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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陈传席先生，我们很难将其限定为某一专业的人才。他是文艺界的多面手，在讲求学科分化、术业专攻的现代教育体系下，先生反而犹如一位古人，诗词、书画样样精通，追求的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由多重内容构成的中华传统文化成为先生求学、研究、创作的不竭动力。
无论是作为一名艺术家，理论家，还是批评家，陈传席先生总是不忘传统。相信很多人识得先生，多是读过他的书，在书中与其互动、相知。先生著作颇丰，令其最为满意的仍是早年耗费巨大心力所著的《六朝画论研究》，其后多次再版，序言中先生谦言道：“惜三十年来……所著书达五十余册，竟无一本能过于此者，悲夫。”可见此书之功。 陈传席作品 陈传席先生强调不忘传统的基础，首先是认识传统，知道它好在哪里，才有信心去继承与弘扬。近年，先生出版的新书《中国艺术如何影响世界——从莫奈到毕加索》中，详细举证了诸位西方里程碑式的艺术大家，他们由中华文化精髓中取得灵感，在灵感的累积中逐渐形成了区别于西方主流的艺术风格，从而被历史记载，被今人追忆。此种文化精髓在异国他乡已能焕发如此光彩，如若国人皆能此般重视，又将是何等盛况！ 诚如陈传席先生所言，甲午战争以来一种打败仗的情绪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整个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也在左右着先进文人的选择。西化的热情一度超越国学的传承。先生治学一向以考据深入、见解独特著称，凡论者皆有据。先生指出：“其实，文化先进的民族被文化落后的民族打败是常规。”纵观历史，无论是中国的齐鲁文化、楚文化败于秦文化，晋文化败于北魏文化，还是国外的希腊文化败于罗马文化，罗马文化败于蛮族文化，战败都不是因为其文化落后，而是因为先进的文化总是重文明而轻武力，这才是战败的关键。显然，当我们去除甲午战争以来，潜移默化的自卑观念之后，真正地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时，文化自信也就油然而生了。进而，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各类文学、艺术也将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正如先生所言：“《孙子兵法》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彼’不能改变彼，但是'知己’却能改变自己。” 陈传席作品 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艺术研究，都离不开孕育其成长的文化背景。只有做到一通才能百通，有一点不通，其他则都不通。而陈传席先生能于笔墨、绘画、研究皆擅，或由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通透所致。幼时，受其父陈允恭先生的家学影响以及王天铎老先生的教导，使得其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经书史学、诸子百家背诵如流、脱口而出，在其后的研究与创作中始终发挥着深刻的作用。早年，对山水画论、画史的仔细鉴别与考据，更为其山水画创作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陈传席先生常言：“优秀的中国画无不以文心开道，以诗心启境。” 与西方的“描摹”不同，中国艺术是“写画”的艺术。相较于“目观”更重“神遇”，“线条”的扭转变化富有极强的表现力。而线条的魅力则主要来源于文字，中国人将文字上升至书法艺术，其间便不再仅仅是表面的美与丑，还包含了诸多内涵。转折提按间，是书家个性、修养的自然流露。中国讲“书画同源”，究其源流，画比书早，但从影响来看，书法对绘画的影响则更为显著。书法中的“用笔”造就了文人的“格调”，以书入画，更是提升“画格”的自然选择。因而，陈传席先生坦言道：“中国画的画家，学书法下的功夫应该不亚于绘画。中国绘画尤其写意画，如果有捷径的话，就是以书入画。” 而艺术的创新，也绝非仅是形式的创新。陈传席先生认为：“一切艺术最中心是精神新，精神不新，光是形式新，那都是表面东西。那不叫风格，叫花样。花样增多了，无济于事。要形成真正的新风格，必须脚踏实地的吸收传统与国外的东西，再加之自我的个性与修养，以此来创造出一种新的精神，富有新的精神的艺术才能留名史册。”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艺术创作也当如此。陈传席先生指出：“写字、作画重在人格的修炼，性情的抒发，思想的表达，有时还要'载道’。”“载道”是当今文艺创作的重中之重。 陈传席作品 1995年，陈传席先生家中的一场火灾祸事烧去了他多年累积的珍贵手稿。诸多研究也不得不暂且搁置。每每言及，先生总是苦言道：“我从小受苦，所以全部积蓄烧掉了，我无所谓，但书烧了，很痛苦；资料烧了，很痛苦；最痛苦的是我的成果也烧掉了。”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契机，使得陈传席先生开始转而走向批评，论及诸多他人不敢言之事。先后发表了《从阳刚大气谈起》《我对当前艺术发展的七点意见》《艺术家,你在助谁之威风——关于题材的一个问题》《笔墨当随古代》《不要培养人格低下的知识分子——谈评奖的一个问题》《国学大师与国画大师》《书画家在艺术史上定位的标准》等一系列评论文章。直言当代艺术之弊病，剖析艺术发展之症结。 陈传席作品 从提倡“阳刚大气”到“骨秀”论，显现了陈传席先生多年以来对中国当代艺术创作方向的思考。此种思考来源于先生多年浸染于传统文化中，伏案于理论研究内，沉浸于笔墨纸砚间。尽管，先生每每说到一种观点，总是一副悠悠然的样子，但其所论皆有根据，这是他常年严谨治学所形成的习惯。先生常言：“批评要进行善意的批评，要看准，看准问题出在哪里，还要讲依据。当代文艺批评要坚持做人的原则，不要拍马逢迎，要讲求实事求是讲的原则。好的批评才能使我们文艺发展走上正确的道路，中国的文艺才能真正的发展。” 陈传席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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