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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过去多久，我害怕的，仍是那段日光野烈的日子。 午夜梦回，那些缠绵悱恻的梦里，我反复忆起少年淡薄的眉目，最终又在蔚蓝的海水掀起的一个又一个浪头中惊醒，怅然若失。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生活在上海杨浦的大院里。父母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候，成为第一批下海经商的试水人。因为常年忙于香料生意，他们无暇看管我，十四岁之前，我是在外婆和方淮安的陪伴下度过的。 方淮安住外婆家隔壁，我出生的时候，四岁的他在产房外见证了我落地的第一声啼哭。 那时上海掀起了一股出国热大潮，方家父母早在此之前便双双移民美国。从小我就喜欢跟在他屁股后面，听他吹口风琴，坐在他自行车前座上驶过淮海中路的各国领事馆，清脆的车铃声响彻云霄。他总说迟早有一天他也会站到自由女神像前欢呼，听得多了，我不甚在意，却没想到别离的日子已悄悄来到。 一九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到了我父母的生意，我们家一夜间债台高筑。当晚，他们便收拾家什披星戴月躲去越南，而我甚至来不及与方淮安道别。 很快，我们就在河内定居。 记忆中越南首都的老城区还保留着法国殖民时期的风格建筑，鲜明的黄绿色是房屋的主基调。我房间的墙壁被涂成了湖蓝色，白底的碎花窗帘外便是热闹的三十六行街。戴斗笠的卖花女人推着辆破旧的自行车，车后座左右各挂着一个的大篮筐，筐里满满当当的都是叶子嫩绿滴水的白色香花。 古时越南曾是中国的番地，越南话的腔调有几分类似于粤语，所以第一次与隔壁那户广东家庭打照面时，我才会错将阮朝南当作了越南人。 说起来，这个误会也怪阮朝南。 我们雇了一辆三轮车将行李从南宁一路运到河内，我的东西被放在车顶。搬家那天，车子拐进街内蹭到了电线杆，我眼睁睁地看着我那几本宝贝书就那么掉进了隔壁院子里。 我硬着头皮敲开阮朝南家的门，那时他穿着白衣黑裤的校服，蹲在自行车边修理链条，我手脚并用地解释我们是新搬来的住户，我的东西不小心掉进了他家院里，而他看了我一眼，随即又低头忙活自己的去了。 后来是阮母将书还给了我，出于礼貌，隔日母亲做了上海的特色糕点让我送去隔壁。之后往来熟络，我才知道原来阮朝南的父亲在驻越南大使馆工作，他们一家来自广州，在河内居住了将近八年。阮朝南的坐视不理，完全不是因为他听不懂中国话，而是他懒得理我罢了。 越南人大多辛勤耐劳，很早楼下的集市便开市了。 因为父母来得匆忙，很多事情都没有打点妥善，起初我没能及时回归校园生活。我时常剪一枝栀子花簪在耳朵上，趴在栏杆上俯瞰清晨的街景。早上七点半，阮朝南准时挎着书包骑单车去学校，有时他会抬头远远朝我这边望过来。碰见他清冷淡漠的眼神，我总会不自然地转过头去。 空闲时间我经常跟着母亲去阮家串门，却从没和阮朝南说过话。 那次他打完球回来，恭敬地喊我母亲“阿姨”，我刚想鼓起勇气和他打个招呼，他就越过我，端起水杯仰头咕咚咕咚喝水。 最后，还是阮母打趣说：“这小子太久没见过咱们这么白净的姑娘了，害臊呢。” 我和方淮安朝夕相处那么多年，他待人一向温柔开朗，对于阮朝南的漠视，我理所当然地看成是一种敌意。 法国曾经统治越南七十年，越南盛产的天然香料促成了法国香水闻名遐迩于世界，这也是父亲选择在此躲避的原因。正式安顿下来以后，我也进入了越南双语学校，开始了新学校的新生活。 越南的教育环境远远不及上海，简单枯燥的课程令我不想走神都难。直到英文老师推荐了一本经典著作——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书中桀骜不驯的法国女孩简和中国少爷东尼之间深沉而无望的爱情深深吸引了我，导致我连上下学都沉浸在故事情节中，好几次差点走错路。 