具有很大的权力。因此，从隆庆三年开始，高拱实际上操纵了隆庆朝后期的政局。 高拱其人，练习政体，负经济才。他当权的时候，在整顿吏治、军事方面，推出了一些非常富有成效的措施。例如，他想知道臣工中哪些是人才，就命令吏部各司设立一本册子。册子上写着各位官员的籍贯、姓名，以及能力、品德。每个月，各司都要对册子进行一些整理；每年，将各司的册子会集起来。通过这样的方法，高拱能间接地了解一些官员。所以，在他任吏部期间，有时看似是仓促的任命，但是所选的人才却总是能胜任该职。他任用人才的标准是能力而不是品德。例如，他曾经任用殷正茂总督两广军事。有人说殷正茂的品行不好。高拱回答说：“他虽然贪，但是可以成事。”仍然坚决地使用殷正茂。 在军事问题上，高拱指出，军事是一项比较专门的学问，要经过多年的练习才能担当的。因此，他建议增置兵部侍郎一职。兵部侍郎，可以外用为总督；总督之后，可以再召回，用为兵部尚书。通过这样的内外更替，懂边疆军事的大臣就会多起来。而且，高拱建议，兵部侍郎、兵部尚书这样的职位，应当慢慢地在兵部各司的属官中培养。兵部的属官，也最好不迁转到其他部门任职。 这样，担任边防重任的巡抚、总督，就可以在兵部属官中挑选了。高拱还认为，以往边疆的地方官，都是用一些被贬斥的官员去充任。其实，边疆的地方官的责任，远比内陆的地方官重。他建议从此以后要重视对边疆府、州、县地方官的委任。总之，在高拱的主持下，隆庆朝的政治局面以及边防，都有了很大改观。其中，边防一事，最大的动作就是“俺答封贡”。 ◎边事：俺答封贡 俺答汗是蒙古族鞑靼部的一个部落首领。明初朱元璋将蒙古人驱往北边草原。蒙古就分裂成鞑靼和瓦剌两部。鞑靼在东面，瓦剌在西面。15世纪三四十年代，瓦剌在也先的带领下，势力非常强盛，曾经与明朝军队发生冲突并且俘虏过明英宗。这件事，史称“土木堡之变”。 在高拱的主持下，隆庆朝的政治局面以及边防，都有了很大改观。其中，边防一事，最大的动作就是“俺答封贡”。 到15世纪末期的成化、弘治年间，鞑靼强盛起来，其领袖称小王子，时常骚扰明代北边。小王子死的时候，大儿子阿尔伦已经死了，王位便由次子阿著继承。不久，阿著也死了，大家便立阿尔伦的儿子卜赤为王。但是，阿著的两个儿子吉囊和俺答，却有着非常强的实力。卜赤虽然仍称“小王子”，但基本上约束不了吉囊和俺答等人。 俺答在嘉靖八年（1529）的时候，便经常随着吉囊骚扰明代的北疆。但是，俺答势力最强盛的时候，却是在吉囊死后的嘉靖二十一、二十二年（1542、1543）前后。他在蒙古草原上，东面赶走了察哈尔的小王子，西面威逼着占据河套地区的吉囊的几个儿子。吉囊的几个儿子，对于俺答也都比较地顺服，都叫俺答为“俺答阿不孩”，即“俺答叔父”的意思。俺答又将自己的兄弟、儿子分为五部。五部的驻地直接面临明代的北防重镇宣府、大同，对明朝构成最主要的威胁。通过在蒙古草原上的征战，俺答的人马从辽东、蓟镇边外起，西边直到甘肃、青海迤西，并且经常深入中原，席卷宣府、大同、山西各边。因此，俺答汗的强盛，使明代北部边事频起。 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俺答从朔州、雁门关侵入，进犯太原以南各州县。一月之内，出入10卫、38州县，杀戮男女20余万，劫牛、马、羊、猪200万只，并抢去大量的布匹、金钱，京师为之戒严。最严重的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八月，俺答的军队从古北口入侵，包围北京城。当时的兵部尚书丁汝夔领兵而不敢出战，事后被世宗处死。这件事史称“庚戌虏变”，足以和“土木堡之变”齐名。次年，在俺答的压力下，明王朝同意与蒙古进行互市，边疆暂时平静了数年。但是，嘉靖三十三年（1554）之后，在喜欢拥兵自重的大将军仇鸾的倡议下，加上世宗本来就不愿与俺答汗讲和，双方之间重新开始了战争。终嘉靖一朝，俺答入侵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嘉靖四十二年（1563），俺答汗的军队还曾经想攻打昌平陵区。 但是，蒙古军队南侵的目的，并不在于占有土地，而是在于掠夺财产，尤其是蒙古地区的稀缺之物。因为，蒙古地区物资匮乏，如果不和汉族地区进行贸易，就很难自给。后来，在俺答汗给穆宗的贡表中就非常明确地表明这一点。贡表中说：“我们的人口越来越多，衣服缺少。像我的侄子们分驻在河套和河西地区，我的兄弟驻在东面。各边都不许进行贸易，我们的衣服、用物都没有。