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什么值得我去激动

    王夫刚：没有想到这篇访谈会晚产这么久。按照计划它本应该在去年完成——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喜欢在缓慢光阴中寻找乐趣的家伙来说，迟来的收割也算不上多么失望至极或者离经叛道。开门见山吧，以一个小游戏开始我们的对话：“我吃惊于我的沉默。/与其说我在唱着逃亡的悲歌，不如说我在/走着我该走的路”。不错，这是你的诗句而我喜欢，能够凭着记忆说出它们出自你的哪一首诗吗？

韩文戈：知道是我写的，但忘记诗的题目了。我记忆力向来不怎么好。记得1990年代，有外地诗友打过电话来，给我念了一段诗，然后问我是谁写的，我听来耳熟，但实在想不起出自谁手，朋友大笑，告诉我这是我写于某时某地的句子。这事说来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呢。我是一个很笨的人，特羡慕那些写完后能大段大段背诵的诗人，我身边的朋友中就不乏这样的人。

王夫刚：我陆陆续续花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看完了这本待印的诗文集《通向往昔的路：诗文1987——2009》，我的认真态度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这当然不是在说我们的友谊，仅有友谊的阅读是不足以支撑这个过程的。感谢你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次精神的遨游：在细腻、淳朴、节制而又挥洒的文字中回到久违的故乡。通向往昔的路，也通向灵魂的栖息地。如果我感觉准确的话，这本书几乎一网打尽你所有的作品，而这显然传达出你作为一个诗人面对中年逼近时向“总结”屈服的某种信号。

韩文戈：是的，屈服。但也许不仅仅是因为人到中年的逼迫，或许另有隐情，比如上天赐给我的时间的紧迫。我曾经跟人说过，不到一定时候不准备出集子的，现在各色诗集实在太多了，世上也不差我这一本。诗这东西完全属于自己的心灵，写出来束之高阁也未尝不是个好办法，何必拿出来被人指手画脚？能有几个人真正进入你的心灵读懂它呢？

王夫刚：对于诗人而言，童年与其说是一个过程，不如说是一种记忆或曰经验。你的童年——像你在这本诗文集的跋记中透露的那样——你有亲生父母但却活在养父母的无尽恩泽中，生命的荒诞感、漂泊感和流浪感自小就牢牢地跟随其身。生活的错位提供了另一个向爱致敬的角度，跟我们说说你心目中堪称伟大的养父母吧。

韩文戈：其实，从小到大，在我内心就没有“养父母”这一概念。今天为了这个访谈的缘故，才在父母二字前加上个“养”字，以示区别。我生下来一百天就离开了亲生父母，来到养父母家，来到岩村。时间足以证明一切：此后的几十年，直到养父母相继离世，我都是他们惟一的希望，而他们也是我惟一的根。他们是极其普通而善良的农民，不识字，没出过远门，但知道怎样抚爱我，使我成长。就说一件小事吧，我参加工作后，一次回老家，偶然在木柜的角落里翻到一件婴儿衣服，很旧，布料旧，款式也旧——在我不断地追问下，养母有些局促地小声告诉我，那是我被抱来时穿在身上的衣服。看着那件小得可怜的衣服，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感恩。

王夫刚：被你称之为“我们岩村”的那个冀东村庄，至今生活着你的童年伙伴韩明玉、韩冬生和刘国生们。童年远去之后，你和他们的关系恐怕已有诸多变化，你是否把这种变化理解为你和“我们岩村”之间的变化？

韩文戈：是的，变化是存在的。一是外在的环境差异，二是心理上的视角。我现在几年才有机会回一次岩村，倒是岩村的伙伴们每年都来看我。事实上，他们跟岩村一样，更多时候是活在我的记忆里，活在我诗的深处。岁月留给我的只有感恩以及不知道如何表达感恩所涌出的内疚。岩村是个美丽的小山村，你应该在《我们岩村》里感受得到。它的美不仅仅在于山水，而是孓然、孤立、与世隔绝的美，它隐在群山里，小河旁，仿佛被人遗忘——在这样的村庄里长大，大自然的精华毫不吝啬地为我享用，我不能不感恩。而我又能为它做些什么？几乎什么也做不了——在现实里，一个写诗的人只能写诗。所以回到你的问题上，岩村和岩村的人们，于我早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形而下的关系了。

