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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们只是谈论口头的对话，正如它在雅典学园所被践行的那样。不过，借助柏拉图著作中见到的例子，我们只能想象这种对话的样子。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多次用“柏拉图说······”的表达来援引这些例子。可是，这个表达非常不准确，因为柏拉图在自己写的著作里，从来没有用他的专名说任何东西。当色诺芬尼、巴门尼德、恩培多克勒、智者派和色诺芬毫不犹豫地采用第一人称说话时，柏拉图则让虚构的人物在虚构的情景中说话。
只是在《第七封信》里，他才暗示自己的哲学。而且，他这样做时，把哲学更多地描绘成一种生活方式。他尤其宣布说，有关自己关心的对象，他并没有发表什么文字著作，也将永不这样做，因为所讨论的知识无论如何不能像其他知识类型那样被表述。相反，当一个人长期从事哲学研究，把自己一生都贡献给它时，它就从灵魂中喷涌出来。
人们也许会问，既然根据柏拉图的见解，说出的哲学论辩远优于书写的，他为何还要写对话。在口头的论辩中，有某个活生生存在者的具体在场；那种真正的对话，把两个灵魂联结起来，正如柏拉图所说，这是一种交换，论辩由此能够回答向它提出的问题，并且对它自己加以辩护。
对话因此也是私人化的：它针对某一特定的个人，符合他的各种可能性和需要。正如在农业方面，一颗种子需要时间发芽和生长，人们也同样需要多次交谈，以便让知识在灵魂中发育。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知识与美德是一致的。对话并不传递现成的知识或信息，毋宁说，对话者通过自己本身的努力而拥有他的知识。
他通过自己而发现知识，而且为了自己而思考知识。相反，书写的论辩不能回答提问。它不是个人化的，直接主张给予现成的知识，却缺乏一种由自愿赞同所代表的伦理维度。在生动的对话之外，没有真正的知识。
尽管这样，如果柏拉图写出对话，那么也许首先是因为他不仅要针对自己学校的成员，而且还要针对不在场的和不认识的人。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书写的论辩将到处传播”。他的那些对话能够被看作宣传品，带着所有文学艺术的魅力，却旨在让人皈依哲学。柏拉图习惯在各种公开讲演——这在古代有助于使一个人为人所知——场合，朗诵这些对话。
但是，那些对话也从雅典向外传播很远。因此，一位来自佛利(Phlionte)的妇女阿克西塞亚，读了《理想国》的某一卷书之后，来到雅典成为柏拉图的学生。古代历史学家宣称，她一直对自己是个女子这一事实长时间秘而不宣。从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的柏拉图生平中，我们发现如下的说法：
通过创作自己的对话，他劝说很多人学习哲学；但是，他也提供很多机会用一种肤浅的方式来学习哲学。
但是，人们为了皈依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必须就哲学是什么有一个想法。因此，柏拉图选择对话的形式，基本上出于两个理由。首先，“苏格拉底式”对话的文字类型，就是说，让苏格拉底把自己表现为主要的对话者——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流行的。
正是“苏格拉底式”对话，使得在柏拉图学校中被践行的对话的伦理价值得到重视。人们有理由猜测，某些对话反映出雅典学园里讨论的情况，虽然苏格拉底这个人物——他在最先的对话中是非常生动的——在后来的对话中变得越来越抽象，直到最后在《法律篇》中完全消失。
可以确定的是，苏格拉底反讽的、常常是顽皮的出场，使得读这些对话的现代读者感到相当的不安，因为他们是边寻找柏拉图的理论“体系”边读这些对话的。当读者从一个对话读到另一个对话时，许多明显不过的学说上的不一致，形成了他们的困惑。
归根结底，所有历史学家都不得不——基于不同的理由——承认，对话不过是柏拉图学说很可能具有的内容的一种不完整表达；它们“未能圆满柏拉图哲学”，而且“只是给我们传达了关于柏拉图在雅典学园活动的一幅贫乏而有限的图像。”
戈德施米德毫无疑问想要把柏拉图学说的系统降到最低，他提出对上述事实最好的解释说，这些对话并不是写来为了“告知”(informer)人们，而是为了“塑造”(former)他们。这恰好就是柏拉图哲学最深的意图。他的哲学并不在于构造出一个关于实在世界的理论体系，然后通过一系列在方法上显示这个体系的对话，“告知”自己的读者这个体系。相反，他的著作在于“塑造”人——就是说，通过让读者效仿对话，例如想象自己的在场、对理性的要求以及善的规范，由此形成经验而改变每个个人。