也许是因为杜拉斯透彻残酷的笔触，也许是因为当时年少的我过度沉迷，总归那段时间我敏感的心就像水上的浮萍，时而风雨飘摇，时而沉静如水。母亲唯恐我是难以适应新环境而得了心病，在和阮母几番思忖后，将护送我上下学的任务交给了阮朝南。 自行车是河内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地方和那个乏味无趣的年代，阮朝南的自行车承载了我太多温暖美好的时光。 为了配合阮朝南的时间，动作磨蹭的我不得不早起一个小时洗漱穿衣。每天早上阮朝南拖着单车在门口等，见我出来，跨上车左摇右晃地绕几个弯，带我吃地道的越南米粉。 河内的清晨有小清新电影里才能感受到的静谧和恬适，街边小贩喜欢在车上做生意，色彩鲜艳的新鲜热带水果还沾着水露，红红绿绿的诱人极了。 面摊的四方小矮桌擦得很干净，桌上还摆着大瓶含苞待放的香水百合。摊主阿嬷端着大碗米粉到我面前，我拿起筷子就吃。阿嬷在一旁叽叽咕咕说了一堆，我茫然地看向阮朝南。 他边吃边看我，然后放下筷子接过阿嬷手里的柠檬：“她说一看你就是初来乍到，米粉要挤小半个柠檬进去才好吃。”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等阿嬷笑吟吟地走开，我才小声嘀咕：“越南话怎么听着每句都一个样啊……” 阮朝南看了下腕表，敲了敲他快见底的碗说道：“等你在这儿待个上个十年八年，保管你说得比上海话还溜。” 双语学校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国学生，如果混血也算的话，那么费恩凯也算一个。 费恩凯和阮朝南是同班同学，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食堂，他搭着阮朝南的肩膀热情地跟我招手，那头棕黄色的头发在人群中格外醒目。 我一直觉得他开朗的性格和方淮安有些像，所以我们很快亲近起来。那天放学他请喝椰汁，河内的露天酒吧开在街边，当地人和游客们挤坐在小板凳上品尝越南的特色廉价啤酒，我酒量不行，被费恩凯怂恿喝了一小杯，脸顿时红得像天边的云彩。 后来，微醺的我就迷迷糊糊地靠在阮朝南身后睡着了。 为了帮我醒酒，他把自行车从巴亭广场骑到河内文庙，又从河内文庙骑到还剑湖。费恩凯一边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一边骑在我们身边叫我“之江，之江”，阮朝南气得抓一把树叶就往他脸上扔。 我的名字叫赵之江，越南濡湿闷热的六月，我学会了用越南话念自己的名字。 夏天河内进入慵懒的昏睡状态，热带水果争相出现在集市上贩卖，阮朝南家后院种的青木瓜和牛奶果树结满了成熟的果实，我趁去他家做作业的机会时常溜达到院子里摘番木瓜吃。他不爱教我讲越语，他说因为我笨，阮母偷偷告诉我，其实是他嫌越南话太拗口了，不好听。 想想也是，像他性格这么别扭的人，确实会纠结这种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令我意外的是，他受他母亲真传，竟弹得一手精妙绝伦的钢琴。炽热的午后，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我赤着足趴在桌上恹恹欲睡，五个脚趾头在光照下随音律跳动，伸手摸水果干吃。他却合上琴盖走过来，不轻不重地拍掉我意图觅食的手。 盛夏的某天，我心血来潮拿出了许久未动的画板——画下了树影婆娑的河内。 其实那天是方淮安的生日。 我借阮朝南家的电话给外婆打去电话，她问我住得是不是还习惯，我叮嘱她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挂断前我问起方淮安家的详细住址，外婆告诉我，我们离开后不久，他就顺利拿到了美国签证，第四天便启程飞去了纽约。 从前他总说他早晚会去美国，我一直没当回事。当我沉浸在没有来得及告别的悲伤中时，他却早已踌躇满志地踏上了朝思暮想的美利坚。 那种感觉该怎么说呢？我苦恼了很久。 等我把与方淮安之间的细枝末节通通跟阮朝南回顾了一遍，他丢给我四个字——自作多情。 