王夫刚：生活是童话，也是寓言——像我们这些姑且曾经历尽沧桑的“前青春拥有者”，这大抵属于一个虚拟的命题。当年谌容写过小说《减去十岁》，我想问，如果你获得一次减去十岁的机会，你会有哪些与现在不一样的选择？

韩文戈：恐怕不会有别的选择，尽管你是假设。人的一生完全被与生俱来的性格脾气禀性所左右，后天因素的影响微乎其微。我这样说，不是对曾经走过的路、做过的事不进行反思，而是在命运的大背景下来谈论你的问题。我不否认每个人都想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但事实上，人生是不容你选择的。人到中年，我开始相信命运。

王夫刚：你的作品有着浓得化不开的还乡情结，这与海德格尔的“诗人的天职在于还乡”不谋而合。通过童年记忆或曰经验抵达诗歌之乡是诗人的自修课程之一，这种间接的非理论性的阐释更多源自诗人的本能。当评论家试图用一二三阐释它时，诗人似乎也有责任以当事者的身份去梳理一下这个话题。

韩文戈：说来也巧，紧靠我们岩村，有一条先是从东向西，而后再向南流去的河，叫还乡河，也就是已故作家管桦笔下陪伴小英雄雨来的那条河。前面说过，岩村和岩村的人们给予我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依恋。我18岁之前一直生活在冀东山地，也就是燕山山脉，这是我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同时也是我精神层面上的故乡——18岁后，我生活在地理意义上的异乡，也即同时在人生的异乡里“流放”。我说过，人生是不容选择的，只能“流放”，在这个流放的过程中，自己的精神和肉体早已经千疮百孔，而惟一得以寄托的便是“故乡”，岩村作为一个符号，它承载了我的全部期许。我愿意在诗的岩村躺下来休息。

王夫刚：柏桦说，每一个诗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两个“秘密读者”。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诗歌的非个性化——即普遍的标准，远远多于个性化。事实也的确如此，一些貌似聪明的诗人高喊创新口号并因此获益。这里有一个悖论：个性化成就了诗歌的“秘密读者”但许多探索旗帜下的诗人却由于对“秘密读者”的过度索取构成了对个性化的玷污。对此，你有何感想？

韩文戈：我一直是个率性的人，即使在写作程中，也就是说，我的写作基本不受制于任何理论和宣言口号，至少是对流行的一种潜意识的抵制。我可以有写作实践中的感想体会，但我没有理论——我的些微才智使我在这方面捉襟见肘。当然，我相信柏桦说的一两个“秘密读者”的存在，或许这也是诗人写作的原动力之一吧。

王夫刚：一个可能令你暗笑的问题：怎样完成一首诗？

韩文戈：如果是说一首诗完成的细节，可以讲每首诗写作的过程都不会雷同。大致来说，我是有感而发，我说的“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志”“道理”，而是某一物象给我的“直觉”“直感”。一句诗形成了，然后是一首诗。不久前我刚完成一首诗，题目叫《冒雨经过一座废弃的钢铁厂》：

