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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哲学是人生哲学，他以人的完整生命为起点来思考人应当度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旅程。 庄子体道，重在心灵的开拓。在庄子哲学中“心”字很重要，逍遥游所游的不是肉体而是心，“乘物以游心，不得已以养中”“游心乎德之和”，这里的心就是所游的心灵主体。庄子讲坐忘，就是使心同于大通，讲心斋，就是要使心虚灵不昧，因此，庄子写心，常用灵台、天府、真宰等词都是把这个真心看作最高境界。在他看来，理想人格的实现过程，就是努力拒斥这样那样的框限，无止境地追求心灵阔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克服一切心内心外的障碍，摆脱一切束缚，涵养一种包融通脱旷达贯彻的心胸，“游心于大道”。具体说来，庄子认为必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有待”到“无待”。破除“有待”观念即是克服主体心灵外障，只有从“有待”到“无待”，才能逍遥游。“有待”与“无待”是庄子哲学特别是其自由观中的一对重要范畴所谓“有待”就是指人受周围环境与条件的制约，指人与周围事物处于矛盾的依赖关系之中;“无待”就是指人摆脱了周围环境与条件的束缚，取消了与周围事物的矛盾依赖关系。 庄子认为，有待不自由，无待才有自由。《逍遥游》篇以理想人格如何从“有待”达到“无待”进入“磅礴万物以为一”的逍遥自由境界为题旨。且看大鹏的出场: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冀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徒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徒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牙向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己矣。 这给人以海阔天空的审美感受。庄子以如椽大笔，用诗化的语言，通过景物观照对宇宙自然本体和人生进行了深切的体认在这里，庄子体验到了道的无穷博大与深邃邈远，自我主体处于现实之中而不受其束缚，实现了对现实的超越，获得了精神自由。大鹏是庄子体道后心情飘逸开阔的象征，也是他实现逍遥自由的理想人格的形象比喻;随后出场的蜩、学鸠、斥鷃则喻指世俗之人，即那些“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因为他们“有待”，为物所累，是非得失荣辱生死系于胸怀而不能解脱，根本达不到自由自在的境地。宋荣子宠辱不惊，超乎俗类，然犹有未树;列子御风而行，冷然善也，却终有所待。只有“至人”、“神人”、“圣人”、“真人”，因为他们能做到“无功”、“无名”、“无己”，不为物累，不为自我所执持，所以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才能“处物而不外物”，物我相得，逍遥自由。可见，超越“有待”是进入自由的关键，“有待”是心灵自由活动的障碍，必须进臻于“无待”，人才能得道自由，成就理想人格。 二、从“有己”到“无己”。“有待”由于“有己”，“无己”就可以“无待”。在庄子看来，因为“有己”就会使人意识到自己与外界的对立差异，产生物我之分，是非之知，形成了种种苦闷、纷争。所以，必须“无己”，必须“吾丧我”，达到无我的境界，才能不受外物好恶限制，完全与自然为一。可见，“无己”实际上就是自我与道的结合。如何“无己”，庄子提出了“以明”、“心斋”、“坐忘”、“虚静”等具体的修养方法。 所谓“以明”就是不执己，不用成见，从齐物自身功用上去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即不走分别对待的道路，而用虚静明净的心灵去观察事物的本然，“圣人不由而照之以夭”，这样，就能齐是非，等生死，一成毁，破除对、待观念。破是非，“欲是其所是，而非其所是，莫若以明”;破生死，“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破成毁，“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这种“明”、“觉”、“通”是指用最高的智慧来破除差别。 所谓“心斋”就是:“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于气卫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耳目只能闻见外物的音貌，心意缘虑只能符合幻灭无常的现象，耳目心知不能真正领悟道的本体，只有使心保持空明虚静状态，去掉思虑和欲望，才能悟得妙道，即靠直觉才能认识大道。懂得“心斋”的道理，就能达到“坐忘”的境界了。所谓“坐忘”就是:“堕肢体，默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也就是革除生理欲望，丢掉已往知识(先入之见)，忘掉物我的差异，把自己完全化入天地万物之中。这样就可以与天合一，与道合一，达到物我两忘，同于大通的境界了。 “坐忘”与“心斋”都是一种内省的功夫.主要是对贪欲和智巧作一洗净。