从“塑造”的角度来看，书写对话的作用主要在于，学习如何实践既是辩论术的亦是几何学的理性方法——它们将使学生在各个领域里掌握权衡和定义的艺术。这就是柏拉图在《政治家篇》介绍的长篇讨论所暗示的线索：
在人们学习阅读的课堂上，当学生被问到哪些字母组成这样或那样的一个词时，我们会说，他只有从事这个研究，才能得以解决特别的问题，或者说，以便让他更容易解决所有语法上可能的问题。
显然，所有问题。
那么，关于我们对“政治家”主题的研究应该说些什么呢？它已经超出对这个话题的唯一兴趣，或者不如说，我们因此成为在所有可能的主题方面更好的辩手叫？
再次在这里，显然，我们也许因此成了在所有主题上更好的辩手······
如果我们要相信理性，因为它命令我们把自己的尊敬和第一位给予方法本身，那么，发现用有可能被认为是最便利、最快捷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就应该作为只是第二位的忧虑，而不是首要的目标。（《政治家篇》，285c-d）
这并不排除这样的事实，即对话可能也具有某种教义的内容，因为它们通常提出一个明确的问题和建议，或者说，试图提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每个人都形成一种紧密相联的整体，可他们并不一定彼此依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对话如《巴门尼德篇》或《智者篇》，都处理对话本身所得以进行的条件——确切地说，它们努力解释由真正对话的伦理所隐含的所有前提，就是说，柏拉图生活方式的选择。
为了对话者相处融洽——或者说，为了他们在选择善时相处融洽，有必要假定“作为规范的价值”(valeurs normatives)的实存。它们不依赖于环境、惯例和个人，奠定论辩的理性和正确的根基：
想象有这种情形，一个人拒绝为每次讨论的对象确定一个形式或理念。那么，他将不知道在哪里表达自己的思想，因为他不需要每个存在者的理念总是一样的。那么，甚至讨论的可能性都得取消。（《巴门尼德篇》，135b）
因此，形式的肯定就内在于一切对话之中——对话配得上这个称呼。但是，现在出现形式知识的问题(它们事实上并不是根据感觉而得知的)，还有形式实存的问题(它们不能够是可感觉的对象)。因此，柏拉图不得不提出自己的理智论，或者非感觉的形式论；由此被带入由形式的实存以及与可感觉事物的关系所提出的问题中。柏拉图的哲学论辩基于处理对话的自觉选择，因此基于被说出的、活生生的对话那种具体而生动的经验。
它本质上处理不变对象或非感觉形式的实存，确保论辩和行动的正确；也本质上处理人类灵魂的实存，因为灵魂比身体更保证个人的同一性。此外，正如我们从绝大多数对话所看到的那样，这些形式，尤其是道德价值，给我们提供了对有关人类生活事物进行判断的基础。最重要的是试图借助恰如其分地掌握事物的分寸，确定在个人和城邦生活中一种三维的价值，这种三维价值体现在所有对话中：作为美的价值、作为正义的价值和作为善的价值。柏拉图的知识就像苏格拉底的一样，尤其是关于价值的知识。
舍尔写道：“柏拉图主义的本质是，而且仍旧是超论辩的(supradiscursive)。”他要说的是，柏拉图的对话不是什么都说的；它不说作为规范的东西，不说作为形式的东西，也不说作为理性、作为善或者作为美的东西：所有这些并不是可以由语言来表达的，也不可以由定义来达到。人们经验它们，通过对话，也通过渴求表现它们。但是，关于它们本身，却不能够说些什么。
这种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哲学模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通过整个古代哲学史，我们将发现自己上面已经区分的哲学活动的两极：一方面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和践行；另一方面是哲学论辩——这种生活方式的整体组成部分，同时清楚解释在这种生活方式中隐含的理论前提。然而，归根结底，这种哲学论辩看来不能够表达作为本质的东西——对于柏拉图来说，指的就是形式和善，我们用一种非论辩的，即渴求的和对话的方式体验它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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