我和雨一起，飘在郊区废弃的钢铁厂，
雨是天空的血，我是天空的落叶。
那时，钢铁也已凋落，
锈是钢铁与时间的血。

我看到你在雨中散步，我落在你身上，
你像我得以重生的树干。鱼群消失的旷野，
我拥有一片呼啸的森林。
你拥有最初的，也是最后的。

铁锈奔流在荒芜的厂区，地球是一条船。
南墙下的花园枝残叶败。
我们像此时的天象，雨的时辰正把时辰淡忘。
锈迹斑斑的街道淹没在夏秋之交。

一切都在加速分离：船与岸，灵与肉，
豆粒与豆荚，童年与暮年。
一切都会失却记忆，会轻，会薄，
成为旧的，被扔进遗忘或雨中。

铁锈爬进泥泞中的草茎，开出野蔷薇花，
结出铁的草籽。
野蔷薇是大地的血，
你是我的血。

这首诗写于一场大雨之后的第二天。那天早晨我去乘车，在公交车站北侧是一个即将迁出市区的半开工状态的钢铁厂，我几乎每天都要从这个车站上下车。大雨如注，我刚好经过那个钢铁厂的正门，看到一群门卫正用扫帚把雨水向厂外的街道上赶，我看着他们和被赶出来的雨水，但没有什么感觉。次日等车时，看到很长的街道、临街的绿化带和小花园全是已经晒干的颜色深红的铁锈，我一下子回想起头天的雨景，并且越来越清晰，雨、花草、门卫和雨里的行人，以往的经验蓦然被铁锈的颜色调动了起来：这血色，这秋天，这些残败的植物！我的诗就是这样产生的。当时没有纸（即使有纸我恐怕也不会当众用来写诗），我怕这感觉丢失，便把一些句子保存在手机里。值得说明的是，初稿上蔷薇花被写成了玫瑰花，这是一种我写作时接近腐朽的惯性，但最后我把玫瑰换成了蔷薇——事实上，那工厂的花园里就是蔷薇——蔷薇的平民化也拯救了这首诗。

王夫刚：另一个可能令你暗笑的问题：一首好诗的标准是什么？

韩文戈：这是个很矛盾的话题。诗到底有没有标准？尤其是新诗？可这个问题却经常被人问起。我觉得到目前，新诗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不应该有。但每个诗人都应有他自己心目中的好诗标准，否则他无法完成写作的任务。当然，诗人能不能按照他心目中的好诗标准写诗呢？有时候想的和做的可能不是一回事。我只想说，我会按照我自己的标准去写，概括起来说，我希望我的诗在骨子里是硬朗的，在语言上是透彻的，在情感上是疼的。

王夫刚：汉语是一种复杂而精致的语言，但近年来有一些奇怪的论调却在试图削减它的内在之美。我读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山本来就是高的，所以“高山”的说法是错误的。这种勇气可嘉的表达偶尔也会带来“无理手”在特定环境下所产生的诧异感，但“无理手”终归是无理手（只有在伟大的喜马拉雅山眼中，“高山”才是不成立的）。诸如此类的蔑视相对论的观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语诗歌进程中泥沙俱下的事实。这里我想和你具体讨论的是，怎么处理写作中的语言问题？

韩文戈：好的诗歌写作是有连贯性的，而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鉴赏一个诗人的作品必须要了解他，研究他，包括他的生存状态和他的经历，要了解他的生命全景。似乎话说得有些远了，那么就说说语言问题。一个诗人的语言也不是割裂开来的，就诗而言，一个诗人能今天用“长枪”明天用“板斧”吗？在处理语言时，我觉得“删减”是最好的途径。打破自己的语言习惯就是创新。我在写作时没有“诗理论”可言，只有惯性，只有语言流的流动给我的那份感觉来引导我写出下一句。

王夫刚：近年来，有些诗歌评论家（或曰“诗歌表扬家”），大开“文本细读”处方，这与古即有之的笺注已不相同。说实话，我本人对他们的工作是信不过的——但如果诗人在自己的某一首诗中完成一次“文本细读”的旅行，将会是另一种有根源的赏内析外遭遇掌声：得意忘形最初可不是一个贬义词。

韩文戈：的确，这种使人生疑的“表扬体细读”似乎成了一股小潮流，我近来一看到这样的文字就逃开，它的肉麻使我不舒服。你的意思是让我也“自我肉麻”一次？还是免了吧。诗歌是心灵的化学反应，诗歌文本是已经完成的化合物，任何试图对它条分缕析的努力都是费力不讨好的。

王夫刚：这样的观点被我赞成：一首诗中，每一行乃至每一个词都应该拥有出处。优秀的诗人会对此做出正确的应对。而你对一首诗“第一句”的理解——第一句的好坏直接影响你是否继续读下去——在我这里分量更重一些——我觉得，第一句的好坏直接影响一首诗的存在价值。你是否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更犀利更条理的阐述？

韩文戈：说实际的，我很少阅读当下各种诗歌杂志——手边也的确不多。更重要的是我故意不去精读、泛读那些作品，我怕被同化，这也是我抵抗诗时尚、诗流行的一种被动选择吧——这不是矫情。但我在最近的一两年却绕不开网络诗歌，在这之前我宁愿把时间浪费在电子游戏上。随着诗人博客的增多，我有时也尝试欣赏一下，但多感觉失望，这种欣赏的激情终止于对诗歌第一句的阅读：千篇一律的平庸雷同。这给了我以警醒，别人读我的诗会不会也同样感到疲倦？所以我在《诗歌手记》里写下“第一句的好坏直接影响你是否继续读下去”。怎么突破？突破多少？那是另一回事了。

