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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经太 一百年前，李大钊将明代文人“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对联改动一字，成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向原来的铮铮风骨之中，注入了含蕴灵妙的韵味，从此传诵人口，鼓舞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人为中华崛起而前赴后继。作为新文化先驱的代表人物，却又具有涵泳古典的如此学养，这就提示我们，在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养成现代君子人格的民族精神塑造过程中，道德文章风骨与诗情画意韵味的两端交融所生成的人格美学精神，始终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源于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经典论述，中华传统文化历史地生成了“依仁游艺”这一经典的艺术生活原则。按照朱熹《四书集注》的诠释，这里的“游”是指“玩物适情”。杜绝“玩物丧志”的“玩物适情”，就人之个体而言，意味着思想信念和情感快意的生动结合；就人之集体，亦即人类社会而言，意味着国家民族意识形态与个人感情生活的和谐共融。不言而喻，这都是直接关系到是否“诗意地栖居”的现代人学课题。 站在“诗意地栖居”的君子人格美学高度，我们深切感受到，朱熹确实是懂得艺术审美的思想家，他在阐释君子“依仁游艺”的时候所引入的一个“情”字，是带有宋儒“性情之辩”色彩的“情”字，对这个“情”字的玩味，促使我们再度领略《论语·先进第十一》所描述的那一段生动情节：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朱熹《集注》解释道：“四子侍坐，以齿为序，则点当次对。以方鼓瑟，故孔子先问求、赤而后及点也。”让我们想象当时的情景，在师生几位各言其志的同时，有一位同学却陶醉于“鼓瑟”，孔子之所以不按序齿顺序而最后才问到他，也正是出于对其“鼓瑟”兴致的内心共鸣，否则，就无法理解他老人家最后“吾与点也”的表态了。 重读《论语》此章，不禁联系到《庄子·渔父》中“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的集体形象。由孔子的“吾与点也”之意，联想到庄子，其实一点也不奇怪。现在我们读《朱子语类》，其间有很多讨论孔子“吾与点也”之意的内容，而其中就有多处讲到“曾点意思，与庄周相似”“他大纲如庄子”等等。经历了魏晋清谈玄思和汉唐盛世书写的双重洗礼之后，伴随着儒学的心性哲学化而进境于集大成层次的君子人格理想，之所以有着对“'吾与点也’之意”的反复阐述，正是因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的君子人格典范，已然从经典原则的抽象规范转化为吟风弄月和讲学习礼高度一体化的诗意生活风尚。 当代美学大家宗白华认为，“孔子这超然的、蔼然的、爱美爱自然的生活态度，我们在晋人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陶渊明的田园诗里见到遥遥嗣响的人”，“他自己也能超然于礼法之表追寻活泼的真实的丰富的人生。他的生活不但'依于仁’，还要'游于艺’”。宗白华的阐释学，是中华诗情画意的阐释学。循着宗白华的阐释指向，我们更能领略《兰亭序》和陶渊明田园诗所呈现的君子人格风范。 陶渊明《时运》诗序写道：“时运，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独游，欣慨交心。”这完全可以看作是《论语》“吾与点也”章的唱和篇。陶渊明以他那归耕田园的特殊情怀，抒写出民胞物与的另一番美感形象：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 山涤余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多么美妙的“春风翅膀”的想象！多么生动的春风在新苗初生的田野上翼然掠过的形象！正是耕作生活所养成的带有泥土气息的直觉敏感，使得田野春色的生动细节在诗人天才的创意写作中凝练成传诵千古的“名句绝唱”。岂止如此，“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淳朴自然的艺术语言，呈现出特别富于诗情画意的生活景象，即便是相隔一千六七百年的当代读者，只要你深入体味“翼彼新苗”的诗意形象所传达的情感内蕴，就会油然生出自己的生命与整个大自然息息相关的爱怜和快慰。这便是诗情画意中的君子人格。陶诗接着写道： 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齐业，闲咏以归。 我爱其静，寤寐交挥。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陶渊明是在自觉传承孔子的“吾与点也”之意。而这不仅仅是陶渊明个体的自觉，实质上是整个时代的自觉。自从魏晋士人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体“自然”情怀，发现并艺术地再现了客观自然之美，伴随着山水诗的兴起发展以及日后山水画的兴起发展，人与大自然的美感交融和诗歌语言艺术与绘画视觉艺术的美感交融，历史地成为君子人格养成的文化生成背景。