可世上有多少感情不是因为自作多情而缘起的呢？ 因为这件事，少女时代的我一度郁郁寡欢，逢人便欲盖弥彰地询问对这件事的看法。费恩凯热心地充当我的忠实听众，花无数的经验替我支招解难，他问：“你们认识多久了？” 我掰掰手指头：“我出生时他四岁……十六年！” 他托腮说：“十六年，如果这么久的时间他都没明白你的心思……小之江，悬咯。” 阮朝南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废话少说了你。” 他顺手捡了个西番莲递到我面前，拍拍屁股就潇洒地走了。我苦着脸往嘴里送了一大口，酸得我呲牙咧嘴的。 那会儿大概阮朝南烦透了我的少女心思，总挖苦我无论什么时候动作都磨磨蹭蹭的，于是顺理成章地结束了护送我上下学的任务。 习惯了两个轮子的生活，转眼一朝退回解放前，我就厚着脸皮和班上一个同路的斯文男同学搭了伙。 那天放学后，神出鬼没的阮朝南不容置喙地把我从男同学的小摩托车上拽下来，塞到费恩凯的自行车后座上，他说：“本地话都没说溜的人还敢搭别人的车，也不怕把你拐回家做小老婆。” 我红着脸反驳他：“你别瞎说，只是搭人家的车而已……那费恩凯呢？” 他云淡风轻地回答我：“他属蝴蝶的，对女人没兴趣，放心。” 看着他促狭的神情，我疑惑了好一会儿，马上明白过来：“他、他是？那、那你呢？” 他冷笑了笑：“他敢？” 在越南的那些日子，父亲的香料生意渐渐地有了起色。 那年夏季结束前，我去了杜拉斯笔下的西贡，与我同行的还有长辈们派给我的保镖阮朝南。在西贡港的破旧码头，我看到了书中男女主角初遇时的双层木质邮轮。我们在热闹的范五街吃菠萝蜜和椰汁花生，周围的廉价旅馆和密密麻麻的民居都没有嵌玻璃，拉开窗帘便能闻到法棍和咖啡的浓郁香味。 之后我想，我会如此迷恋越南风情，是因为它不同于老上海的奢华讲究以及老上海人的精明世故。可惜那时阮朝南不能体会我的感受，他戴着顶棒球帽，双手插裤兜，一副百无聊赖的表情跟在我身后。那时的我却不明白，这种沉默的守候其实有多难能可贵。 西贡还有很多雕刻中文的庙宇，我们住的地方离圣母大教堂不过五分钟的路程，这座红砖白顶的哥特式建筑散发着浓浓的法式气息。 我们去的时候恰好是弥撒日，许多教徒在礼堂做祷告，穹顶墙上那些瑰丽的彩绘玻璃让人犹如身入梦境。我拉着阮朝南走进一间祈祷室，他摘了帽子，拿走我手里大大小小的零食袋子——原来他懂的比我要多得多。 唱诗班的歌声神圣而庄严，我双手紧握，虔诚地祈祷亲友身体安康，家中老人长命百岁。方淮安呢，希望他在美国万事顺意，岁岁平安。 都说越南，越往南越美。后来我也陆续去过很多地方，酷似桂林的下龙湾，山明水秀。会安的秋盆河畔，卖花灯的小女孩瘦弱而淳朴，廊桥边的灯笼店照亮永夜。 尽管和阮朝南朝夕相处，他对我依然时常冷言冷语。性格使然，慢慢地，我也就习惯了。有时我练越语他就在窗边逗芭蕉叶上的绿色大蚱蜢，听我古怪的口音笑得一点面子也不留。 期末那天，费恩凯拿到三张电影票，请我们去影院看电影。 那次我才敢确定费恩凯确实是属蝴蝶的——电影结尾男主角去了伊瓜苏瀑布，他说他总觉得站在那儿的应该是两个人。费恩凯抓着我的手眼眶通红，我却觉得整部影片最回味无穷的应该是何宝荣和黎耀辉相拥在厨房跳舞的寂寞。 受那部港片的影响，费恩凯着魔般老是让阮朝南用广东话叫他的名字，阮朝南不理他，他就厚着脸皮追到家里来。阮朝南看书，我就和费恩凯赤脚踩在地板上学影片中跳的那段探戈。我天生没什么艺术细胞，第三次被踩脚之后，费恩凯终于连连摇头，放弃了我这个愚笨的初学者。 印象中那回是阮朝南第一次维护我，他跳下窗台牵起我的手，朝费恩凯看了一眼，说：“我把她教会，下周午饭你包了。” 我始终记得那天屋子里飘荡着一股若有似无的花香气，微风吹动藏蓝底的花窗帘，阮朝南穿着白衫，没擦干的黑发湿漉漉的拨到额头两边，他带着我优雅缓慢地旋转，踏步，我闻到他下巴上淡淡的剃须水的味道。 那一瞬间，我恍惚将他看作银幕里淆乱乾坤的Leslie。 最后，是母亲焦急的声音打破了那一场短暂的幻梦——外婆心脏病突发，前夜被紧急送往上海瑞金医院。 我和母亲连夜乘火车返回上海，父亲考虑了很久，决定留在河内等消息。 老天保佑，外婆最终被抢救了过来。