王夫刚：知识有益于诗人但不能成就一个诗人——至少，不能成就一个优秀的诗人。从这个角度来说，灵感是存在的也值得称许和珍惜。你认为灵感在你的写作中占有多大比重？有一个偷梁换柱的说法，诗歌属于闪电，而闪电不能修改。当你面对自己的作品，你是否愿意通过不断的修改获得写作的乐趣？你觉得修改是写作的组成部分还是可有可无的附加条件？

韩文戈：我在回答“怎样完成一首诗”时提到从物象产生直觉，这直觉其实就是灵感。所有诗都应该产生于灵感。关于修改，我的早期作品基本是不经修改的，我说的是《吉祥的村庄》时期，写什么样就什么样，一气呵成，这就造成了语言的较大浪费，不节制。从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对一首已经完成的诗不厌其烦地修订，这已是我的份内之事。这种修改大多限于对细部做一道减法题。

王夫刚：在你的书架上，与诗歌有关的图书是最多的吗？人间有无尽的好书但我们基于时间给予个体生命的有限历程必须作出选择：你读的最多的是诗歌书籍吗？你有哪些阅读习惯和经验愿与我们共同分享？我们的记忆仿佛越来越少了，这是图书日益增多的必然理由吗？

韩文戈：我的藏书比较杂，诗歌书籍占三分之一吧。另外的书多是历史、地理、哲学、民俗和科学通俗读物，还有一些经典小说和散文。诗歌书籍一直是我的枕边书。读感兴趣的书，并使之系统化是我的习惯。单就诗歌写作而言，读书的多少不构成特别关系，我们活着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要了解，所以别的书也一样需要读。但是我觉得读得太杂大多，如同在互联网上获得海量信息一样，把自己变成一个“知道分子”，有百害而无一利。

王夫刚：有一段时间——大概至少超过10年，你忽然在诗界销声匿迹了。不知道这其间你只是隔绝了与诗界的联系呢，还是干脆连阅读和写作也中止了？回首这段被你自喻为“地下行走”的经历，你有什么切肤感触要和一直关注你的朋友和读者交流？

韩文戈：10多年来，我基本与所谓的诗界处于隔绝状态，不怎么读诗歌刊物，包括民刊，有时浏览一下刊物目录，随手就放下了。但诗歌写作并没有终止，这也是习惯吧。有时我会跟不读诗也不写诗的朋友们去喝酒喝茶打牌旅行，有时会连续在家看DVD（我的时间相对宽松些）。写作总是在不紧不慢的状态下进行着。读的诗限于国外现当代诗人的作品——我喜欢异质、边缘的东西。多说一句，2000年我曾创办过一个网络论坛，就叫“边缘者”，当时影响比较大，后来关掉了，太浪费时间，也因为厌倦——其实，也是因为厌倦才离开诗坛的，我厌倦诗人之间的拉帮结派和无休无止的争论，与其承受喧嚣，不如逃开图得安静。我认为诗歌不一定需要面对面地交流，诗人依赖的是个体的悟性与鉴赏力。诗人应该知道他需要什么。我喜欢一个人安静地做一些事。

王夫刚：不断有所谓的“诗歌新概念”出笼，不断有花样翻新而被人耻笑的“诗歌事件”发生。真的不清楚那些迫不及待的人要把中国新诗赶到什么角落，当文学史装订成了“在场者”的小家谱——这种集体梦游运动虽然比不了朝鲜10万人表演《阿里郎》，但其折射出的隔靴搔痒的意味却说明他们师出一门。你怎么看待这种“不热闹，毋宁死”的现状？

韩文戈：中国文人一直有着普遍的“被史化”情结——也就是渴望进入历史而千古不朽。在我看来，这些事跟我没有太大关系，我给予的关注不是很多。我想，诗坛也是一种社会形态，各种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尽管我对一些事情持有保留态度。关于一些文学现象的看法，我在《诗歌手记》里有过表述。

