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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钰麟去世的消息刚传出就不胫而走，在无锡很是引起一阵反响。华钰麟被人称为“老无锡的活字典”，是因为他经常出现在电视台作客讲述无锡往事。年轻人叫他华爷爷，而我们都叫他华老先生。我与他有着一段独特的交往。
记得与他的第一次结识是不太友好，甚至带有点火药味的。那是大约10年前在一次城建规划方面的会议上，我与他都作为被邀请对象参加。不知什么原因，讲到了中山路地名命名这个话题。他先发言，说是无锡沦陷时，街市被烧，1938年重建，即将北门上塘街、下塘街等取名中山路。我随后发言，说是中山路的取名要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这明显就是针对他的。他随即又发言强调是1938年。我当时虽然已知道他是老记者，是老无锡，但一点也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意见。我自感也是有底气的。因为《无锡市志》中的地名就是我编的，还编著出版过《无锡地名录》，为此我担任了无锡市地名委员会的学术委员。据文献记载，这条路当时取名为“和平路”，这是因为当时的伪军就叫“和平军”，是日寇鼓吹所谓“大东亚和平”的产物。后来改叫国父路，至1945年后才正式改名中山路。而华老先生是老记者，这么多年主要是靠记忆。可以说这是一次不愉快的相见。双方之间并没有留下好感。不过，我也发现他是一个骨鲠在喉不说不畅快之人。
由于他和我认识的一些老先生过从甚密，并在一起合作编辑有关无锡历史掌故方面的书，我有一本《无锡帮会志》转交给了他。有一天，我正位于东林书院附近的办公室内上班，他一人来找我。狭小的办公室就我俩人面对面地就近隔桌坐着。他对我送他的书很感兴趣，也很感奇怪我为什么能写出一般人难于写出来的书，于是就特地来找我，问我的家世。我告诉他我父亲的名字，是解放前的县参议员，他大为惊讶，因为他知道我父亲的名字，且他哥哥华耀麟也是县参议员，这样说起来我们还是世交。我俩聊到此，彼此唏嘘不已，不免惺惺相惜。因为像我父辈与他兄长的这种经历，在解放后都经历了人生的挫折而遭难。他自己在1957年打成右派，也是因为家庭包括他兄长的原因。我们都是深受牵连之人，也都是从社会底层，从逆境中滚爬过来的人。所谓底层，并不是指当农民、工人甚至乞丐、流浪汉，而是指被人为因素遭受的被歧视、被人吆五喝六的使唤，是指精神上的被奴役。而他的灾难比我更重，从一个过惯舒适日子、摇笔杆子的文人记者去做建筑工人，拎灰桶，推板车……。实际上还说不上是工人，无锡人称作为衬工，或小工，是一种当苦力的。这种活我曾干过，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累得要死。可他却硬是挺过来了。他听了我的身世与经历后，说怪不得你能编出这种书来。我说，父亲早已去世，对于我编这书影响不大，他却认为还是有关系。他对我的书大为赞赏，说我是有心人。我告诉他此书资料是从一些黑帮人物的档案中间查到的，为常人所不易看到。他虽然与三教九流打过交道，但对我书中所写的事实，他也不知。说我的书解答了长久以来他对一些人与事的疑惑不解与难题。经过这一次交往，以往的不快一扫而净。他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不聇下问于我这个晚辈，还带着气喘病爬到五楼来找我，这种事本身就令人感动。更何况又有我父亲与他兄长相识的这层关系呢。有了这样的经历与关系，我在以后与他的交往中，虽话语不多，却是心灵相通，就像是自己人一样。
我有一同学与他同一个单位。同学讲给我听他家里的情况，生活不是那么如意，孤独、清苦。真不知道他平日里是怎么过的。心里不免同情他、关心他。