老人家有八年的心脏病史，以前就爱操心，那会儿又加上惦记远在越南的我们，积劳成疾，所以才会突然发病。我和母亲赶到医院时，她已经醒了，平日盘得一丝不苟的银丝随意散乱着。我俯身抱了抱她，为手下瘦骨嶙峋的身子感到心惊。 我们在上海差不多待到将近年关，外婆出院前的某天，我去城隍庙买了她爱吃的上海梨膏糖。我提着糕点盒走进病房的时候，风尘仆仆的方淮安转头朝我笑了笑：“之江，好久不见。”我睁大眼睛愣在原地。 母亲在除夕夜赶回越南陪父亲过节，我则留在上海和外婆、方淮安一起，像从前那样度过了又一个春节。零点的外滩喧闹非凡，绚烂的烟花升空，在我们头顶开出一朵朵璀璨的流星花。回到家外婆告诉我她接到一通奇怪的电话，接通后对方却不出声，然后就挂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通电话是谁打来的。 方淮安在南加州大学攻读影视编导，他说学校的同学热情且富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每天他都期待着新一天的到来。他这次回来不单是探亲，也是为了顺道与我一起去越南拍摄一部纪实影片。 在火车上我们遇到几个去河内采风的外国摄影师，一路上他们都用流畅的英文你来我往地交流，我忽然觉得英语简直比越南话更令人头痛。 夜晚的河内火车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道熟悉的修长身影——阮朝南看到我便站直了身子，方淮安从我身后追上来，两人彼此对视了一眼后，阮朝南就一声不响地转头走入茫茫的夜色中。 方淮安在越南期间，我带他逛遍了河内的每条老街，每个老城区。有时候他拍一个镜头要反复拍十几次才满意，为了犒劳我，他会请我吃春卷和牛肉河粉。 他离开那天，母亲准备了满桌子家乡菜盛情款待他，他拍了拍我的发顶笑说：”加油，我在纽约等你啊。“ 不过是句随口而出的话，十七岁的我却当了真。 为了履行对方淮安的承诺，我一颗心扑到学习上。英文老师的发音不够标准，我甚至央父亲请了家教老师。 学习的刻苦促使我减轻了对食物的欲望，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消瘦了下来。 灶君节越南姑娘们换上奥黛，母亲替我描眉毛点红唇，我穿着她年轻时穿过的旗袍来到剧院门前，原本正在和费恩凯聊天的阮朝南朝我看过来，有那么几秒失神。 贴身的旗袍勾勒出我出落得苗条的身材，乌黑的长发如瀑般垂落在腰间，在面黄瘦削的越南女孩中间，我有些窘迫地攥紧了衣边。费恩凯咳嗽了声，笑容意味不明，阮朝南薄唇微抿，自顾自地说：“走吧，戏要开始了。” 观看水上木偶戏的群众挤满了小小的剧院，我和阮朝南并肩而站，手臂间不经意的触碰仿佛悄然升高了彼此的体温。我带着某些隐秘的尴尬往旁边挪了挪，身边的人撞过来，阮朝南及时搂住了我的腰。 昏暗中他英俊的眉目时隐时现，我望进他深邃的眼，心跳剧烈得好似擂鼓。 戏结束了，雷鸣般的掌声响彻戏院，我低头将碎发别至耳后，小声说了句“谢谢”。 从小我的性格就比同龄人敏感，灶君节那晚，我敏锐地发觉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我依然坚持学越语，每天练习英语口语和听力，成绩从原本的吊车尾跻身年级前二十。最可怕的是阮朝南，明明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却屡屡占据年级前三的位置。我当然不会傻到去问他的学习方法，因为他一定会回我：“智商问题。” 费恩凯家在岘港做渔产生意，他生日那天邀请我们去美溪沙滩晒日光浴。当他把那位身材曼妙的女友带到我们面前时，我惊讶得愣了好久：“你、你不是……” 费恩凯一脸疑惑地盯着我吐出下半句话，我恍然大悟，转头瞪一眼始作俑者。阮朝南却若无其事地打了个哈欠，侧过身子补眠去了。 精神因为功课紧绷了太久，我躲在棕榈树荫下闭着眼睛，感受薄烟一般的海风迎面吹来，耳边海潮声幽幽漫漫。黄昏时分游客们在沙滩上搭篝火烧烤，我抱着膝盖坐在一边，看浮着红紫云朵的天空与蔚蓝色的大海连成一幅画面，洁白的海鸥掠水而过。 