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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锭、银锭 / 土豪本色 沉 银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兄弟张献忠，他战斗的一生到底抢了多少金银财宝？ 看完这个展览，你一定会默念这句已经被用烂的话：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关于张献忠沉银宝藏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情节很简单： 欢迎关注公众号：收藏揭秘 大约三百多年前，明末农民大起义时，李自成和张献忠是两支实力最强的起义军，李自成进军东北方向去了北京；张献忠转兵西南，最终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并称帝。 历史记载：张献忠的统治相当简单粗暴，日常开支和军费供给，全靠抢。应该是先抢有钱人，接下来普通老百姓也抢，100两的银锭和妇女耳朵上一两克的耳环，全是一样的待遇：抢抢抢。 大西政权的脆弱性，可想而知，仅维持了三年。公元1646年，明参将杨展，在四川彭山县江口镇与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进行了一场水上决战，张献忠被彻底击溃，全军覆没。 沉入江底的战船和士兵的尸体外，还有张献忠所有的金银财宝....... 如今，这些宝藏的一部分已经出水，就陈列在博物馆的展柜里，也许只是张献忠全部宝藏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即便如此，已经令我们目瞪口呆—— 金锭 银锭 金块和金条 欢迎关注公众号：收藏再出发 把嘴巴请先合上，调整呼吸，接下来更土豪——
册封金册 这是张献忠册封嫔妃的金册，正面阴刻楷书“思媚用册为修容。朕德次嫔嫱，匪由爱授，螽羽和集，内教以光，钦哉”26字。
武冈州“都水司正银”一百两银锭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国家一级文物。明代存世银锭多为五十两形制，一百两官银极为罕见。 银锭内底錾刻铭文：“征完万历二十七年分都水司正银壹佰两正，万历二十七年四月日武冈州知州应楠史何添继银匠王文青。”都水司属工部管辖，掌管河渠航道、道路桥梁等事务。武冈州即今湖南省武冈县。
长沙府“岁供王府”五十两金锭 明天启元年（1621年），国家一级文物。金锭内底錾刻铭文：“长沙府天启元年分岁供王府足金伍拾两正吏杨旭匠赵”。这是长沙府上供藩王府的岁供黄金，为已知明代金锭中的最大锭型，存世稀少。 1643年8月，张献忠攻克长沙，可能是从吉王府中得到此金锭。 欢迎关注公众号：今日点藏
展览将持续至9月26日，地点在国家博物馆，好看...... 本次展览的镇馆之宝，不得不提，是一枚金印。
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 关于这枚金印的来龙去脉，专家们有多方论证和猜想。以下文字摘自李飞老师的文章，来源：小博-国博官方微信 （限于篇幅所限，文字有删节，请李老师见谅） 2013年，江口沉银遗址发生重大的盗挖案件，部分文物流失；2016年该案破获后追缴回一件“永昌大元帅印”。 有学者指出该金印主人为张献忠，另外有学者认为金印属于李自成，亦有观点认为属于张献忠帐下孙可望、李定国等人。 金印用黄金制成，边长10.3、印台厚1.6、通高8.6厘米，重3.195千克。印面用九叠篆文书“永昌大元帅印”六个字，印的背面左右分别刻“永昌大元帅印”和“癸未年仲冬吉日造”。
印钮为一立虎的形象，虎口大张，虎身前倾，虎尾向上卷曲，虎身阴刻线纹表现虎的鬃毛和斑纹。
江口沉银遗址目前已被确认为大顺三年(1646年)，杨展与张献忠江口大战的战场遗址，文献中对这一历史事件多有记载，2017年以来的考古发掘也基本证明了遗址的性质。 江口沉银遗址发现的大量财物，主要为张献忠历年征战中所获，特别是大西军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以后，陆续攻占湖北、湖南、江西以及广东、广西的北部，并于崇祯十七年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大量的财物当为张献忠在这个时间获得。 而金印作为遗址中发现的最高等级的文物之一，无疑与这一历史事件相关。
展览现场 欢迎关注公众号：收藏重点 崇祯十六年农历11月，李自成与张献忠两支起义军在不同区域作战，李自成“十月李自成与明孙传庭军激烈厮杀，之后西进陕西”； 而张献忠此时在取得湖南等地节节胜利，正准备年底向西入川，此后双方政权除在川北发生冲突，再无大规模接触。此金印作为与张献忠相关的文物出现于江口沉银遗址中，断不可能是李自成的印信。
“永昌”一词在历史上并不鲜见。 历史上晋元帝和唐睿宗均曾使用“永昌”作为年号，说明其更多代表着长久的含义。《明史》亦记载了天启四年发现秦玺，“临漳民耕地漳滨，得玉玺，龙纽龟形，方四寸，厚三寸，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献绍”。故断不能通过“永昌”判断金印属于李自成。
“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即该金印铸造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农历11月。张献忠于该年五月攻占武昌，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设六部和五军都督府，及委派地方官吏。 此后向南进军，陆续控制了湖南全部，及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的广大地区。次年正月，张献忠进军四川，并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占领成都，其后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
崇祯十六年11月正是大西军向南征战，势力最盛之时，张献忠此时自封为“永昌大元帅”符合当时的形势，也表达了自己对政权“永昌”的期待。
次年，张献忠在成都称帝，该金印被废弃不用。大顺三年(1646年)，大西政权内忧外患，除了受到南明和清的夹击，内部也叛乱重重。张献忠此时似乎也在寻求妥善的后路。 清初四川富顺人杨鸿基所著《蜀难纪实》中载：“贼威令所行，不过近省州县，号令不千里矣。献忠自知不厌人望，终无所成，且久贼之无归也，思挟多金、泛吴越、易姓名、效陶朱之游。于是括府库民兵之银，载盈百艘，顺流而东”。 由此可见，张献忠已计划放弃成都，顺岷江而下，转移财产。但因为杨展的成功阻击，让这一切计划都化为了泡影，而“永昌大元帅印”应当也是本次转移财产的一部分。
“永昌大元帅印”是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现的等级最高的文物之一，对该印章时代及主人的确认，对判断遗址的性质以及相应的历史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印章形制及文字内容的考证，笔者认为：该印章即为明末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本人，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湖广区域征战期间制作。张献忠自封为“永昌大元帅”符合当时的形势，也表达了对政权“永昌”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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