值得注意的是，《兰亭序》所描写的“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的美感自由，包含着“俯仰一世”而有感于“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的生命哲学的感悟。所以，宗白华赞赏不已的“晋人的美”，可以说是一种深含生命哲学意蕴的诗情画意化了的人格风范，宋儒阐发孔子“吾与点也”之意的所有文字，因此也无不含有诗情画意的深长韵味。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通观君子人格之诗情画意的“意象”呈现，人们会注意到一组非常有典型意义的自然人文意象：“清风明月”“吟风弄月”“光风霁月”。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难道不值得去探究一番？ 苏轼《赤壁赋》写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所有类似的“清风明月”意象，包括再度凝练而生成的邵雍《清夜吟》的“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尽管已经含蕴着当代美学家所谓“瞬刻永恒”的诗意哲学底蕴，仍然可以看作是对客观宇宙的意象化表现。而《宋史·周敦颐传》所描述的“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的“吟风弄月”，分明凸显了人物的主体精神风貌，在诗意的吟咏之间“玩物适情”，而那个被诗意人格的主体所玩赏的对象，同样是“月到天心，风来水面”之“风月”。最后，我们要面对的是黄庭坚《豫章集·濂溪诗序》：“周茂叔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其中“光风霁月”的诗意形象所象征的“人品甚高，胸怀洒落”的人格境界，究竟有哪些不同于“清风明月”和“吟风弄月”的特殊性和独到性呢？ 聚焦“光风霁月”意象而充分展开你的联想和想象，必将发现，这分明是一种寄托着世道清明与精神洒落双重意蕴的人格理想，“光风霁月”这一含蕴着“雨雪放晴”之特殊意味的直觉形象，直觉性地表现出身处阴霾者忽见晴光明月之际的精神愉悦，以及对“出淤泥而不染”之清明高洁之美的特殊追求。众所周知，如《明道传》所载：“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二程后来回忆：“昔受学于周茂叔，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二程见周敦颐“吟风弄月”而领悟其有夫子“吾与点也”之意，分明是一种对原始儒家之“孔颜乐处”的重新领悟，一方面是通过“乐道”而非“乐贫”的人生价值确认，坚定“求道之志”，另一方面则是把“吾与点也”之意和“魏晋以来”流连自然风景的人生情趣艺术地结合起来，从而收获精神生活的丰满充实。与此同时，和“吟风弄月”相比，“光风霁月”的人格意象，又呈现出“举世皆浊我独清”式的人格高洁特征，并因此而赋予高明清远的人格理想以独立不移的高贵精神。 正是在上述君子人格价值建构过程中，中唐以来复兴“古文”“古道”的道德文章讲求，实现了与诗情画意讲求的人格精神统一。 其实，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宋人通过对魏晋风度的批判性接受，自觉建构起新的“精神贵族”的思想文化传统。欧阳修说：“陋巷之士得以自高于王侯者，以道自贵也。”苏轼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赞赏周敦颐人格如“光风霁月”的黄庭坚，又说：“余尝为诸弟子言：'士生于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医。’或问不俗之状，余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士之处世，或出或处，或刚或柔，未易以一节尽其蕴，然率以是观之。’”又云：“在朝之士，观其见危之大节；在野之士，观其奉身之大义。”总而言之，“宋型文化”的主体精神，是在庶族文士大量进入社会主流层的历史形势下，士人“以道自贵”而自觉改造“魏晋风度”和“晋宋雅韵”，从而实现“名教”与“自然”双重主题的人格精神塑造，并以此而在文化世俗化的历史走向中支撑起“高风绝尘”的高雅气象，集道德文章和诗情画意于一身，富有书卷涵养，兼通百家技艺，自觉建构起涵涉广泛而道通为一的文艺思想精神。 今天，我们特别需要领会和传承这种现实情怀和超越意趣深度融合的人格追求，我们更要意识到，这实质上是深邃的哲学宇宙观念、坚韧的社会使命担当和潇洒的艺术生活情趣的圆融合一。“原道”而生成的“原道之道”，是中华文化所塑造的“哲思主体”之思想方法的集中体现，“问仁”而生成的“问仁之仁”，是中华文化所塑造的“仁政主体”之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游艺”而生成的“游艺之艺”，是中华文化所塑造的“审美主体”之文艺精神的集中体现。三者之间的关联方式，也正是君子人格的生成秘密所在，孔子原创的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并没有穷尽其间的思想精神探寻，留给我们“接着说”的创造性阐释空间，仍然是非常深邃和广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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