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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封信 作为防御的幻觉和Claude Lanzmann的三重知识 Claude Lanzmann已于2018年7月5日过世。 亲爱的朋友，我很高兴你提出疯狂问题作为一种逃出地狱的手段，正如我们在弗朗索瓦斯达沃因和让 - 马克斯高迪利埃（Françoise Davoine 与 Jean-Max Gaudillière）的著作中所看到的那样。 你可能还记得，1988年，我编辑过一本书，拉美的分析家描述他们在恐怖主义政权下的经历，这本书是由Le Psychanalyste sous la terreur（白色恐怖下精神分析师）（由Matrice-Rocinante出版）编辑的。他们指出，恐怖主义国家强迫的沉默来自于暗杀事件。在这本书中，Gilou Garcia Reinoso非常敏锐地提出这个观点：“你一定不能注意到对你的儿子，你的父亲，你的母亲或你的邻居的人所进行谋杀。你必须不去想它、谈论它或记住它。你所经历的事情从未发生过。这种体验消失了，它必须在它进入现实领域的那一刻就消失掉。“视野中生命不再存在：它消失了。继续的生活则永远不会结束：它是永恒的。这就是国家的意志。 国家占据了所有地方。 整个空间都被充满了。 没有开口。 执政者无所不能，恐怖统治确保了他们的绝对权力。 在阿根廷，直到梅奥广场的母亲们到来 - “疯狂的女人”，就像他们自称的那样- 在这个封闭的时空中出现了一个开口，一个运动成形，并且成长和获得了能量。 根据拉丁美洲精神分析学家的说法，五月广场的“疯女人”这个词对应于一个临床现实：谈到这种关于在精神中暗杀的死亡般的沉默 - 一种沉默呼应于社会团体的沉默 – 让主体对准他为了在极度恐怖的极端情况下生存下来的结构。 接受禁令，肯定生命永远不会结束而只是消失，这样生命会继续，不是凡人而是永恒，意味着拒绝掉了通常定义了人类存在的所有的参数。当然，这也使得通常的精神投资不可能代表生活所需的快乐，以及表达过剩的享乐。但是，由于说话的人不能放弃这些表述中的任何一个，为了继续生活，他被迫在幻觉的平面上去创造它们。在恐怖的情况下说话是一种精心制作的行为，涉及到所经历的精神痛苦。精神痛苦表现的工作，被编织成直接涉及整个社会团体的话。事实上，最初的痛苦是承担了见证的痛苦，因为这是幸存者、刺客和所有死者聚集的位置。因此，说话是为了让死者能够发出声音。但最重要的是，要说是要让生存成为可能的幻觉。这本身是一种知识。 然后，精神分析家知道，甚至在他遇到与他交谈的人之前，他的主体的真实情况不能仅限于主体所给出的说明; 分析家知道这个事实逃开了这里的问题。 因此，后者需要与某人 - 精神分析师 - 见面，这样这个人就会倾听他，并帮助他回忆一个关于生活经历的真相（对他来说仍然是未知的） - 这是他自己的故事。 但我相信能够帮助他们的一些患者的那些拉丁美洲精神分析师能够获得这种疼痛的表达，主要是依赖于分析环境的虚构维度。同样，克劳德兰兹曼Claude Lanzmann知道，当他开始制作他的电影“肖亚”（纳粹大屠杀Shoah）时，幸存者并没有拥有关于他们的经历的真相。 他知道，只有当他们与没有经历过他们的经历的人交谈时，他们才能掌握其中的任何部分。 克劳德兰兹曼 这解释了兰兹曼在对幸存者的质疑中如何既温暖又残忍。这是兰兹曼的第一种知识。他的第二种知识涉及虚构空间的重要性。电影Shoah告诉我们所有遭受恐怖袭击的人都没有从这次经历中恢复过来. Miguel Estrella是一位阿根廷钢琴家，他在乌拉圭险恶的自由监狱度过了很长时间。反复的折磨使他失去了手指的敏感性。他担心他的手指永远不会恢复正常的感觉了，而且他再也不能弹钢琴了– 这可是他生命的热情。他秘密地在纸上画了一个键盘，并试图以记忆来演奏;音乐片段会回到他身上：一个特定的片断，然后是一个空白片段，然后是另一个片段。空白持续存在，手指的感觉没有回来。有一天，他收到了英国女王的礼物 - 一个无声键盘，但是是真正的键盘。为释放他而组织的国际运动，以及这种特殊的皇室礼物，让他从狱卒那儿得到了保护。结果，Miguel能够将键盘保存在他的牢房里。他练习，手指重新恢复敏感，并重新连接音乐和音乐的记忆。 Miguel Estrella在一次晚宴中告诉我，在他举行的一场音乐会之后，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告诉他，当我看到电影“鸟的眼睛”中描述“Libertad”监狱的生活，并且主要根据Miguel的说法，我已经“认识”他。 尽管董事们坚持，但他告诉我他在看电影之前已经等了很长时间。 最后，他和一位朋友一起进行了一次私人放映，这位朋友也是“Libertad”的囚犯。 在看到第一卷后，他发现电影在移动，尽管他觉得缺少一个重要维度：不断提高警惕性; 神经; 并且感官处于持续的警戒状态。 然后是他收到无声键盘的场景。 