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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百余年的红学史上，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无疑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周春其人其书，《红楼梦大辞典》中均列有词条进行介绍：
《阅红楼梦随笔》之所以在红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我们可以从《红楼梦大辞典》的这两个词条，看出三点原因：一，它开了索隐派的先河；二，它提供了重要的版本线索；三，它是目前所知的第一部红学专著。而这三点在红学界是基本达成了共识的；前两点暂时不论，姑引几条资料，以见红学家们对第三点的普遍承认。 周汝昌《〈红楼梦〉版本常谈》一文中说：“个人所见到的，从乾隆末到嘉庆初，最早的有代表性的《红楼梦》题咏者，大多数是杭州人，而第一部‘红学专著’则出于海宁人周春之手。周春是‘索隐派’的开山祖师。”（见《红楼梦版本论丛》，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1976年编印，第15页）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稿》一书中说：“在乾隆年间，除抄本《石头记》上的批注以外，把对于《红楼梦》的评论写成专册并且得以流传下来的，据今所知，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恐怕要算是最早的一本了。”（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44—45页）韩进廉《红学史稿》一书也说：“旧红学家除‘评点’发微外，更多的是‘随笔’志感，留下不少随笔类论著……据今所知，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为最早……乾隆五十九年（1794）撰就至今见诸笔墨的第一部红学专著——《阅红楼梦随笔》。”（韩进廉《红学史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页） 一粟的《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全文收录了周春的这部著作，近日我在读这部资料汇编时，联系上前后的一些材料，竟对红学家们异口同声的这个判断——《阅红楼梦随笔》是目前所知的第一部红学专著，产生了一些疑问。这些疑问的产生，在《红楼梦资料汇编》所收文献的范围内，甚至在新世纪之前的学术环境下，都是显而易见又合情合理的，而之前的红学家们似乎并未有过这样的疑问，颇为怪异。所以，虽然我的疑问最后通过查阅最新研究成果而得到解决，但也不妨将疑思的整个过程记录下来，作为一次学术探索的案例进行分享，也不无裨益。 首先，《红楼梦大辞典》说周氏随笔“有写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自序”，并据此认定该书“乾隆五十九年（1794）撰就”，就是值得商榷的。所谓自序，即是《阅红楼梦随笔》的第一部分，《红楼梦书录》中转抄时也标之为“自序”（一粟《红楼梦书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7页）。其实，这一部分，在上海图书馆藏拜经楼抄本（《红楼梦资料汇编》据此本收录）中题为《红楼梦记》，早期征引周氏随笔的寿鹏飞也称“海昌黍谷居士周春松霭甫《红楼梦随笔》第一章《红楼梦记》”（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辩证》，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4页。寿氏征引的版本为浙江吴伯汙万华庵藏本），可见其到底是不是自序的性质，是很值得怀疑的。我们很容易发现，第一部分《红楼梦记》署有两个时间，一是“甲寅中元”，二是“十月既望”；第二部分《红楼梦评例》署有“乙卯正月初四日”。由此可见，第一部分的写作时间早于第二部分，因此，将第一部分当做“自序”，以“自序”的署年来论定《阅红楼梦随笔》一书的成书时间，显然是错误的。 那么，综合甲寅、乙卯两个署年，而认为“《阅红楼梦随笔》的写作时间大约在乾隆甲寅、乙卯年间”（李虹《周春及其〈红楼梦〉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论文，2001年），是不是就比较合理了呢？我觉得不尽然，因为还有一个疑点，有待我们解决。这个疑点就是，周氏随笔的第三部分《红楼梦约评》中，两次引用到了《随园诗话》的内容，而据《红楼梦资料汇编》上节录的两种《随园诗话》版本，周氏随笔似应产生于道光四年（1824）之后。下面分别指出，并略加分析。 《阅红楼梦随笔·红楼梦约评》：“偷鸡戏狗爬灰养小叔，借焦大口中痛骂，又借宝玉口中一问，不待明言而知矣。故曹雪芹赠红楼女校书诗有‘威仪棣棣若山河’之句。初怪美人词料甚多，何以引用不类，今观此，方知其用如山如河之为有意也。”（《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0页）按周氏随笔的第一部分中阐述其“张侯家事说”时，即“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南通志》、《随园诗话》、《张侯行述》诸书”（《红楼梦资料汇编》，第66页），《随园诗话》赫然在目，我们便可充分断定，周氏此处说的“曹雪芹赠回红楼女校书诗”云云，乃采自袁枚之说。