王夫刚：最近几年，你的创作进入了转型期——像你所说，诗歌母题呈现出对故乡、童年的追忆，对时间无限性的追索，对人类际遇的喟叹与和解，对自然与生命的感悟赞美。但我阅读《通向往昔的路》时，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你的第一本诗集《吉祥的村庄》——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与你的理解有一点出入：我觉得你的写作没有割裂，没有断层，没有变化也不需要变化。维特根斯坦说，必须说新东西，可它肯定全是旧的；米兰·昆德拉则认为，艺术以对抗时代的进步而获得它自身的进步。你有没有感到你对创作转型的判断与大师们的忠告发生了局部冲突？

韩文戈：我理解你的意思。我的那番话是从个人纵向视角来说的。无非是自己的创作整体与局部、阶段性的重点与兴趣转移。这就像一条河，有时朝南流，有时朝北流，在流动的过程中会有很多支流汇聚其中，也会有很多渡槽把水分流，但那条河依然是那条河。不能轻狂言新，《圣经》上说：太阳底下无新事。

王夫刚：诗歌寂寞，但并不妨碍有人坚称，中国新诗已与世界最高水平并肩而行，更遥遥领先中国当代文学。对此论调你做何判定？如果允许，请列举一下你喜欢的当代诗人，你喜欢的当代诗篇——就局限于国内和身边的吧，30年来，把我们鲜活有加的灵魂与生生不息的命运强行剥离开是残忍而且完全不足取的，而我们献给诗歌经典的感激又是那么缺乏新意。

韩文戈：第一个问题，我觉得他们虽然有点过于自信，但汉语诗歌的确在走向成熟，其表现就是有相当多的诗人从癫狂状态转向冷静。第二个问题，一定要列举吗？这样说吧，我的阅读面很窄，换言之，我特别关注的诗人不多——前面说过，这多少是我有意而为。严格讲，每个诗人对我都有影响，即使是我不喜欢的那部分诗歌，读过后也一样会对我产生影响。这里简单列举一些我喜欢的“现在”诗人，他们的作品或部分作品曾经给过我很大的震撼和启发：河北（我身边的）诗人大解、姚振函、郁葱、陈超、李南、王建旗、陈德胜、赵素波、高粱，北京诗人林莽、蓝蓝、何三坡，甘肃诗人娜夜、阿信、人邻，山东诗人王夫刚，海南诗人王小妮，浙江诗人叶丽隽、津渡，安徽诗人杨键、陈先发，云南诗人雷平阳，湖北诗人张执浩、小引，福建诗人子梵梅，河南诗人丛小桦（可惜很久读不到他的诗了），辽宁诗人雷子，四川诗人举人家的书童。另外，我不知道诗人张作梗和魔头贝贝是哪里人，但我喜欢他们那些我所能够读到的诗。提到的这些诗人，有我不曾认识的但这不妨碍我对他们诗歌的由衷喜欢。在这里我想引一段我在《诗歌手记》里写过的话：“喜欢我诗歌的人，我们会有一些相同的人生体验。不喜欢我诗歌的人，我不怪。他有他自己喜欢的诗人。不同的生活、情感经历和审美取向，决定着不同的诗等待不同的阅读者。‘对谁而言言说是困难的？对不为我们所期待者（读者与诗人）’（捷纳狄·艾基的话）”。这对别的诗人也一样适用，他有他自己的心灵默契者和趣味相投者。肯定还有很多我所喜欢的诗但由于阅读面窄而没有读到，这不能不说是我的一个遗憾。

王夫刚：尽管诗歌翻译被诟病由来已久，但大多数中国诗人还得依赖翻译才能感受国外诗歌的各色魅力——这意味着诗歌翻译的当下存在允许指摘，但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你对国外当代诗歌一直怀有浓郁的兴趣，说说你所喜欢的国外诗人和他们的译者吧。