毡、裘这种东西夏天穿起来很热，缎、布又难得，被奸诈的小人赵全引诱，就进入边疆地区干下了坏事。虽然抢了一些东西，但人马也常被杀伤。最近，朝廷的各边防军队也常派兵出关作战，杀了我们的人，赶跑了我们的马，烧了我们的野草，冬、春两季人和牲畜都难存活下去。” 我们看这份贡表，就知道当时草原上生活的蒙古人，需要依赖汉民族生产的布、茶以及一些粮食。所以，在和平时期，汉民与蒙民在双方接壤的地区，总是有一些市场进行交易，称作互市或者马市。而且，寇掠固然可以使蒙古军民获得掠夺物，但是酋长所得利益极少。所以，蒙古军队的入侵，总是向朝廷“求贡”，要求允许他们与汉民贸易。但是，也许是世宗自大的心理起了决定的作用，他始终不大愿意同蒙古进行互市。 嘉靖十一年（1532），当时负责陕西三边防务的总制唐龙就请求世宗允许小王子“求贡”的请求。俺答在嘉靖二十一、二十二年，都提出过允许他们与朝廷“通贡”的要求，但都遭拒绝，所以才有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虏变。实际上，世宗封闭自大的思想，给嘉靖朝的边防与海防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穆宗登基后，北边的俺答汗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当时的俺答汗手下，有一批汉人。一些是嘉靖十二、十三年大同兵变后叛逃到蒙古的，一些是被朝廷镇压的白莲教教众。俺答汗就依靠这些人来窥探明朝方面的动静。其中，丘富、赵全都比较著名。丘富劝说俺答大量收留汉族中的读书人。 据说，当时边境稍微识一点字的人，就冒充举人、秀才，跑到蒙古去。俺答就命丘富考一考他们。有能力的，就让他统率军队；没有能力的，就让他们就地耕作，做自耕农。相对于连年受骚扰的明朝边疆，对于边民来说，蒙古境内竟然成了一块乐土了。丘富死后，赵全成为俺答汗主要的谋士。据说，赵全多略善谋。他一再劝俺答汗称帝，“据有云中、上谷，东封居庸，南塞雁门，独以一面”，进则占据山西，退则回到云中，与明王朝形成南北之势。为了坚定俺答汗称帝的决心，赵全等人筹划建立固定的居住城市。嘉靖四十四年（1565），赵全等人驱使大量汉人修建“大板升城”。“板升”是固定式房屋的意思。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三月，“大板升城”修成。这个城市，就是后来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从此，以“大板升城”为代表的“板升”地区，成为俺答财富的源泉之一。按照赵全的设计，也许慢慢地俺答汗的统治区域，将可以通过农耕和定居来弥补游牧业的不足，真可以自给自足，自成一体了。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偶然事件———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投降明朝，俺答汗的统治区就可以照着赵全的模式发展下去。 把汉那吉是俺答汗第三个儿子铁拜台吉的独生子，从小就失去了父母，跟着祖父俺答和祖母克哈屯生活在一起，很受祖父母的疼爱。把汉那吉长大后，娶了大成比吉为妻，又自聘了兔扯金的女儿。俺答汗有一个外孙女，长得非常漂亮，已经许嫁给袄尔都司。但是，当俺答汗得知她长得非常聪明、漂亮的时候，就自己把外孙女娶了过来，称三娘子。 袄尔都司大怒，闹将起来。俺答汗便将把汉那吉所聘的那名女子给了袄尔都司，才平息了这场纠纷。把汉那吉怨恨祖父不伦的行为，又怨恨祖父将自己所聘女子给了别人，对乳母之夫阿力哥说：“我的祖父以外孙女为妻，又抢了孙媳妇给外人，我不想再做他的孙子了，我要走了。” 于是，把汉那吉在九月率同妻子大成比吉和阿力哥投奔大同败胡堡请降。明朝的大同总兵王崇古和巡抚方逢时接受了把汉那吉的投降，并报告给朝廷。在当时，大同镇的将士们都说：“此样一两个小子，没什么用处，不要留他。”王崇古说：“此奇货可居。如果俺答急着想要人，并求互市，可以让他将赵全等人送给我们处置，我们可以优待把汉那吉而且把他送回到他的祖父那里；如果俺答不急着要人，我们也可以安抚把汉那吉，就好比留下一个人质，让他招降附近的蒙古人。” 在朝廷，一些官员也强烈反对留把汉那吉。这时，穆宗出面作出了决定。他说：“对方向慕我们，才来投降的，应该加以安抚。