我不知道夏威夷的景致，是否也如岘港这般令人心驰神往。 晚上大家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我拨着盘子里的油腻炸鸡食不下咽，阮朝南一边说话一边递给我几个槟榔。之前一直觉得槟榔味道古怪，没想到还挺开胃，我一口气便吃完了，阮朝南索性把一小筐槟榔都推到我脚边。 那时隔着人声以及火苗跳动的柴垛，我专心吃着嘴边的槟榔，没有注意到阮朝南晦涩的眼神。夜里，吃饱喝足的我跑出帐篷欣赏夜海，微凉的海水调皮地亲吻我的脚背，又迅速退去，我忍不住脱下外套往大海深处走。远远地望见岸上有道乌黑的影子，我吓得一个扑腾，海水进到喉咙，我就失去了平衡。 那道影子是阮朝南。 就在我险些溺水的当口，他毫不犹豫地跳进海里。 惊魂未定的我紧紧圈住他的脖颈，他体能消耗得很快，中途停下来仔细地拂去我脸庞上的湿发和水珠。 月光的清辉洒满寂静的海面，照在我们彼此身上，他炽热的眼神仿佛可以穿透我的灵魂，让我联想起灶君节那次尴尬的对望。 在我再次退怯之前，他滚烫的唇压了下来。 阮朝南打乱了我的生活轨迹。 来之前，我不知道会在河内这个落后逼仄的地方待多久；来之后，我不知道我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追上方淮安。 岘港之夜的那个吻后，我有意无意地躲避着阮朝南。 我自己去买了一辆自行车上下学。母亲叫我一同去阮家做客，我以学习为借口推脱。路上偶遇，费恩凯憋屈地跟我诉苦，说最近阮朝南的脾气越来越差了，当事人推着自行车看了我一眼，就微垂眸子从身边如银鱼般骑过。 那段时间我时常不自知地出神，关灯后躺在床上，无数帧画面涌入脑海，我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仿佛就像我的青春那样一眼望不到尽头。 父亲的香料生意步入正轨，之前欠下的债务差不多还清了，母亲欣慰地告诉我：“之江，我们不会在这里待太久了。” 我也曾试图找阮朝南解释，而他每每看见我，总会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忽视我望向他的眼神。如果不是费恩凯告诉我，我不会知道那会儿阮朝南已经拿到了圣彼得堡大学的保送名额。 千禧年是河内冬天气温最低的一年。锁好屋门，我望见阮朝南家院子里的绿色植物沾着清晨的朝霜，那辆自行车歪倒在墙沿，母亲摇下车窗唤我，我应了声，三两步跑过去。 在上海逗留了不到三个月，我就带着行李和家人的叮咛飞去美国。 南加州果然如方淮安所说的那样朝气蓬勃，摄影专业的同学也很热情友善，只是地域文化的差异到底还是给我想象中的美好大学生活增添了诸多苦恼。 除了报到那天带我逛了一圈南加大，方淮安似乎成日在为学业的事情忙碌。上次拍摄的关于越南的纪实电影，使他一举成为院系的风云人物。我是在学校演播厅看完那部电影的，后来那里成了我散心、排遣思乡之情的地方。 为了筹集购买摄影设备的钱，我尝试去唐人街的中式餐馆打工。 餐馆服务生的工作忙碌又累人，毫无经验的我被老板指责了不知道多少回。晚上接到母亲的电话，她问我过得好不好，能不能适应，让我坚持不了的话就回上海去。我躲在幽暗腥臭的后门，握着手机哭得泣不成声。 大一的圣诞节，学校举行化装舞会派对。 因为打工的时间冲突，我去的时候有些迟了，大厅里热闹非凡，我拿了杯香槟坐在窗边无所事事地看着玩闹的众人。方淮安所在的编导系组织露天唱诗活动为贫困地区的孩子筹集善款，他电话邀请我去的时候，我看到了依偎在他身边的那个爽朗女孩。 女孩是美籍华裔，追了方淮安两年，陪他去非洲大草原拍过花斑豹，去哥斯达黎加看群星遍布的活火山。大二，两个有情人终于修成正果。 方淮安拉着她，伸手拍拍我的发顶介绍说：“这是我妹妹之江，漂亮吧？我跟你提过很多次的。” 我不知道那时我的笑容有多僵硬。 那年的圣诞节后半夜飘起细雪，我瑟缩着肩膀走在寂寥的纽约第五大道上。临街暗黑的店铺外彩灯闪烁，我想起那年除夕和方淮安在外滩看烟火，怀疑自己当初为了追随他的脚步而选择来到美国的决定是否正确。 