韩文戈：大概有这样一部分诗人为我钟爱：佩索阿（葡萄牙）、策兰（德国）、阿米亥（以色列）、巴列霍（秘鲁）、博纳富瓦（法）、扎加耶夫斯基（波兰）、荷尔德林（德国）、特拉克尔（德国）、里索斯（希腊）、博尔赫斯（阿根廷）、赖特（美国）、勃莱（美国）、默温（美国）、西密克（美国）、特朗斯特罗姆（瑞典）。我视佩索阿为自己的精神教父，因为他的诗，更因为他的日记体随笔《徨然录》。我喜欢的诗歌翻译家有戴望舒、孟明、北岛、黄灿然、傅浩、周伟驰、陈东飚、树才、西川、罗池、李以亮、杨子、韦白、阿九、董继平、李寒、张祈。我很挑剔一首诗译自谁手，这似乎是一种病态。对这些翻译家的劳动与对那些大师的劳动，其尊重程度应该是同等的。

王夫刚：好像是1990年，你在《诗神》月刊（《诗选刊》的前身）做编辑，从众多来稿中拣出我寄到编辑部的稿子，然后给我写了一封简短的不吝溢美的回信。多年来我一直想从你那里求证一个疑问——你给很多来稿者写过这种带有鼓励性质的信吗？

韩文戈：那不是溢美，是真的喜欢。类似的信肯定还有过不少，已不记得具体什么人了。我的记忆力很差。但能够使友谊保持始终的人不多，你是其中一个。其原因大概有两种：一是我的懒惰和对“某种”友谊的怀疑，二是事过境迁中人的世故以及对人交往的麻木。我这样说，你会理解的。

王夫刚：上世纪80年代后90年代初是《诗神》月刊的黄金时期，温和的面孔中蕴藏着不易觉察的先锋色彩和有来由的气度，犹似旭宇先生的墨迹。你和大解、郁葱、杨松霖等同仁创造并见证了这一新诗发展的集体荣誉。回忆那时盛景，除了“以诗歌的名义”，似乎再也寻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理由了。这段经历对你的诗歌写作产生过具体的影响吗？

韩文戈：这是个愉快的话题。我曾对我的太太、诗人李南开玩笑地说过，那是我的“霞光街2号时代”。霞光街2号是当时杂志社为部分编辑在城市里的村庄租赁的住处，有很多外省诗人曾经到过的。应该说那是我诗歌阅历中闪亮的阶段，不是因为我的诗，而是因为霞光街2号，因为友谊，因为诗歌年代。那时的编辑部里，我的年龄几乎是最小的一个，其他人全是师长和兄长，旭宇的宽容，郁葱的沉稳，大解的洒脱旷达，松霖的睿智，德胜的幽默，都给了我极深的人生教化。除了人格上的熏陶外，还有他们的诗歌和全国各地诗人的作品对我写作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加速我作品和鉴赏力的提升。

王夫刚：姚振函先生对你的诗歌语言甚为激赏。毫无疑问，这不仅仅是一位“新乡村诗”的代表诗人献给另一位“新乡村诗”代表诗人的礼节性礼物。现在，“新乡村诗”已经成为诗歌地平线上日益安静而遥远的风景，但我以为，它在你的精神世界所引发的波澜曾是一场漫长的“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洗礼式革命。请从当事者的角度总结一下“新乡村诗”的诞生背景、发展过程及其历史意义。

韩文戈：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问题，首先不应该由我这个当事人来总结，其次我愿意把过去时态里的事情封存在原生态，尽了人事，就顺天意吧。既已成为遥远的风景，就不必再搅动它的寂静。我读过太多对文学往事的钩沉文章，无非是当事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对往事与故人臧否一番，多少有些王婆卖瓜的嫌疑，还是不谈它吧，清风明月，无迹可求才好，都过去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那时候的“新乡村诗”不仅仅是在河北，据我所知，湖南、河南、甘肃、山东、安徽、吉林、北京、陕西、浙江等省份也是它的根据地，诞生了很多诗人，我对他们的了解太少，没有能力来谈论这样的话题。对于我，“新乡村诗”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但它的确对我的精神世界引发了一场漫长的“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洗礼式革命。

王夫刚：在这本诗文集中，通向往昔的路有两条：诗歌与散文。我有几个疑问请教于你，你写散文的动因是什么？你觉得散文是对你的诗歌的弥补还是你的诗歌情怀的另一种延伸？如果把散文和诗歌放置在同一个高度，是否意味着对于“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的说法构成了不确定的质疑？