把汉那吉授予指挥一职，阿力哥为正千户，各赏大红纻（zhù）衣一套。”在蒙古那边，俺答的妻子担心明朝杀她的孙子，日夜责怪俺答，而俺答本人也感到有些后悔。于是，俺答率兵10万，逼近大同。王崇古派百户鲍崇德告诉明朝对把汉那吉的处理。俺答非常感动，说：“汉人既然能保全我的孙子，我愿意与他们结盟，永远不背叛了。” 于是同明朝订立和约，在边境设立互市。十二月，俺答汗绑缚了赵全等人，交给王崇古。王崇古将赵全等人送到京师，在京城处死。隆庆五年（1571）五月，穆宗封俺答汗为顺义王。至此，延续近50年的边防危机终于得到一些缓解。在这件事情上，朝廷中高拱、张居正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王崇古也功不可没。但是，议和这样的大事，自然不是大臣们能作主的。从皇帝的个人因素看来，穆宗显然不像世宗那么执拗，所以能促成议和的成功。从这一件事看来，穆宗要比世宗开明得多。当然，开放海禁，就更说明穆宗的开明，而且意义也更为重大。 ◎海事：开禁弭倭 明代的海防，主要是防倭。“倭”是自元末以来横行于东南沿海的海盗，其中有不少日本人，故名“倭寇”。洪武十三年（1380）的胡惟庸党案、嘉靖四十四年（1565）杀严世蕃，都借的是“通倭”的罪名。明代的倭寇，以洪武年间（1368～1398）和嘉靖年间（1522～1566）较盛。洪武年间的倭寇，主要是元末战争造成的人民离乱以及方国珍、张士诚等人的余部入海两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嘉靖年间的倭寇，也称“后期倭寇”、“嘉靖大倭寇”，则主要是由嘉靖年间厉行海禁政策引起的。 明代为防倭寇侵扰而在福建构筑的崇武城事情还得从嘉靖二年（1523）的宁波争贡事件谈起。在16世纪的亚洲，明王朝是整个亚洲贸易圈的核心。中国与日本、东南亚等国之间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朝贡”的方式进行。历史学家们也称这种贸易体系为“朝贡贸易”。朝贡贸易虽然受到几年一贡的限制，但却是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一旦这种通道被堵塞，就可能会导致走私的风行。当然，在明代，无论是君主还是大臣们，都没有国际贸易的观念。他们所追求的，首先是国内的政治秩序的稳定。所以，宁波争贡事件就成为引发海禁的导火线。 嘉靖二年（1523）五月，在宁波港发生了日本大内氏派来的贡臣宗设与细川氏派来的贡臣瑞佐、宋素卿之间的争贡事件。按照惯例，日本货物进宁波港后，设在宁波的市舶司要登记货物并请贡臣们赴宴。一般情况下都是按先后次序来的。瑞佐虽然晚来，但是由于有狡猾的鄞县人宋素卿的帮助，贿赂了市舶司的太监，请他们先登记自己的货物。宴会上又坐在宗设之上。宗设心中不平，于是和瑞佐互相仇杀。 太监因为得了宋素卿的好处，暗中给瑞佐他们一帮人兵器。宗设一帮人则勇猛善战，双方相持不下，倒是将市舶司的嘉宾堂烧了，又抢劫了东库，把瑞佐一直追到了绍兴。然后再一路杀回到西霍山洋，杀死了明朝的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最后逃遁回了海上。整个浙中地区都为此事震荡。 明朝政府立即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结果是处死了宋素卿，将瑞佐送回了日本去。但是，当时的给事中夏言说了这么一句话：“倭患起于市舶司。”这可能代表了当时许多大臣们的意见。于是，明廷决定废市舶司。此后，只有嘉靖十八年（1539）和嘉靖二十六年（1547）日本方面有两次使明船，大部分时间海上正常贸易是被隔绝的。这一次的海禁，比朱元璋时的海禁政策更为彻底。朱元璋虽然不准日本前来，但是却保留着福建、广东、浙江三个市舶司。嘉靖二年（1523）明朝废市舶司，等于将对外贸易的大门全部关上了。在一个国际贸易逐渐发达的年代，这样的措施只产生了一个后果，就是走私贸易的猖獗。既然海外贸易有丰厚的利润，那么实行海禁只是将正常的贸易渠道堵塞了，却显然无法禁止非法的走私贸易。 政府对于走私贸易的打击，又迫使走私分子铤而走险，武装拒捕，从而导致嘉靖年间的倭患。因此，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所谓“嘉靖大倭寇”，其实是海上走私集团，来自中国沿海的走私分子勾结“日本海盗”，共同为患，劫掠沿海居民。