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国民读物的“四大名著” 文 | 刘勇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大名著”是人们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的习惯性通称。它是明清小说在当代传播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不仅揭示了这四部小说在国民文学阅读中的重要存在，也启发我们思考是否能从国民读物的角度，发掘和弘扬其文化价值。为了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有意识地构建基本的国民读物体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文化工程，而“四大名著”有充分地理由成为这一工程的组成部分。 在“四大名著”之前，章回小说有所谓“四大奇书”的提法。托名李渔的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序》曰：“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首将明代四部章回小说并列。 清初西湖钓叟《续金瓶梅集序》则有“三大奇书”的说法：“今天下小说如林，独推三大奇书曰《水浒》《西游》《金瓶梅》者。” 但“四大奇书”的说法更流行，清代刘廷玑《在园杂志》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作了专门的逐一评论。 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则将《儒林外史》置于“四大奇书”的背景下加以表彰，可见“四大奇书”已有座标性意义。 当然，这种座标也并不是完全固定的。观鉴我斋的《儿女英雄传序》就将《儿女英雄传》置于《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的小说史背景下加以表彰。实际上，正是由于《红楼梦》甫一问世便得到的几乎是最高等级的评价，瓦解了传统的“四大奇书”认识。此后任何有关明清章回小说的例举，都不能无视《红楼梦》的存在。 晚清文坛，随着小说观念的变革，人们对明清小说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小说开始了重新定位。解弢的《小说话》就认为明清小说可分为甲等三种，第一《红楼梦》，第二《水浒传》，第三《儒林外史》。乙等八种，包括《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隋唐演义》等，丙等《花月痕》《荡寇志》。奇怪的是，在这么宽泛的名单中，居然没有《三国演义》。 民国初年，胡适在给《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的信中说：“鄙意以为吾国第一流小说，古人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但他同时也认为“《三国演义》在世界历史小说上为有数的名著”。 由此可见，在“四大奇书”之后，随着《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清代小说的出现，人们对明清小说代表作的判断有所变化。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则指出：“明季以来，世目《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居说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在这里，鲁迅提到了文人与“细民”的博奕，考虑到小说从本质上是以大众亦即“细民”为接受主体的，这种博弈的结果必然偏向大众。“四大名著”的提法，就是顺应这一历史演变的调整。 更重要的意义可能在于它是国民读物的一种自我筛选的结果，换言之，我们也许从国民读物的角度认识乃至引导“四大名著”的传播。 何为国民读物？据说毛泽东当年曾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见徐中远《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页）我以为，也许应该从这样的高度来理解国民读物。实际上，作为国民读物的“四大名著”，且不论其性质如何，早已成为吾国吾民的文化基因。 如果从国民文化素质的建设来看，“四大名著”在这一系统工程中，也有特殊的位置。高大上的文化典籍当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过，实事求是的说，很多经典由于思想的高深玄妙与表达方式的曲折复杂，不是大众可以轻易掌握的。朱元璋曾说：“《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徐渭《南词叙录》）提出了那个时代的“国民读物”。今天，从实际的传播角度看，我们也许可以反其意而用之，即《五经》《四书》之类也许适合精英文化阶层的人阅读，而小说却像布帛菽粟一类的日用品，更适合各阶层的人共同阅读欣赏，也就是说，它更适合充当国民读物。 不言而喻，也不是什么小说都可以充当国民读物的。我以为，作为国民读物的小说，应该具备以下特质：
我们当然有理由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古代小说等量齐观，其中有的作品在某些方面与“四大名著”相比，或许还有有过之而不无及的地方，但若以国民读物的标准衡量，则“四大名著”又确实是经过历史的挑三拣四后，普通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文房四宝”。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