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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竺一脉:大足石刻与四川美术学院

2018-07-29  ttvbose

秦臻

西竺一脉:大足石刻与四川美术学院

西竺一脉:大足石刻与四川美术学院

秦 臻

“他们讲我曾讲过‘这批复制品学校不要’。这是不可能的,我为什么不要这批作品?这事应合情合理,发挥其学术和研究、教学价值”。35年前,时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的叶毓山,在中国美术馆所举办的“大足石刻艺术展览”结束的前一天,也就是1983年5月1日,就石刻复制展品的归属问题,给时任四川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蔡文金致信,据理力争15件大足石刻复制品,应在展览结束后归还四川美术学院以发挥其“学术研究和教学价值”。认为“如果将其送回大足县石刻管理所将实物与原作对照陈列便失去其意义” (图1)。这批作品正是“回向:大足石刻图像与历史文献展”中所陈列的展品。他们不但镌刻着叶毓山那一代艺术家学生时代的记忆,还与四川美术学院有着浓浓的血脉亲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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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毓山给四川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蔡文金致信

50年代:开启源源不断的文化宝库

1954年暑假,19岁的班长叶毓山和同学们的大足之行开启了通往这座文化宝藏的大门。多次听闻时任学校创作研究委员会主任的刘艺斯教授提及大足石刻及其造像,并希望雕塑系师生以后重点进行研究。但由于当时谁也没有真正去过,作为西南美专(四川美术学院前身)首届雕塑系的7位学生叶毓山、王官乙、曾庆祥、李正林、刘万琪、嵇信群、邓道荣受此感召,决定结伴而行,开始一段说走就走的考察之旅。

今天,经高速公路从重庆至大足石刻车程不足1个小时,而在那个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去大足这种荒山野岭的地方,可以想象有多艰难。七月流火,同学们在户外烈日下暴走了两天,才到达大足县。事隔多年,王官乙一提到这次旅行,最难忘怀的不是那难耐的酷热而是当时的场景:同学们上身打着光胴胴斜跨画板,下穿着三角游泳裤,头顶歪戴着草帽,脚踏草鞋,手拄着打狗棍,众目睽睽下招摇过市(图2)。当他们披荆斩棘,徒手爬上北山,看到精美异常的石刻长廊;迂回探小路登宝顶,看到巨大的卧佛,金光灿灿的千手观音、欢乐的天堂、恐怖的地狱……石刻造像琳琅满目、栩栩如生,同学们惊叹不已。那些饱受烈日“考验”,日夜受到蚊虫施虐地“轰炸”,饿得捞肠刮肚的苦,一下子都变得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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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官乙

为深入研习文化遗产和中国传统造型语言,所有的艰难和障碍丝毫未能阻止他们此后多次来到大足。在刘艺斯的策划下,由李巳生、郭其祥等老师带领,在林中空地间搭铺架床,雕塑系师生和翻制工人耗费了4年多时间,如饥如渴地揣摩、临习、模塑、复制这些唐宋石刻造像(图3)。师生们以白泥调制水泥做模,在大足石刻造像原像上进行翻制或现场临摹,制得200余件成品,运回学校陈列。这种独特的翻制方式,使得这批翻制品成为了目前最接近大足石刻当时原像的作品,甚至一些形象比现在石窟的相貌更为精确、完美(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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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接近大足石刻当时原像的作品

潜心于大足石刻艺术的研究,写文章、出画册、拍电影,李巳生业已成为大足石刻的专家(图5)。凭借一部老式135相机和一盏手提式“马灯”照明,多年来共拍摄石刻照片千余张。他随后还主编了朝花美术社出版的《大足石刻》8开本大型图录,其载图200多幅,详细地记载了20世纪50年代大足石刻的状况(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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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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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美术社出版的《大足石刻》

随着西南美专师生们的多次造访,通过研究、展览把石刻艺术带到北京,引来了1956年中国美协组织的由全国美术院校理论家、雕塑家组成的“四川大足古代雕刻考察团”,大足石刻研究也迎来第一个学术的春天(图7)。由此改观了美术史界一直以来关于中国古代雕刻 “唐盛宋衰”的看法。大足石刻逐渐在世人面前散发其夺人的光芒。

60年代:铸造历史的瞬间

1965年5月11日四川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向四川美术学院发函,请求派人支援建设和创作一组揭批地主罪行的艺术作品。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四川美术学院当即决定将该任务当作当年雕像系毕业创作,要求专业教师去指导学生的同时,也直接参与创作。

随后,四川省文化厅以下达创作任务的形式,组建了以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师生为主力,兼有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工作人员、省内相关美术工作者和擅长泥塑的民间艺人参与的“收租院”创作组。创作组经过半年深入当地体现生活,调查访问、参观学习、讨论研究,才开始进行正式创作(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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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租院”创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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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租院