韩文戈：我对散文一直怀有好感，但碍于自己才力不逮，写的很少。《我们岩村》是个特例，它与我的诗构成互文关系。诗与散文不成伯仲，惟看写作者的手艺擅长而已。

王夫刚：《我们岩村》是你的童年回忆录，也是乡土时代冀东山区的一册简约百科全书，因为“岩村的祖先在另一个世界也不会走远”。雷平阳对“没有远方的写作”充满兴趣，《我们岩村》好像也含蓄地支持了这一观点。《我们岩村》之后，你还会有更多的与《我们岩村》一脉相承的文字献给那片生死于斯的土地吗？

韩文戈：如有可能——我说的是生命留给我足够的时间的话，那时候我将步入老年，诗或许不再适合我了，我会继续在散文的路上观察、思考和记录，我相信岩村还有很多应该写而没有写出的原生态事物在期待着我。

王夫刚：为我们手绘一幅去岩村的路线图吧——不用比例，也不需要色彩。或者有朝一日，有人会据此出现在岩村街头，拦住某个奔跑的孩子，打听那早年出离的诗人是否已经归来。

韩文戈：草图（暂略）。

王夫刚：石家庄是你住过最久的一座城市，它对你的生活产生了不可回避的影响。这座华北平原上乏善可陈的城市属于你的第二故乡吗？20年前，我把你和大解视为河北诗坛的“双子星座”，现在，我称你是——谦逊一点说吧——冀东山区最后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人，遗憾的是，这与你居住工作的城市几乎没有关联。

韩文戈：石家庄这座城市，住的再久也不可能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故乡只有一个。用你的话来说，这座“乏善可陈”的城市，只能作为我的居住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要在这里生存，必须的。我与城市的不和解由来已久，这里毫无亲切感，甚至当作驿站都感到沉重和压抑，尽管在这座城市里，我同样享有现代化带来的文明成果。

王夫刚：我在诗集《到诗篇中朗诵·100位中国诗人的100首汉语佳作》中选入了你的《还有什么值得我去激动》一诗：“……一枚硬币对于乞丐的怜悯。/一段闪电的哭泣。/医生手术后的叹息。/电话里，传来某位故交死亡的消息：/我再也无法找到我原来的样子”。每次读到这里我都黯然不已，但我并不把它们看作你对生活的绝望陈述，恰恰相反，我从中读到的是一个诗人曾经沧海之后的不尽眷恋——也许我们再也找不到我们原来的样子了，人世间却肯定有值得我们激动的什么和什么，润物无声地安抚着我们有所欠缺的心。否则，生活还复继续，生命还复继续？你以为然否。

韩文戈：我是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微小的激动颠覆不了我对生命无常与生存荒诞的绝望，这属于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关系问题。但我有别的寄托，那些微小的激动只是其中之一部分。那种寄托给了我生存的勇气和力量。人是需要宗教的——信仰。有时候我觉得中国人那么可怜，在精神上。这里，我个人的寄托不特指宗教。

王夫刚：在别人看来，这样一个时代（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两个青春不再的男人谈论诗歌，总有一种味道很怪的感觉。但如果我们还承认自己的诗人身份，任何时间，任何环境，向诗歌致敬只不过是诗人最起码的修行。“你可以讨厌诗，但诗歌注定要存在”。这句话理智而准确地阐明了你对诗歌的信心，而我也愿意把它视为我们在视野之外不曾放弃遥望的心灵马达。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在《诗歌手记》中告诉我们：“人走到了一个阶段，回头看着那些用心写的字，青春会回来，爱情会回来，妈妈爸爸会回来，所有活着和死去的朋友会回来，逝去的时间也会回来”。这是诗歌带给诗人的力量，还是诗人赋予诗歌的责任？

韩文戈：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部分，共生吧。前提是作者曾用心写过那些字。

王夫刚：又一个秋天来到了，“秋风来临之际，青春已经荒芜”。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使一些属于我们的文字和我们的心获得了跳动在同一个频率上的机会：这曾是多么难得的期待啊，而今它以有增无减的方式加深着我对你和诗歌的祝福。

韩文戈：也谢谢你给了我一次在支离破碎的现实里追溯往昔，回望自身的机会。谢谢你的祝福——对于我，这很重要。



2009年8月，济南/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