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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西夏学专家史金波教授担任首席专家，联合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以及宁夏博物馆、甘肃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敦煌研究院等国内西夏文物收藏与管理单位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整理研究”重大子课题《西夏文物》历时六年，多方协作，攻坚克难，陆续由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付梓，先后出版了“内蒙古编”（4册）、“甘肃编”（6册）、“宁夏编”（12册），“石窟编”（8册）和“综合编”（4册）也即将面世。多卷本《西夏文物》的出版是西夏学史上又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工程，必将为今后西夏学的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对于开创新时代西夏学研究新局面，传承绝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使命意义。 时代使命与学术担当 ▼ 西夏是公元11至13世纪初由党项族为主体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的一个政权。西夏政权建立后，仿照中原唐宋设官建制，创立西夏文，以儒治国，开科取士，尊崇佛教，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西夏文明。 1804年，随着著名学者张澍在甘肃武威发现凉州碑，西夏王朝在灭亡600多年后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特别是1909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在内蒙古黑水城盗掘走大批西夏文献和文物，轰动了国际学术界。之后英国人斯坦因步科兹洛夫之后尘，也在黑水城盗掘走了不少文献文物。黑水城文献的发现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简、敦煌遗书之后又一重大考古发现，由此诞生了一门国际性学问——西夏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流散海外的西夏文献陆续整理出版，国内学者得以见到这批珍贵的西夏文献。2005年以来，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牵头，联合国内西夏文献收藏单位，进行了国内藏西夏文献调查整理工作，先后出版了《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等大型国内藏西夏文献资料丛书。国内外西夏文献的刊布，极大推动了西夏学向纵深领域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西夏故地不断有新的西夏遗址、文物被发现。特别是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宁夏、甘肃、内蒙古等西夏故地的考古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先后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献文物，对西夏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新材料。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出版了一批综合性西夏文物考古论著，主要有陈炳应著《西夏文物研究》，史金波、白滨等主编《西夏文物》，陈育宁、汤晓芳主编《西夏艺术》，陈炳应著《西夏探古》等。 尽管西夏文物的整理出版有很大进展，但相对于西夏文献的整理出版，西夏文物的整理刊布显得较为滞后。因此，在全国文物普查的基础上，整合国内高校和文博单位的力量，对我国所藏西夏文物进行系统普查，整理出版多卷本《西夏文物》就显得极为迫切了。该项目的出版首次摸清了国内西夏文物的种类、数量和家底，向学术界刊布了目前最为全面的西夏文物资料，是嘉惠学林的皇皇巨著。同时，多卷本《西夏文物》的出版与先前出版的《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共同构筑起了国内藏西夏学资料体系。 内容详瞻，资料丰富 学术视野开阔 ▼ 《西夏文物》的出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收藏的西夏文物的首次摸底和展示。 《西夏文物·内蒙古编》共4册，分为8卷，收录遗址120处，西夏可移动文物315件（组）。其中，金属器92件（组），陶瓷器113件（组），石刻石器1件（组），木漆器4件（组），塑像绘画70件（组），织物3件（组），文献10件（组），建筑构件22件（组）。《西夏文物·甘肃编》共6册，分为10卷，收录遗址66处，西夏可移动文物464件（组）。其中，金属器物87件（组），陶瓷器257件（组），石刻石器6件（组），木器27件（组），造像绘画54件（组），纺织品5件（组），文献16件（组），建筑构件11件（组），其他1件（组）。《西夏文物·宁夏编》共12册，分为9卷，收录遗址148 处，西夏可移动文物1608件（组）。其中，金属器154件（组），陶瓷器766件（组），石刻石器277件（组），木漆器 7 件（组），造塑像绘画 176 件（组），织物 12 件（组），文献 48 件（组），建筑构件 168 件（组）。《西夏文物·石窟编》计划出版8册，其中莫高窟卷3册，莫高窟北区卷1册，榆林窟卷1册，东千佛洞卷1册，中小石窟卷1册，宁夏山嘴沟石窟1册。