昏黄的路灯光下，一身黑衣的阮朝南双手插衣兜站在雪地里，月明风清般的面容是那么不真实。见我愣在原地，他缩缩脖子口气不善地说：“就说你做什么事都磨磨蹭蹭的，快点，我要冷死了。” 阮朝南作为交换生在南加州学习两年。 他说莫斯科的冬天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三十度，在河内生活了近十年的他，完全没办法习惯每天被冻到头皮发麻四肢冰冷的日子。 他在我租住的小公寓旁边又租了一套房，这人懒得要命，抱着我在宜家狠下心才买的抱枕窝在客厅沙发看电视剧，隔三差五来蹭饭。我们也会一起去市场买菜，日光野烈的盛夏，我记得正是河内水果最丰饶的时候。 异乡求学的孤独时光，因为有了阮朝南的陪伴，那些压抑和苦闷化成一股坚韧的力量助我破茧成蝶，曾经年少时的细碎往事如烟飘散。有时我望着他安静做事的模样，忽然觉得如果就这样生活下去，或许也不是不好的。 可惜人生啊，从来不会支会你和谁什么时候相聚，又什么时候离散。 方淮安出车祸那天是我二十二岁生日，阮朝南打电话让我早点回家后，我即刻又接到了医院的电话。深夜我坐的士赶到旧金山医院，昏迷中的方淮安身上插满了管子，我伏在玻璃窗上几乎是瞬间腿便软了下去。 清晨时分，疲惫不堪的我打开家门，阮朝南看着我，放下了手里的电话。 桌上的戚风蛋糕是我最爱吃的，蛋糕上的蜡烛烧得只剩余烬。 我默默收拾换洗的衣物和一些生活必需品，阮朝南坐在我身后的沙发上冷静地说：“他有家人，有女朋友，你要以什么身份去照顾他？”我低着头默不作声。 良久后，他似乎叹了口气，略带自嘲地继续说下去：“昨天你一直不回来，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不知道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 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我提着行李箱，低头死死咬着唇关上了家门，蹲在楼道里肩膀如筛糠般剧烈抖动。 其实，我一直知道除夕夜那通莫名其妙的电话是谁打来的。只是我对方淮安的执念太深，因为我的自私，恐怕今生都无法回应阮朝南的念念不忘。 方淮安昏迷了两个月，那个女孩照料了他整整两个月。他醒来那天旧金山阳光明媚，女孩扑到他怀里喜极而泣，我站在后面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痊愈后，他们两人重整旗鼓，打算继续跑遍这个世界。大四我顺利拿到了高级摄影师资格证，跟随导师拍摄一部他筹备了半生的电影。 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阮朝南，谁也没有。 河内那段清香四溢的光阴就像某部电影的画面存在我灵魂深处，有时我想起来，又好像是很遥远的回忆了。 多年后，我回过一次越南。 老城区的街边依然能常看见戴着斗笠，推着自行车的卖花女人。大家一起去美溪沙滩晒日光浴，意外地，在那里我遇见了暌违已久的费恩凯。我们坐在余晖满天的海边聊我们的前尘今事，他还是以前那副嬉皮笑脸的欠揍样子。 离开前，他跑过来叫住我，递给我一筐槟榔：“以前见你喜欢吃，阮朝南这小子一个人去摘了好几筐。现在他不在，我替他给你。” “之江，你知道在越南，赠送槟榔的含义吗？” 最终，那个问题的答案费恩凯没有告诉我，隔着玻璃他目送载我的车子远去。 越南的六月，窗外树荫浮光掠影。我忽然无比想念我、费恩凯还有阮朝南一起念书的日子。 返程的途中，我在网络上查到了答案，只有寥寥数语——古时以来，越南人以互赠槟榔来表达敬意或者爱慕之情，传统保留至今。 原来曾经那个彩霞漫天的傍晚，我收到的不单单是一筐槟榔，还有少年纯粹的、无法言说的爱意。 编辑：十颜 本文首发《花火影像》2016.12期，不可恶意转载或盗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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