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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异类：温州人 90年代，几个年青人在三亚“海角天涯”看到穿海军军装的军人，马上就上前打听：“西沙怎么去？” 一个海军回答说：“西沙一般人去不了。” 年青人说：“正因为一般人去不了，我们去才有生意做。” 原来，这几个年青人是温州人。 有人说，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就有温州人——从青藏高原到新疆阿尔泰，从藏族的集市到维吾尔族的大巴扎，从内蒙古大草原的敖包到东南亚的热带雨林村落，从西伯利亚到南太平洋岛国……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几乎能看到温州人的身影。 我们中国人信奉一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老祖宗的古训。祖祖辈辈栖息在一个地方，就扎根在一个地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沉浸在的自给自足的世界里，信奉“着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悠然恬静哲学。 我们中国人拒绝奔波，拒绝探索未知世界。夸父逐日终以悲剧结尾，便映射着中国人处世观念——不要折腾。所以中国古人历来缺乏优秀旅行家、探索者，徐霞客已是凤毛麟角，郑和下西洋带着政治目的。 温州人却是个异类。他们敢为天下先，他们爱“折腾”，当别人还在踟蹰不前、犹豫不决的时候，温州人总是先迈出一脚，干就完了！ 早在唐朝时海外贸易兴起，温州人就积极参与到这场国际商业贸易往来之中。 20世纪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法国这个国家时（只知洋鬼子不分英法美），温州人已开始远渡重洋到法国经商、务工了。 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那个年代，温州人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偷偷干起了小工业。 这一切都源自于温州人的敢为天下先和爱“折腾”，背后支撑是勇于开拓的胆识。无胆识就不能起步，不能起步便不能远游，不能远游又何来探索，没有探索就没有远见。 有人把温州人称为“东方犹太人”，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是对温州人的误读。 犹太人分散于世界各地，是被动的，因为没有自己的国家。犹太会做生意也是迫于无奈的，他们没有国家，没有土地，只能靠经商才能维持得了生活这样子。 温州人却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做生意做到世界各地，是好奇心的驱使，是开拓精神使然。温州人属于主观能动性，犹太人则是被动的结果。 “不安分”的温州人 如果你到Google Earth上去看一下，会惊讶于作为沿海城市的温州，却不是平原地区。事实上，温州78%的地方都是崎岖不平的山区，平原地区只有临海的那一小块，就是现在的瓯江河口温州市区。 有句俗语说，浙江的地理是“七山二水一分地”，这也是温州的真实写照。 绵延不绝的大山，将温州地区与祖国其他地方隔离开来。所以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时期，温州人只得多走水路才能与其他地方联系——临海地理位置和内陆河流纵横交错，使得温州有水路的便利。 在历史上，温州就成为了浙江东南部和福建北部重要的贸易中转站。如今又是上海、宁波等大港的贸易集散地。 自宋朝以来，温州人就积极利用本地区自然资源，尤其盛产茶叶、水果、甘蔗、木材以及各种海产品。再利用本地水路便利的优势，将大宗特产运往全国各地，或北上或南下。 水路和大宗货物，这两个特征注定了温州商人需进行长途贸易。长期以往，便形成了温州人擅于外出闯世界的性格。很多年轻人还未成年，就开始向往着跟着叔父辈走南闯北，见见世面。 从历史上形成的区域民族特性，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温州人遍布全世界了。 明清时代的国情又锻炼了温州人。那时沿海城市经常遭到日本海盗的袭击，朝廷施行闭关锁国政策，温州人赖以生存的贸易被切断了。但他们要生活，要吃饭，这便迫使他们成为了经验丰富的走私能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都说温州人做生意胆子大，恐怕跟历史上他们铤而走险干走私，不无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农业集化，温州人很痛苦。他们擅长于制作手工艺品和长途贸易，对于种庄稼这种事（并且还是集体种庄稼），实在提不起温州人的丝毫兴趣。这一时期，温州人的才华被压抑着，虽偶尔有人露峥嵘，也终将被压下去。 改革开放初期，土地包干到户，大量集体企业纷纷倒闭。温州人又可以施展他们的才华了，许多私人作坊、工厂、企业拔地而起，贸易市场相当繁荣！ 温州人那颗“不安分”的“贸易之心”始终是鲜活的、跳动的。 世间本没有生意，温州人多了，也便有了生意 1980年以前，温州农民的平均收入处于全国较低的那一行列。每个生产队队长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老是在队伍后面赶鸭子！ 