《西夏文物·综合编》计划出版4册，主要收录除宁夏、甘肃、内蒙古三省区以外，分散于陕西、青海、新疆、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吉林、河北、河南、福建、浙江、安徽、四川、云南等地的党项西夏遗址、文物以及西夏灭亡后西夏遗民遗址、文物。为了全面反映党项西夏兴起、发展、消亡的历史过程，《西夏文物》项目组在确定收录遗址和文物范围时，以“大历史观”的开阔学术视野，不仅收录了西夏立国时期的遗址、文物，还特别收录了西夏王朝建立前有关唐五代宋初夏州党项时期的遗址、文物以及西夏灭亡后西夏后裔的遗址、文物。所以说，《西夏文物》的出版对于研究西夏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唐宋辽金元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新材料，新发现 开辟新的学术增长点 ▼ 西夏遗址主要分布在宁夏、甘肃、内蒙古、陕西、青海等西部省区，许多遗址位于荒漠戈壁、高山峡谷。各分编课题组在吸收先前西夏文物考古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和可移动文物普查信息，实地调查和甄别研究，不仅纠正了许多先前判定有误的遗存，同时新发现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西夏城址、聚落、墓葬、寺庙、西夏遗民等遗址，丰富了西夏文化遗存的数量和类型。 部分可移动西夏文物也属首次公布，而且不乏内容稀见、价值巨大的独特文物。如“宁夏编金属器卷”中收录的西夏陵6号陵出土的3件金帽钉、1件金笄，“宁夏编石刻石器卷”收录的灵武回民巷沙漠采集到的夏桓宗天庆九年西夏文摩崖石刻碑等，都是首次向学术界刊布资料。20世纪90年代，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两次对武威塔儿湾西夏瓷窑遗址进行发掘，出土西夏文物百余件，但此次考古发掘报告一直没有发布。在编纂“甘肃编”时，经课题组多方协商，收录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武威塔儿湾出土部分西夏瓷器。“综合编”收录的青海省湟中县博物馆藏西夏瓷器，新疆各文博单位收藏的西夏钱币和官印，内蒙古乌审旗十里梁夏州党项墓地出土的玉腰带、鎏金银饰牌、石雕武官立人像，吉林大学博物馆藏西夏文官印等，都是深藏于文物库房，先前不为学界所知的珍贵党项西夏文物。 西夏石窟艺术向来是西夏学研究较为薄弱的领域。20世纪60年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静如先生和敦煌研究院常书鸿院长牵头，组成西夏石窟调查组，首次对莫高窟、榆林窟等主要敦煌石窟中的西夏石窟艺术进行了系统调查，之后相当长时间内学术界基本沿用这次调查的成果，但尚无全面、专门的西夏石窟图录出版。近十多年来，随着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西夏石窟的数量也在不断调整变化。为此，项目组联合敦煌研究院，专门成立了由樊锦诗先生负责的西夏石窟课题组，不仅重新对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等主要西夏石窟进行调查，还对肃北五个庙、肃南文殊山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张掖马蹄寺、宁夏山嘴沟石窟、内蒙古阿尔寨石窟等中小石窟进行调查，全面刊布西夏石窟艺术的图像资料。刊布的图像资料，不仅有每个西夏洞窟整体全景图和详细的绪录，而且每面窟壁和主要的壁画都有高清照片和对应的内容绪录。《西夏文物·石窟编》的出版是西夏石窟壁画艺术最为科学、最为详细的集中刊布，必将推进西夏石窟艺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填补许多西夏石窟艺术研究的空白。 无论是遗址，还是可移动文物，亦或是石窟艺术，此次出版的多卷本《西夏文物》各编中刊布的新发现、新材料，可谓是不胜枚举，都将成为今后西夏学发展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纲目清晰，编排科学 开创文物图典新典范 ▼ 在编排体例上，《西夏文物》在五编之下设遗址、金属器、陶瓷器、石刻石器、木漆器、造像绘画、织物、文献、建筑构件、其他等卷，因文物的质地不同，每一卷又下设几个不同的小类别。同时，每编的首册加设总目，方便读者查阅、检索，对每件文物都按出土地点、类别、收藏机构、自定义编号等编排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代码。编纂体例条分缕析，让人一目了然。遗址和文物图版超越了以往文物考古图录一物一图的惯例，每一件文物尽量采用多维角度的多种图版。文字说明科学规范，力求将每个遗址的历史沿革、形制特征、保存现状、地理坐标，每件文物的质地、尺寸、造型、纹饰、工艺、来源、出土地点与时间、收藏单位、定级情况等多方面信息全面、准确地表达出来。对于有文字和图案造型复杂的特殊文物则附有数幅局部特写、线描图、拓片等。难能可贵的是，部分遗址还编配了不同时期的老照片，这对于研究遗址及其周边环境变化和遗址保护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读者可据此从宏观和微观上把握西夏文物遗址的整体情况，进行深入研究。此外，所收文物和遗址都是经专家多方甄别鉴定后入选，因此，《西夏文物》图录也为今后西夏文物的鉴定提供了可信的标准和参考。 丰富多彩的西夏文物遗产是独具特色的党项西夏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大型多卷本文物图典《西夏文物》的出版首次建立了完整的西夏文物资源体系，是迄今为止国内西夏遗址和文物收录最为全面、最为权威、继往开来的学术经典。它的出版必将再次掀起西夏学研究的热潮，开创新时期西夏学研究新局面。《西夏文物》的出版必将有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绝学，树牢“西夏在中国，西夏学也在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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