无锡解放前，因为工商发达，报纸办得也多，不乏有名记者，如秦毓钧、杨寿杓、吴观蠡、李伯森、孙春圃等。而解放前当记者的，至解放后仍从业的不多，特别是“文革”后幸存的已是寥寥无几。曾经著过《江南忆旧的》一书的孙云年也早已去世多年。华老先生解放前做过《导报》记者，又是解放初《晓报》的记者，虽耽搁了几十年，但幸运地赶上了电视媒体时代。他上电视台讲无锡“老底子”的故事，立即家喻户晓。所以无锡人喜欢他，敬重他。这一点使他很感欣慰。他是记者出身，对新闻事业有着独有的爱好。因此，当电台、报社去采访他时，他总是设身处地的为同行考虑着想，总是热情接待。甚至还自掏腰包，请外地记者尝尝无锡好吃的土特产。事实上，除了他肚子里有货道外，他十分敬业，每次采访都精心准备，不顾高龄而奔走寻找资料。这些都似乎像是又回到了他当记者的年代。他的命途多舛，他的个人生活清苦，却从无冤言与发牢骚，反倒是心态平稳，乐观常在，念兹于、斫斫于别人对他所要求的采访上。他是经历过大难的人，也许正是这一点，才使他大彻大悟，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思想，深入他的心髓。看得出来，他很珍惜晚年能重回笔杆子的生活，他很知足，知道这来之不易。 那时，搞古琴的吴炯还在编《无锡电视报新周刊》，经常采访华老先生，吴成了华的“学生子”。记得为纪念无锡解放六十周年，华先生提供了不少资料。其中讲荣德生派代表钱钟汉赴苏北解放区会见中共领导人，随行者中有其兄华耀麟，这一说在我们党史界从未有过，在我们史志办公室与一些搞地方史的人中间引起轩然大波。而我虽心存疑惑，却并不像有些人那样惊奇。现在的史载随行者有孙德先与袁鹤皋。袁是老报人，是新闻业同业公理事长孙德先的部下，孙德先是孙翔风的哥哥，孙翔风与李惕平是同学兼亲戚，还是国民党县党部的同事，又都是钱孙卿的学生，而华耀麟与孙、袁等都是一起的人。钱钟汉赴苏北，在他们内部小范围来讲，是不公开的秘密。解放后，老报人大都不顺，袁与华耀麟也不例外。像华耀麟这样的人在最早的采集资料过程中，就有可能因避讳而被忽略。我宁可信其华老先生之一说，而不愿轻易抛弃一点线索。可惜华先生已走，更加难以对证了。
前几年，美籍无锡人女画家华之宁居无锡。一次，钦颂老先生请华之宁吃饭，华钰麟与我及几位无锡画家作陪，气氛很是欢谐。华之宁与华钰麟谈起老家南门三下塘，还问我要了一本《无锡地名》的书。华钰麟听说我退休后还在上班，就说，你是应该发挥作用，无锡地界上有你这样的人搞史志最适合不过了，你们办公室有你这样的人才能立得住脚头。一口无锡话，说得大家开心。隔了不久，华之宁回请，还带了其兄、嫂，陪同者仍有华钰麟与我。华老先生自言自语道，看来下次得轮到我请客了。我坐在旁听后心想，怎么轮到你老前辈呢，我这小辈还没请呢，再说你条件拮据，无论如何都得我请。但反过来说明华老先生是一个很重情谊的人，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是一个十分懂得礼数的人。可后来，华之宁却回国了，再传来的消息是得了癌症，正在救治。欠她的情，以及想请华老先生与钦颂吃饭的事，只能搁置了。而如今，却又……
他编了本《无锡旧事》托朋友送给我，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遇见他，说起书的事情，我却健忘似地说没有拿到，他连忙说下次给你，不久就又送来一本。他在《发现无锡》一书中有多篇文章。事实上还有散见于其他报刊上的其他文章。我想，像他这样的老人，要是配一个助手给他，一定还能写出不少东西呢。可惜没有人会意识到，或者即使意识到也无力帮助他。他肚子里的货道就这样随着他的消失而埋没掉了。他的去世，是无锡文化传承的损失，真的好可惜。
记得后来遇见他时，曾告诉过他，我正在着手编著《无锡近代史》，他很为我高兴。他后来在朋友圈子里对我赞赏有加，甚至说：在无锡，野史数他老华第一，正史是郁有满。这是抬举我的话。也不乏有吹嘘之义。实无锡研究历史有深厚功底的大有人在，我始终是一名学生，即使写点东西也是学着写。而他看重我的是我在专业的史志部门，曾经担纲参加过两部《无锡市志》的编纂；是看重我的勤奋与钻研。而我不过是在史志部门工作时间等了长一点罢了。许多的老前辈对我都曾给予厚望，可我却自感力不心。真的，要写点能站得住、留得下的东西很难。但我会孜孜不懈地努力前行。
华老先生一生坎坷曲折，却是一身正气。人无完人，他也一样，不可能没有缺点。但他对新闻事业的钟情，待人的热情与大度，对人生的态度，都是值得我好好学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华老先生正是这样的践行者。
如今，我的《无锡近代史》已经过审稿与一年的修改，总想能将此书出版后献给他，以不辜负他的期望。我的一位朋友在写《阿炳》一书时，也采访过他，也未及出版送给他看。人生终有遗憾。但他身处逆境与卑位却做出了为人尊敬的事情，他在精神上是一个高山仰止的人。
写于华老先生逝世第二天2018.7.30，修改于次日。 浏览172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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