“心斋”着重培养一个空明灵觉之心，“坐忘”则使人忘掉物我及一切差别，以达到心理上的混沌状态。此二者，都是心灵在虚静状态下开展出来的境界。 所谓“虚静”，是要使心灵清明如镜，不受外界和自我情欲的干扰，而使精神专注集中，心灵静定凝敛，实际上就是对精神本身而言的一种意志活动。“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认为，只有归心于虚空，凝神于静寂，无思无虑而超然物外，才能“虚室生白”，包融一切，个体生命活动就能与宇宙自然本体冥合交流，达到“独与天地往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在庄子看来，通过这一系列的修养方法，就能消解“有己”，达到“无己”了。无疑，这里的“无己”，和“无待”一样，纯属逃避外部物象、社会而达到的超越之境。 三、保身全生的养生观。庄子面对“方今之时，仅免刑焉”这样动荡不安、生命沦落的社会生存环境，感到人生的艰难，命运的赛滞。为免遭生命的不幸，他倡导“大而无用”的处世哲学。栋社树因为不中规矩，不中绳墨，对社会无实际功用价值，是“不材之木”，才免遭斤斧得以存生，成就了无用之大用。故而人应当无为自然，与世无争，才能免遭生命危险，以保身尽年。在庄子看来，人的个体自然生命的价值具有崇高的地位，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不仅高于社会的道德规范，也高于整个国家的利益.这与儒家倡导的“舍生取义”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庄子倡行的保身全生不只有养形的一面，还有养神的一面。理想的人生应是“形全精复”。庄子有感于当时人的生命主体的沉沦，精神自主性的丧失，作为对时人只重养形不养神倾向的纠偏，他更注重于开拓人的精神境界，要求人们超越形体的范限，致力于心灵的涵咏培养，一方面要无情无欲无知，超然于物我之外，泯灭是非好恶之别;另一方面，要常因自然，“任其性命之情”，以自然无为保养形体的精神，保持人的天真纯朴的本性。 四、安时处顺的生死观。 庄子认为宇宙万物是在流变不息之中的，“万化而未始有极”，因而我们必须洞察万物的变化—“观化”，也必须了解自己的变化—“自化”。化并不是一种消失，而是气之聚散，天地万物相互之间的融化。他认为，人的生死也是一种气化，“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由生到死是一种气的变化过程，死在本质上并不是消亡，它只不过转化为另一种东西罢了。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应当顺应自然，与时俱化，“命物之化而守其宗”。 在庄子看来，人面对生死，首先要从认识上超越生死对立，明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即齐同生死的道理;进而要从实践上超越生死，做到“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再进一步还要“彼以生为附赘县抚，以死为决疣溃痈”，把死看作人的“归本归真”，看作是人的彻底解放。这样，就可以生时不乐，死时不忧，倏然而来，倏然而去，对生死问题能有一种彻底的达观态度。而一旦人超越了生死大限，就从一切束缚中解脱了出来，由此获得了解放与自由，“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以死生为一条”是体道的最高境界，死生虽大，人的气度、境界、精神却可以不与之变。庄子对生死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庄子将死，弟子想厚葬他，他说:“吾以天地为棺撑，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矶，万物为责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恐乌鸢之食夫子”.庄子则回答:“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这里生动体现了庄子对生死大限进行超越的一种坦然、旷达的态度。 庄子人生哲学对后世产生了深广而久远的影响。庄子开显出能与儒家孔孟“仁”的精神境界相对立又相统一的“道”的逍遥游的人生理想境界，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庄子看破社会功名利禄、抨击“人为物役”的异化现象，突出人的个体存在，倡行对独立自主的人生和超然物外的精神自由的追求，等等，都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大思想家的高度。但与此同时，他对理想人格的界设、追求仅仅停留于人的主观精神领域，只求自我内心精神的逍遥自由，而对身外世界毫无作为，脱离社会，脱离实践，这样，他所界设的理想人格实质上只能是一种虚构。他对之的追求也实质上不过是一种避世主义的自我精神安慰。这无疑是以“超越”为宗旨的庄子哲学所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因此，对庄子人生哲学思想中的积极成果和思维教训，我们都应认真地吸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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