我们看《随园诗话》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中说的是“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红楼梦资料汇编》，第12—13页），我斋是指富察·明义；周春引用的本子，显然不是这个。而《随园诗话》道光四年（1824）刊本则是：“当时红楼中有女校书某尤艳，雪芹赠云：……”（《红楼梦资料汇编》，第13页）很明显，周春引用的版本，与道光四年刊本一致。 《阅红楼梦随笔·红楼梦约评》：“袁简斋云：‘大观园即余之随园。’此老善于欺人，愚未深信。”按《随园诗话》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中并没有周春说的这句话，而在道光四年（1824）刊本中才有：“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红楼梦资料汇编》，第13页）很明显，周春此处的引用，也与《随园诗话》道光四年（1824）刊本一致。 那么，根据以上两段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引用到了道光四年（1824）刊印的书籍，它的成书也当在道光四年（1824）之后；而二知道人的《红楼梦说梦》刊行于嘉庆年间，所以，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绝不是第一部红学专著！ 但矛盾也就随之而来：周春“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红楼梦书录》，第168页），他如何能够在死了近十年之后的道光四年（1824）还继续著书，并引用当年（1824）刊印的《随园诗话》呢？这个矛盾要解决，大致可以考虑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周春的卒年不是嘉庆二十年（1815），而是道光四年（1824）或之后的某一年；二是除了《红楼梦资料汇编》上提到的两个版本，《随园诗话》还有没有其他的版本。 读了包云志《〈随园诗话〉中有关〈红楼梦〉一段话的前后变化——兼谈〈随园诗话〉的版本》（《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4辑）一文，这个疑点，这个矛盾，也就随之而解了。据包先生的文章介绍，《随园诗话》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之前，还有一种乾隆五十四年（1789）刊本，而在这种刊本里，有关《红楼梦》的那段话是这样的：
其中有几个错别字，均是当时（1789）的排印错误。 而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又分为三个版本，《红楼梦资料汇编》中收录的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与第二版和第三版的内容相同，没有“中有所谓文（大）观园者”一句，“雪芹赠云”改作“我斋题云”。而第一版的文字，则与乾隆五十四年（1789）版基本一致，有“中有所谓文观园者”一句，“雪芹赠云”也是一样的。 由此可知，周春所见到的《随园诗话》，当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刊本，或者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的第一版。这样，就能解释本文之前所提出的那些疑点和矛盾了。周春《阅红楼梦随笔》是目前所知的第一部红学专著的判断，在没有新文献被发现之前，还是正确的。 看来，全面掌握版本资料，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至关重要。但在不知《随园诗话》有其他版本的几十年中，红学家们竟然没有发现这里面的疑点和矛盾，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补订】詹健学友阅过本文后指出，黄一农先生有考证过《随园诗话》的版本问题。查黄一农《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中华书局2015年版）一书，第八章即为《袁枚〈随园诗话〉中的涉红记事》，详细介绍了《随园诗话》的更多版本，可以参看。从黄先生著作中另得一条线索：曲江《明义〈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真伪辨证——与欧阳健先生商榷》（《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3辑）一文中，曾提到了周春《阅红楼梦随笔》引用袁枚“大观园即余之随园”一语。但曲先生并没有从版本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而只是为了证明《随园诗话》道光四年（1824）刊本多出来的那句“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是袁枚自己说过的，而非后人妄加：“同时的人，同时的记载，应该能够证明袁枚确实曾有此言，虽然这一看法不见得是袁枚自己首创，由此也可看出，道光四年刊本《随园诗话》多出的那两句话虽然晚出，但却渊源有自，并非无根之谈。”曲先生的直觉是对的，但未找到更多的版本深入论证该问题，到底有种隔靴搔痒之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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