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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为防御倭寇的侵犯，经川沙地方绅士、太学生乔镗等提议，在川沙堡修筑了川沙城。新建的川沙城既有高大坚固的城墙、城门，又配备了御敌的城堞、炮台及护城河，成为上海东部的海防要塞、军事重镇，为打击倭寇侵犯发挥了重要作用。川沙镇上现完整保存的一段明代古城墙，也成为上海地区仅存的古代城墙建筑，成为浦东弥足珍贵的历史见证。建城后的川沙，不仅成为军事重地，后又发展成为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仅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培育了大批杰出人才。尤其近现代的川沙，精英辈出，人才荟萃，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知名度之高，让世人惊叹。应该说，川沙这个小城，她的历史并不悠久，比起上海地区的嘉定、松江、青浦来说，相差甚远；城池的规模不大，城墙周长仅4里，城厢内机动余地极为有限；管辖的地区也很小，无论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设立的川沙抚民厅，还是1911年后改称的川沙县、川沙市也好，都只管辖相当狭小的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出南门不足2里就已进入南汇县地界。但就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城池，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培育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产生了丰富而独特的精神文明。川沙的历史塑造了她特有的城市秉性。作为傍海而筑的城池，她吃苦耐劳、努力勤奋、包容合作、心胸坦荡；她爱憎分明，国家、民族危难之时前赴后继、勇于献身；她善于学习、善于引导潮流，接受新鲜事物。一个地区能折射出如此颇具内涵的精神特征，这是川沙的骄傲，浦东的骄傲。造就这一独特而又明显个性的历史文化，其原因是什么？基础来自何方？其背后的文化支撑又在哪里？经初步研究、探讨，感到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受几百年盐文化的长期影响。明代的川沙，是一个傍海而筑的城堡。早在宋代，沿海地区已成为成熟的盐场。至今当地相当多的路口、集镇、河道，都来自于古代的制盐业。从四面八方迁移而来的大批盐民，是浦东历史上最早大规模移民的主体。从历史上看，凡是移民的地方，往往也是充满生气、充满活力的地区。为了生存，他们吃苦耐劳，团结互助，与天斗，与地斗，还要与海盗、倭寇斗，在制盐业中形成的优秀品格，开创了地区独具风格的文明史，这是海派文化的根。
其二，在抵御倭寇入侵的长期斗争中，培育了爱国主义思想。由于川沙地处东部沿海，历史上长期受到倭寇的侵犯扰乱。尤其明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1553-1556年），浦东历史上最早的商贸重镇清浦镇（高桥镇的前身）屡遭倭寇抢掠焚烧。1557年后，以川沙为军事中心的长期抗寇斗争中，军民团结一致，英勇杀敌，战火中锤炼了敢于斗争、勇于献身、前赴后继的斗争精神。他们的后代，继承和发扬了光荣的传统。民主革命时期，川沙地区以林钧、杨培生、王剑三、黄竞武等为代表的无数革命先烈，为民族独立、祖国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名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其三，受多元文化的熏陶影响，形成了相互包容、互动发展的开放性格局。据有关史料记载，历史上川沙地区的军事和行政长官中，相当一部分是蒙古族、满族。如清乾隆五十年的穆尔松阿参将是满族人，咸丰四年的成德参将是满洲正白旗人。川沙厅的同知中，有满洲镶蓝旗人和隆、正蓝旗人福生额，正白旗人巴通阿、阿林保，以及蒙古镶白旗人明安图等。少数民族官员与汉族官员一起共事，相互包容，对地区的安定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另外，川沙地区也是佛教、道教传入较早的地方，重要的活动场所有历史悠久的长人乡庙、城隍庙，体现儒家文化的孔庙，以及东南沿海妈祖文化的天后宫等。上海开埠后，川沙的唐墓桥地区成为浦东天主教传播中心，1872年川沙城内也建起了天主教耶稣圣心堂，出现了第一个华籍基督教牧师倪蕴山，城厢镇兰芬堂是著名爱国主义者宋耀如牧师的活动场所。天主教、基督教传教过程中既有为殖民主义侵略宣传的一面，也有介绍当代先进文化的一面；而创办的教会学校，包括浦东地区最早的女校，在充实教徒后代宗教知识和宗教生活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科技文化。
其四，受西方先进的工业革命潮流影响。上海开埠后，很快成为西人居住最多、西器引进也最多的城市，成为城市现代化的先行城市，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心。通过水路只需半天可直达上海的川沙，涌现了以沈树镛、沈毓庆父子及黄炎培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他们视野开阔，思想开明，吸取新知识快，受西方先进的工业革命潮流影响，为改变家乡面貌积极奔走，呼吁改良，创办新学，大力提倡职业教育。而川沙一带居民有的世代精耕细作，有的祖传民间工艺，既能吃苦耐劳，又重学习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可以讲什么活都能做，什么活都能做好，近代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新行业带头人。如浦东“泥刀”的领军人物、营造业泰斗杨斯盛，中华职业教育的创始人、中国近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黄炎培，开创中国毛巾生产史的沈毓庆，浦东“剪刀”的领军人物、被称为“时装祖师爷”的赵春兰、金鸿翔……。而事业有成的社会名流，在家乡或热心捐资兴学，或造桥筑路，这成为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
我们今天来纪念川沙建城450周年，是要追溯和展示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寻觅早期发展的足迹，挖掘丰厚的人文资源，感悟建城后的文化内涵，使先辈的优良传统和精神财富得到继承和发扬，使其真正起到“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
（摘自《浦东文史》2007年第四期，作者：唐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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