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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脑海中，弗洛伊德几十年如一日地琢磨着如何死亡的各种想法。当他的朋友兼弟子安东·冯·弗罗因德死于腹部肿瘤时，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他用英雄般的清晰抵抗着无助，没有让分析蒙羞。”毋庸置疑，这就是一个再清晰不过的构想。它意味着，有一些死亡方式，弗洛伊德感觉会使分析蒙羞。这些方式会包括临终时不去面对科学事实，否认和压制。不管是沉溺于永生不朽的幻想，还是进入一种药物麻醉的模糊状态，又或是不正视现实，都是可耻的，都是以某种方式背叛他们共同事业中的那份诗意和科学。 弗洛伊德在描述弗罗因德“英雄般的清晰”时，所设定的理想就是要看清事物。要有理性。允许自己运用所有的感官，充分彻底地理解。在临终之际，做到这一点，当然比生命中其他任何时刻，都要更加困难、更加难得。弗洛伊德对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有着几乎不间断的描述，他有着一套接受死亡的方案，这方案非常详细，充满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滑稽和扭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英雄般的清晰”的预演，看到一种未雨绸缪。 例如，在早年与喉癌的斗争中，他写道：“关于我的手术和痛苦没什么好说的，你们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能想到的也想到了。萦绕在六十七岁老人头顶上的那种不确定性，现在有了实质性的表达。我不想把它看得太重；在现代医学的帮助下，人们可以抵挡一阵，然后会想起萧伯纳的警告：‘别想着永远活下去，你不会成功的。’”他的语气很轻松，完全是举重若轻，在信件中也充满着相似的腔调。他决意要——至少在纸上——扮演一个头脑冷静、内心波澜不惊的科学家，和一个有理性、思想深刻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在数量众多的信件中，不动声色地展示了十六种顺从命运的方式；他用一种考究的、雄辩的、戏谑的方式表明：死亡不会让他震惊或迷惘。 多年以来，弗洛伊德始终深信不疑自己命不久矣。他在写给卡尔·亚伯拉罕的信中说道：“后天我六十八岁的生日也许是我最后一个生日了，其他人也一定有过这种想法。”他还写道：“尽管我明显走在通往康复的路上，但是我内心深处还是悲观地认定死期将至。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伤疤带来的那些细小折磨永无止境，这是一种生命的非理性快乐和明智的放手之间的冲突，其中心是老年抑郁。”为什么放手是明智的？为什么生命的快乐是非理性的？弗洛伊德是如此迫切地想要超凡脱俗，想要清晰地查看和领会死亡的事实，以至于他只能将附属于生命的那些激情和奔放归属于“非理性”。理性似乎是一个包罗万象、事无巨细的代码，在此处用来指代某种更加陌生和罕见的东西：对生命依恋的节制。仿佛人们只应该稍微依恋一下生命。 多年以来，弗洛伊德都是完美的病人——以苦为乐，十分理性。甚至在面对着治疗中种种难以描述的小意外时，也能勇敢以对，毫无怨言。就这样他经历了不下三十次的口腔手术，这些手术痛苦万分，有时效果还很差；然而，他继续抽雪茄，以这种方式逃避、反抗疾病和未来的死亡，并且向它们献媚。他知道，抽烟加重了口腔损伤，使其恶化，但是他依然我行我素。 人们纳闷，为什么他会如此强烈而笃定地抽烟，甚至在医生们叮嘱他戒烟之后。答案一时半会难以说清。当他十七岁的外甥哈里拒绝抽香烟的时候，弗洛伊德说道：“孩子，抽烟是人一生中最好也最便宜的享受，如果你这么早就决定不抽烟，我只能为你感到难过。” 1923年2月，当他最初发现喉咙里长了东西的时候，弗洛伊德并没有立即告诉医生，部分原因就是他知道医生会让他再次戒烟。“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别抽烟。”1930年5月1日，他写道：“六年来，我一根雪茄没有抽过，不可否认，我的身体健康要归因于这种放弃。但是，这太凄惨了。” 他的健康问题，尽管他严肃以待，从来就没有真正影响到他抽烟。重新抽烟以后，他向弗里斯解释道：“从抽第一批雪茄开始，我能够工作了，同时也成为了我情绪的主人；在那之前，生活无法忍受。”这些都是强烈的声明：没有雪茄的人生是无法忍受的，是一种极端痛苦。从很早开始，他就把抽烟同他的想象性工作，同他创造性的一面联系起来。对他来说，没有雪茄，就不可能工作、集中注意力、发挥想象力，甚至活下去。某种关键的、至关重要的东西同雪茄烟纠缠在一起，就如同他的身份一般，挥之不去。 弗洛伊德的抽烟有着多重意义。它不仅是从根本上同他的创造过程不可分割（几乎可以说，不抽烟他就会觉得无法从事任何有意义的智力工作），同时，它再现了他的某种反抗，某种桀骜不驯，某种他通常情况下不会沉溺其中的自我表达。