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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的住址是‘西四，宫门口，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你信面上的地址并不大错，只是门牌多了五号罢了。即使我已出京，信寄这里也可以，因为家眷在此，可以转寄的。”[1] 这是鲁迅1926年6月17日给李秉中信中的话。两个月后的8月26日，鲁迅离开这个连续住了两年另三个月的宅子，远赴厦门大学。 西三条是老北京的一条普通的小胡同，之所以是西三条，是因为西三条东边还有东三条，东西三条其实是一条连续的胡同，只是在中间的地方有一个小的拐弯。西三条所在的这块地方叫做宫门口，说全了就是宫门口西三条。有三条，自然也有三条上下的头条、二条、四条、五条。 西三条21号是胡同顶西头倒数第二家。整个宫门口都在远离皇城的城墙脚下，在老北京的地图上算是不大起眼的偏僻之地，因此，靠近西头的21号就显得更是偏僻。但是如果没有21号，西三条大概就只是地图上需要仔细搜索才能找到但估计也没有多少人搜索的一个符号。  1924年5月25日，已经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因而声名远播的鲁迅搬到了西三条21号。从此开始，西三条不再是一条“无名”也“无言”的小胡同。白天黑夜，许多出入鲁迅家的人开始逡巡在宫门口一带的胡同里。来拜访鲁迅的大多是他在各个学校兼职授课的学生。这些人当中，来的最多的是荆有麟，荆有麟这个时候是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的学生。在他后来写的鲁迅回忆录中说道：“由十三年到十五年，在这整整两年的时光中，我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先生之门。”[2]荆有麟的说法并没有夸张，有人从鲁迅日记中统计过，荆有麟在1924年到1926年期间曾经来往西三条21号多达300多次。来人最多的一天是1925年8月14日，这是鲁迅生活中最黑暗的一天，这天，鲁迅收到了教育部的免职令，许多好友前来西三条21号看望鲁迅，鲁迅日记中记载有：“上午裘子元来。诗荃来。季巿、协和来。子佩来。许广平来。午后长虹来。仲侃来。高阆仙来。下午衣萍来。小峰、伏园、春台、慧迭来。潘企莘来。徐吉轩来。钦文、璇卿来。李慎斋来。晚有麟、仲芸来。夜金钟、吴季醒来。”[3]除了登门拜访的人们外，经常光临因而肯定非常熟悉西三条21号的人就是负责这一带收发邮件的邮差了。鲁迅差不多每天记日记，日记中主要记载的事项就是每天的访客和来信，这时候的人们没有电话、手机，也没有QQ、微信，访客和来信是鲁迅和他人来往的主要方式，但也因为这种联系方式，西三条21号得以显示和确立它的存在。访客们访的是鲁迅，但同时也就是访他所住的宅子。在还没有无线通讯方式的时代，要想和某人说话聊天，就只能在同一个空间里当面完成，而住宅就是能锁定该人的主要场所。  鲁迅故居 但大多数来西三条21号的人都是鲁迅家的熟客，他们频繁的出入这些狭窄的胡同和鲁迅家的大门，并不会有特别强烈的感觉，也不存在寻找西三条21号的问题。但那些与鲁迅不是常来常往的慕名来访者就只能寻找鲁迅的寓所了，因为他们并不知道鲁迅是住在“西三条21号”， 鲁迅只会在私下告诉可以告诉的人自己新居的地址，就像在给李秉中信中公布自己的住址。而在公开的场合，他最多是在文章中说过：“我现在住在一条小胡同里”[4]。但恰恰是那些没有确切的地址、在经过一番周折终于迈进鲁迅家大门的的人们，会对这个“台门不高不大”的建筑和建筑所在的地方留下难忘的印象。 1932年鲁迅回北京省亲，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潘炳皋、王志之、张松如等得到消息后，希望能邀请鲁迅到学校讲演。后来，潘炳皋和王志之都曾经详细回忆了那次寻找鲁迅家门的曲折经过，因此也通过文字确切的描述出西三条21号所在的位置。潘炳皋在《鲁迅先生访问记》中说： “从《华盖集》上知道他是住在西城的一个角落里，但是不知道确切的住址，……逢人就问，走进了好几个小胡同这才到了西三条，在黄昏中寻到了十四号，扣了半天门，开门的人又说没有周先生住在里面，又在疑似和测探中扣了几家的门，也都不是，我们已经感到疲乏和失望了。走出胡同来，凭着洋车夫的指导，才在西口路北第二个门扣着了。”[5]  鲁迅的工作室兼卧室,俗称“老虎尾巴”。 寻找和前往一个地方的时候，人们的意识主要指向和集中在所要去的目标，对通向目的地的沿途环境并不在意。对西三条21号的背景也就是鲁迅家大门外边小胡同的更多感知，是在拜访成功之后。许多人在回忆文章中描述了从鲁迅家出来之后，漫步在长长的胡同中细细回味刚刚经历的幸福的奇特感觉。如和潘炳皋一起在1932年拜访鲁迅的王志之描写他们从鲁迅家出来后的感觉： “我们走了出来，大家都找不到适当的言辞来表达出自己的欢欣。从宫门口西三条那条小胡同一直绕到了大街上，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人，大概是无论什么情绪高涨到了顶点，每每会被卷入在丧失知觉似的沉默中。……要想说明那时的心情，这是一个最不能令人满意的难题！假如一定要勉强表白出来，我觉得只有用年青人在初恋时同爱人除度密会以后的心情才可能作部分的比较。”[6] 李霁野在《忆鲁迅先生》中纪录了自己拜访鲁迅后走在胡同中的感觉： “深夜走出先生的住处时，那偏僻的小巷里早就没有人声人影了，他总望我们走远了才进去。北京的冬夜有时是极可爱的，在那寂静的街道上步行着，先生的声音和容貌还萦绕在脑际，这印象永远也不会磨灭。”[7] 当时还是北大学生的尚钺在《怀念鲁迅先生》中说到，有一次他知道鲁迅先生病了，就跑到西三条去看鲁迅先生，在看望结束后，说道： “我又和他说了几句话，便走了出来。……这刹那我心最平静，平静得如无风的春水一般，除了凝静的笑颜以外，再没有其它的感觉了。我的脚步走得很慢，仿佛怕自己的脚步声音扰乱了自我的回味似的。”[8]  王志之他们三个北师大的学生那天邀请鲁迅讲演成功，所以非常高兴，“我们精神十足，兴高采烈地大踏步地走着，一直走回了学校。”这时候，狭窄僻静的小胡同成了鲁迅家宅院的延伸，“寂静”的街道成为人们静静回味、漫漫咀嚼的地方。其实，那时候来西三条拜访鲁迅的大多是北大、北师大、世界语专门学校的穷学生，他们来去各个地方，一般来说都是安步当车。许钦文回忆当年在北京的生活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孙伏园住在丞相胡同，我住在南半截胡同，相距不远。晚上到内城去听学术讲演，或者在朋友处，常同孙伏园不期而遇，然后，总是一道步行而归，到了菜市口说声‘再见’分开，不久就各到寓所。北京，日间往往风沙扑面，晚上却大多风平浪静。夏间深夜凉爽。冬季步行是一种运动，晚上无风，也不会怎样感觉到冷。在清静的马路上边走边谈，是孙伏园和我都喜欢的。”[9]许钦文是经常来往于西三条和绍兴会馆的绍兴老乡，尤其是在鲁迅出版《彷徨》前夕，他经常帮助鲁迅在离绍兴会馆不远的虎坊桥京华印书局办理校对和印刷事务，有的时候甚至一天跑两趟印书局，就都是走着来回西三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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