他意识到演员正在演奏舒曼，而他，米格尔，在他的脑海中有音乐。那一刻，音乐在电影的空间中可以听到。 “我开始尖叫，我无法停止尖叫。只有这样，我才能理解我所经历的恐怖。“换句话说，只有当音乐进入电影的虚构空间时，米格尔才能认识到它不再沉浸于恐怖中的真实空间。它当然存在于他的记忆中，由于这一点，他可以创造它在世界上存在的虚构。这部电影的虚构使他有可能第一次认识到允许他生存的虚幻，但这样做也揭示了这一虚构的幻觉性。尖叫声表达的痛苦表明了这种幻觉的终结：从那一刻起直到他的生命结束时，他都能够说出他的经历来。叙述这种体验的可能性与一种丧失是密不可分的;从那时起，他将不再能够幻觉出一种快乐的现实;相反，为了获得这种乐趣，他必须接触另一个存在着的现实。我早先讲过，电影Shoah告诉我们那些经历过恐怖的人从未恢复。 一条非常精致的线条把他们从这个他们从未离开过的场景中分离出来，而他们等待一个不可思议的另一个人给他们带来一部小说，让他们终于离开那个幻觉的世界，因为他们是能够维持这个不可能的叙述的证人。兰兹曼知道，通过给证人一个虚构的空间 - 电影的空间 - 他给了他们一次冒险去揭示他们痛苦的场景。他知道，在电影空间提供的虚构环境中，他想要知道这种欲望是指来自另一个关心他所提出问题的人，但他仍然是他正在探索的经历的外部。 他知道，他的要求可以提供一个幻觉性快乐的对手，使幸存者能够经验恐怖的经历并可以去作证。 第一次，在电影拍摄的独特场合，他们所经历的恐怖情绪表达同时表达了痛苦、放弃幻觉，将整个经验作为真实整合，为死难者发出了声音。我确信 - 米格尔·埃斯特雷拉是一个清晰的例子- 在拍摄期间与兰兹曼谈过后，没有一个证人回去还像以前那样说话。由于这种参与的虚构，他们不再停止去说话了。从那时起，他们就会谈到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经历，但却没有对他们进行定义，他们已经退后一步了。意识到他们的思想已经被肢解，导致他们害怕（不知不觉地）放弃幻觉会摧毁他们说话的一切可能性。然而，一旦他们能够放弃幻觉，因为有人给予他们激情投资的礼物，他们就会接受不断相遇的可能性。我认为，在某些社会今天进行的重新民主化进程中，新的机构的调解员们（民间社会必须制定，以便拒绝忘记恐怖主义国家所造成的恐怖和残害）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虚构的维度，提供更改性设置的维度。 换句话说，鉴于任务的巨大和前所未有的性质，政治领域被迫在其工作中含有无意识的层面。否则，后代将遭受今日政治体系试图在社会领域中痊愈的同样的蹂躏。 克劳德兰兹曼的第三种知识关注的是萨德哲学在解决痛苦问题上的不足。根据萨德的观点，可以考虑两种选择：要么是痛苦的色情化- 即我们具有受虐性，要么是让死亡与快乐纠缠一起的意识。这种意识会使萨德主义者成为康德绝对命令的代理人，简单地说：“你要快乐，然后去死！”缩减快乐为它的力比多的表现，意味着将受害者定义为无意识的共犯者，这种过于简单化消除了对心理痛苦的任何反思，这个问题导致了精神空间中没有表征性的经验部分。忽略这个问题的施虐场景，其剧本假定了将人类欲望波动中涉及的元素总结为是处于一个自然的场景下。 相比之下，兰兹曼的场景就是虚构的场景。结果，知道变化的人也是占据该地的人，虽然他知道另一个人并不拥有他的经验的真实性，但兰兹曼并不认为具有这个真理。他所怂恿的并不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叙述，它会加强受害者在他的位置上永远作为受害者而自鸣得意的欲望。兰兹曼正在寻找一种叙述方式，将幸存者变成一个见证人，在电影拍摄现场后，这种体验的具体现实永远失去了原样。表达精神痛苦意味着将其定位在身体空间以外的地方上;首先将它定位在虚构的空间（电影的内容）中，以及在文字交换和相遇空间中。 但为了使这样的表达成为可能，我们必须意识到，与萨德不同，我们必须意识到，在恐怖的情况下，痛苦的经历联系着快乐，一种无法被缩减为遭遇的色情化的，以持续的幻觉性的活动而产出的快乐，它即允许永久感知痛苦，也允许感知它的反面（即否定机制）。根据这些观察结果重新审视自然主义的萨德场景，揭示了这个场景究竟是什么：是种纯粹的幻想。那些认为朗兹曼是一位认同为萨德的无情的采访者，并不仅仅是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还忽略了幻觉和创伤之间的联系 - 这只是电影Shoah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之一。 你的朋友 —————————————————————————————————— 《给年轻分析家的信》系列译文 2 第六封信 移情 6 第22封：癔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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