像明代著名的倭寇集团———汪直（五峰）、徐海（碧溪）的倭寇集团，其实就是以汪直为头目的一个走私集团。汪直是徽州府新安县人。汪直集团中就有一些日本人，是受汪直雇佣的，处于从属、附从的地位。倭寇横行中国沿海，破坏了沿海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危害极大。 嘉靖一朝对倭寇的战争，一直持续着。从朱纨到胡宗宪，抗倭的战斗一直在浙江、福建等地进行。但是，由于沿海的商人、势家大族都从走私贸易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因此对于厉行海禁，都是采取破坏的做法。朱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牺牲品。嘉靖二十五年（1546），朱纨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兼摄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这些地区都是走私贸易最猖獗的地方。 朱纨的做法是，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将所有的船只一律烧毁，违犯者一律杀头。朱纨明白，抗倭的关键是杜绝境内的走私商人下海活动，所以他上给皇帝的疏中说：“去外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群盗易，去中国衣冠盗难。”所谓“衣冠盗”，就是指参与走私贸易的浙江、福建的势家大族。福建海道副使柯乔抓获了一些“通海”的人，共九十余人。朱纨非常果断地命令将这些人处斩。于是，沿海的贵官之家都有点惴惴不安，想把朱纨除去。他们联系在京城的官员，攻击朱纨的举措有失平和，杀人太多。世宗立即削去了朱纨的官职。朱纨自知自己得罪的人太多，愤然自杀。此后的倭寇之祸，竟是愈演愈烈。此后，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都曾参与过抗倭的斗争。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月，朝廷以胡宗宪为总督，主持抗倭。八月，胡宗宪计俘徐海。此后，倭患稍稍平息。 但是，倭寇问题的真正解决，是依赖于明朝政府最终放弃了海禁政策。当初王直集团，就曾经多次请求互市，并且表示如果政府允许通商，愿意杀贼自效。主持平倭的胡宗宪、赵文华也认识到海禁太严使沿海的居民衣食无着，可能驱良为盗。一句话，海禁则商皆为盗；海通则盗皆为商。因此，嘉靖四十五年（1566）顽固的世宗去世以及穆宗的即位，成为解决倭患问题的一个新的契机。隆庆元年，福建巡抚御史涂泽民向穆宗建议“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获准。 据《东西洋考》的解释，东洋指吕宋、苏禄诸国，约指今天的菲律宾，西洋指安南、占城、暹罗诸国，即今东南亚越南、柬埔寨、泰国诸国。但是，对于与日本的直接贸易，仍然严禁。但是，海禁的开放，毕竟使亚洲贸易圈的正常国际贸易重新运转起来，且打破了约200年“濒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的祖制，使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一点上来说，隆庆元年的开放海禁，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举措。 一个无能的皇帝，只因为有几个能臣的辅导，便使隆庆一朝的6年成为一个太平盛世，而自己也被称作为太平天子，可谓奇事。但是，穆宗由于过度纵情于声色，淘空了身子，在位6年之后就死了，一个年幼的小太子，由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个顾命大臣和司礼监太监冯保辅佐。他不曾想到，从隆庆一朝开始加剧了门户之争，将在万历一朝愈演愈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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