“收租院”泥塑群雕大胆地将作品设计为“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怒火”共七个情节场景,包含了200余件真人大小的人物与道具(图9)。114 个人物以连环画的形式,随着情节的发展逐次展开叙事,既有低缓的表现、也有高潮突起,故事情节连贯而跌宕起伏,人物形象无一雷同。艺术家们用凝练、通俗而饱含情感的雕塑语言,塑造了扁担姑娘、孤儿寡母、捧米的老汉、账房先生、恶奴、地主等为代表的正反面人物形象,个个绘声绘色,深入人心(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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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担姑娘

群雕“收租院”在大邑和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盛况空前,反响如潮。几十年过去了,作为作品主创者之一,最让王官乙引以为傲不是那些巨大的社会和学术影响,而是让一个普通农民能够真正看懂作品的感悟。就在“收租院”三天预展期,一个老婆婆进门伊始就扬起手中的竹棍向狗腿子形象的雕塑挥去(图11),王官乙及工作人员上前连忙制止,并告诉她“这是泥塑,不是人”,老婆婆还不罢休“泥塑我也要打几棍才解恨!” 群雕“收租院”的创作,一改“雕塑是‘美术中的重工业’,下不了乡,农民看不到,即使看到也不懂”的状况。而它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大足石刻为代表的传统造型观念和方法给予“收租院”艺术以大众化、民族化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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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租院局部

当王官乙第一次看到大足宝顶山九龙浴太子,九龙口口吐清泉的时候,就将传统造型和民间智慧善于将“所谓的劣势变成优势”的观念深深印在他脑海中(图12)。在“收租院”创作任务中,由于时间短、任务重,如果沿用学校雕塑课上采用的泥塑后翻制石膏做假铜、假石的方式,从经费和效果上都行不通,更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完工。为了节省财力物力,只有就地取材,用集市上的柴禾、大邑地主庄园外水田里的土泥、隔壁农户的稻草,这样每个雕塑的造价只需几元钱。同时,采用流水作业各司其责的方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样大型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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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宝顶山九龙浴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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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云南对昆明筇竹寺500罗汉彩塑进行考察、临摹和研究

正如宋代大足石刻的建造者赵智凤所言“人在乐中求苦,吾在苦中求乐”。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远离城市到偏远的大足临习雕塑,目的是为了走民族化的创作道路。师生们还在李已生指导下,赴云南对昆明筇竹寺500罗汉彩塑进行考察、临摹和研究(图13)。师生们通过对传统造像艺术的学习,所形成图像记忆和创作方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群雕“收租院”的创作,其中连环情节的叙事结构、生活场景的真实再现,戏剧化的冲突表现、民间传统泥塑的塑型方式等等,都可以看到其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收租院”群雕也成为那个时代“洋为中用 , 古为今用”的艺术典范。

80年代至今:续写美好的姻缘

一衣带水,大足石刻与四川美术学院续写着这一段美好的姻缘:一方面大足石刻源源不断为川美的艺术创作提供文化滋养,另一方面川美在学术研究、艺术创作、美术展等方面不断提升大足石刻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彼此成就了对方,共同铸就了辉煌的历史时刻。

在历史的长河中,时光荏苒白驹过隙,留下的复制雕塑和照片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传播者。1983年,由文化部文艺局、四川省文化厅、中国美术馆、四川美术学院、大足石刻管理所联合筹备的“大足石刻艺术展”于4月15日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展出了206件彩色巨照和15尊原作等大的石刻复制品,以及国家领导人和名人题词,刘开渠先生亲自撰写了前言《辉煌的大足石刻》,再次引发社会各界对大足石刻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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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向:大足石刻图像和历史文献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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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影像作品

35年过去了,2018年6月29日“回向:大足石刻图像和历史文献展”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虎溪校区)启幕(图14)。本次展览展出了大足石刻文物原件、清代以来历史文献资料20余件,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所拍摄的大足石刻历史照片73幅、大足石刻金石拓片7件(图15)。展览还展出20世纪50年代四川美术学院原像翻制的大足石刻雕塑作品12件,群雕“收租院”作品局部,摄影、当代雕塑(图16)、新媒体影像作品(图17),以及大足石刻三维测绘成果中的等值线图、白模图、VR实景洞窟体验等。分为“金石/文献:大足石刻发现之旅”、“图像/造像:未曾见过的大足石刻”、“匠心/流响:从大足石刻到收租院”、“再现/重构:新视觉下的大足石刻”四个单元进行了展示。

当我们从信中读到叶毓山的诘问“我为什么不要这批作品”?四川美术学院的艺术创作历程已经替他作出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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