有一次，他在写给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的信中说道：“我可以向你汇报，我可以重新说话、咀嚼和工作了；实际上，甚至抽烟都是允许的 —— 以一种节制、谨慎的，好比是小资产阶级的方式。”这一点意味着，存在着另一种他喜欢的抽烟方式。那就是一种极端纵容、放任自己的冲动，这是他渴望的，或者说是他一向抽烟的方式：不节制、不谨慎、不负责任的弗洛伊德。 他在这里暗示，他的抽烟，对于理解他的人生和时代至关重要。他并不谨慎。他并不正确。他并不是那个守时、克制、财务上可靠的资产阶级弗洛伊德。他对雪茄的激情充满了不羁的野性：它是大火，是燃料，是累累果实。在其他地方，他称之为他的“罪”，对于一个讲科学的人士 —— 一个自然而然拒绝宗教框架的人——这个词的选择很有意思。“罪”这个词，赋予该习惯一种荣耀，一种换作他词也许就无法获得的丰富；这是他的禁忌，他的邪恶，他的非理性，同时由于它如此重要，它也赋予他生命。 弗洛伊德喜欢称自己为“冒险家”。这种冒险在他的工作中以及他必需的庞大的创造行为中得以体现，但是在他的人生中却并未体现。他的人生，正如茨威格指出，大体上是有条不紊、按时守分的。他的幽默感透露出那种捣乱的冲动、不时闪现的人性弱点，或者胡闹般的行为，但是他的生活并不生动，也没什么表现力，同人们想象中的精神分析之父可能有所出入。他追求玛莎·伯奈斯的过程激荡不安，带着几分狂热，但是他们结婚以后，从外表上看，他的浪漫人生就尘埃落定了，他暗示他和妻子在最后一个孩子降临人世之后就结束了性生活。他对无拘无束的本我以及力比多的探究纯粹是纸上谈兵。学者们梳理他的一生，试图找出点丑闻，希望他对性的迷恋在生活中确有其事，于是有人兴奋地推测他与小姨子明娜·伯奈斯关系暧昧，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他对她表现过爱恋之情，或许根本就没有爱恋之情。他做过一件不守规矩的事情，那是缠着他的邪恶，一个非理性的、毁灭性的单一行为，也是他事实上愿意承认的一宗“罪”：抽雪茄烟。在他狂热的婚约期间，他写道：“抽烟不可或缺，如果没什么好亲吻的。”他的意思是，抽烟是性生活的替代物；它是力比多的表现。 同时，在他的心里，抽烟也和一些特定种类的爱联系在一起。有一次，安娜离开家到柏林旅行，他给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写信，谈到失去她的感受：“假如她真的离我而去，我会感到生命失去了一块，就像我此时的感觉，就像假如我不得不放弃抽烟，我会感到的那样！”当然，在这两者之间划等号非常奇特，一边谈论的是戒烟，另一边却用相同口吻谈论放弃对自己成年女儿过度的钟爱。两者都以各自的方式被禁止，都是复杂的、有成效的、不健康的沉溺行为，可他一个也放不下。安娜的人生从未再往前走一步；她没结婚，也从未与人私奔，一直——同兄弟姐妹们不一样——待在童年时期的家中。在一个非常坦诚的时刻，弗洛伊德写道：“有时候，我迫切地希望她有个好男人，而有时候失去她让我退缩。”他太依恋安娜了，也痛苦地意识到这种依恋的代价，特别对她而言，但他还是不愿意放她而去，不愿意接受她离开他过一种更加完满的成人生活这一可能性。他任性地、有意识地培养他和安娜的这种过于亲近的关系，就像抽烟一样，是某种人们不应该从事的行为。两者都是未加抗拒的冲动。 整体而言，除了这些偶尔的顺便提及，弗洛伊德反对任何对他抽雪茄这件事的持续性分析；这似乎是禁区，独立于可以分析的世界。在《梦的解析》以及其他作品里面，他广泛而全面地分析了自身。但是，他没有分析他和抽烟的关系，虽然它明显很复杂也充满激情；他没有讨论他对抽烟的一贯忠诚，甚至在面对着疾病以及一个接一个医生的明令禁止的时候。他似乎抱着这样的信念：“有时候一根雪茄就只是一根雪茄。” 至于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评论是否是弗洛伊德1909年在克拉克大学对学生们演讲时做出的，依然存疑。不过，他确实在写给欧内斯特·琼斯的一封信中把雪茄烟视作私人问题，某种与对他的研究方法的解释探究相分离的东西：“假如有人拿我的‘堕落犯罪’来指责你，你不需顾虑只管回答，我对心灵感应的坚持是我的私事，就像我的犹太身份、我对抽烟的激情，诸如此类……这些对于我的精神分析都无关紧要。”照此说法，抽烟属于一个特别的、独立的范畴：他不希望它被分析。它是某种他在分析之外所做的事情。它是他自己的神秘。 苏珊·桑塔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约翰·厄普代克、狄兰·托马斯、莫里斯·桑达克。这些伟大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似乎都处理好了死亡的问题，拥有某种死亡智慧。假如用语言捕捉死亡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他们是最有可能做到的人。通过大量与艺术家生前亲人和好友交谈，爬梳卷帙浩繁的文字资料，本书重现了作家们的最后时刻，是一部从死亡写起的逆向传记。每个人的人生，从死亡开始，缓缓地展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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