而到了1989年，情况则完全颠倒了。温州农民人均收入近1000元，居全国前列。终于走到了队伍前面，不用在后面赶鸭子了。 造成这一结果，正是由于大量温州农民不种地，去做生意，去开厂，去打工了……留出了更多的土地，让更少的农民去种，人均收入自然就上去了。 80年代大多数中国农民还面朝黄土背朝天，为一亩三分地奔波时，温州人已直接跳过，去办厂经商。1989年温州社会总产值130亿，工业总产值就占到了90亿，农业总产值占比已非常非常少。 温州人绝不会偏安一隅，当他们不断壮大成了气候时，温州之地已安放不了他们的悸动之心——就像他们1000多年前就开始的纵横南北、全国贸易一样。 当年十几万温州生意人北上，来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一时间北京竟形成了多个“温州村”，“村里的温州人”从事着各种生意，远远超过七十二行。 很快“村里的温州人”就靠着他们精明的生意头脑，占领了北方的服装市场。温州老板生产的羽绒服、皮夹克不仅卖到东北，甚至卖到俄罗斯、东欧诸国…… 温州商人简直什么都干啊，视野360度。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温州商人在各个领域遍地开花，从纽扣到钢笔，从服装到眼镜，从皮鞋到电器，从生发剂到打火机……只要你能想到的领域都活跃着温州商人。 而且都还干的挺不错，一些成为行业领头羊，鞋王、笔王、锁王比比皆是。 美特斯邦威现在是不行了，但在当年绝对是国产服装品牌的王者。一个青田县农村青年说，我要打造一个时尚的国际品牌，便取了一个外国名字，不管你喜不喜欢，当时看起来确实高大上。 又请来在年轻人中极具号召力的周杰伦代言，配上一句slogen“不走寻常路”，酷的不要不要的。 要说玩粉丝经济，美特斯邦威当年很666 “三把刀”闯荡法兰西 温州商人胆子大是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们常人的思维是“没有本钱，怎么做生意啊”，温州人说“没有本钱怕什么，借呗”，温州人相信“借鸡下金蛋”。我们做生意怕负债，温州人却不怕。 其实，温州人似乎什么都不怕——这是不爱种地的沿海居民的共性，潮汕人亦如此。沿海居民是靠海吃饭，无论是打渔还是做海上贸易，都需迎着风浪前进，天不怕地不怕！ 如今大量的温州人能在法国扎下根来，首先就是有“不怕”的精神，二是吃苦耐劳。 有史记载的第一个移民法国的华人是福建莆田人黄加略，他于1702年移居法国。此后200年鲜有中国人去法国，这是因为清政府加强了闭关锁国。 直到一战时期，才有大批中国人到法国，他们主要分为三类： 一是勤工俭学的学生， 二是战争劳工， 三是去法国淘金的中国人。 温州人移民法国，主要是后两种情况。 一战中的14万华工战争结束后，有3000多人留在了法国，这其中就有温州人。二三十年代又有几批温州人到法国做生意，有些留了下来。他们被认为是第一代法国温州人，现在还有极少人在世。 温州人真正大量移民法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八九十年代。仅在巴黎的温州人，（据不完全统计）就新涌入了13万人之多。巴黎一下子多了很多华人面孔。 而他们去法国的主要方式却是偷渡。也分为三种办法： 第一种，先到法国“旅游”，然后滞留不归，这是一种变相的偷渡方式，而且采取这种方式的人，多半是在法国有亲戚。 第二种，先到欧洲别国做生意，后来再转道法国，同样的也是滞留不归，“赖”着不走。 第三种，也是最刺激的。给蛇头交几万块钱，在蛇头的帮助下进入法国，这一路当然会很辛苦。八九十年代能交出几万块钱，也不是穷人。 温州人偷渡到法国，没有合法身分 ，又不懂法语，为什么还能待下去呢？没两把刷子不行，他们有自己的生存方式。 一般是先打黑工，慢慢赚钱，伺机而动，有了钱就好办事。比如给法国女人一笔钱，来个假结婚，合法取得身份，获取合法居留权。 更多的温州人则是在法国政府采取的几次大规模合法化行动中取得身份的。加之90年代之后法国移民政策又有所放宽。 巴黎的温州人被称为是 “三把刀”，即菜刀 (开餐馆 )、 皮刀 (皮革加工业 ) 和剪刀 (制衣业 )。
中国美食享誉世界，中国人在外国开餐馆再正常不过，在巴黎就有很多温州人开的餐馆，味道很好，法国人是赞口不绝。 而皮革加工业和制衣业原本是犹太人控制的（法国人不愿意做这些辛苦又利润低的生意）。温州人来了，他们通过降低成本，生生抢走了犹太人的生意。在这一场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的遭遇战中，“东方犹太人”获胜了。 温州人的大胆和坚韧，让他们能够在法国生存下来，又肯吃苦耐劳，一步一个脚印，于是到现在很多都成了有钱人。你在法国看到一些温州人，穿的挺朴素，结果个个都是老板，家里有好几个厂，好几个餐馆……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上的群体，他们甚至代表着一种商业的精神——敢为天下先。我觉得最能概况温州人的是——他们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先驱者！ 有个温州朋友感叹道：“唉，现在我们温州人也不行了”，好吧，你一句话已经推翻了我整篇文章，我也很无奈……请温州人再次逆风向上，证明他结论下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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