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命运

文字诞生伊始， 是凡人与上天交流的工具，极具神秘色彩，只被极少数统治者掌握，这些极少数统治者（主要是指掌管天文历法祭祀的一类人）便是最早的一批读书人。后来，为了扩大统治的基础，才允许更多的人学习文字，以便参与到管理中来，从此读书人的范围才渐渐扩大，不过也仅仅只限于贵族子弟而已。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首创私人办学，其实是西周末年以来礼坏乐崩，官学逐渐废弛，孔夫子又胸怀天下，故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因为这种行为本身也是有违只有官府才可办学的传统的。孔子本人虽贫贱，不过也算是一名落魄的贵族子弟的后裔，在春秋末年那种天下即将大乱的时代，也没人有兴趣管他办什么私学的事情了。
       孔子破天荒办私学，开风气之先，故成众矢之的。他老人家的许多政治观点都遭到了后来者的批判，墨家道家法家便是 在此基础上诞生的，终至于形成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盛世局面，这对于促成华夏民族第一次精神觉醒可谓功德无量。
       自此，读书人的群体初步形成，虽然人数很少，但对历史的影响却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后世也很少有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时代——春秋战国——对普罗大众是严冬酷暑，对读书人读书人却是阳春三月。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对读书人礼遇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原因之一是他们本来就来源于贵族，与统治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二是统治者急切需要知识分子为他们称霸天下出谋划策。

        先秦的读书人也叫士人，因为他们本来就来源于士，士在战国之前属于贵族， 所以他们接受过正规教育，包括军事教育，这样才有资格参加战争，可谓文武双全。同时他们还有地产，即使不在官府任职，也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所以有身份又有地位，有身份有地位自然风光无限。
        但这个时代的读书人最令人羡慕的是由于经济的独立，最终体现于独立的人格，有了独立人格便可以自由思想。面对天下大乱的局面，各家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主张，于是才出现了辉煌灿烂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局。
        战国后，士人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贵族的身份，独立人格也开始渐渐丧失，但各国统治者出于争霸的需要，对士人的礼遇仍一如既往不敢有丝毫怠慢。由于失去了土地和贵族的身份，这时的士人却变得非常自由，他们往来于各国之间，无拘无束，最著名的就是苏秦和张仪，玩弄各国诸侯于鼓掌。如果所提谋略不被采纳，他们可以立刻改换门庭，丝毫不用考虑道德的约束，甚至投靠敌国也未尝不可。楚人伍子胥为报杀父杀兄之仇，率领吴国大军直捣楚国国都，将已故楚王从墓中挖出鞭尸，我们并不认为他是汉奸，反而认为此乃英雄之举。他们不高兴时甚至连君主都骂，如孟子见梁襄王后，直接语出惊人“望之不似人君”。当然他们并不是都会出来做官，如庄子对前来邀请自己出任楚相的使者便不屑一顾，大骂满城搜索自己的魏相惠子为鸱鸟。
       及至始皇，一声令下，无数儒生尽哀鸣。汉武的“独尊儒术，表彰六经”仿佛使孔夫子的徒子徒孙看到重返往日辉煌的希望，可是他对太史公的残暴之举却 从此断送了读书人要保持尊严的最后一根稻草。自此以后便开始了我们的读书人无限悲惨的命运旅途，时间长达两千多年。
        由于士族门阀的出现，魏晋南北朝的读书人找到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生存环境。然而，不和统治阶级合作，他们的下场都不好，阮籍穷途之哭，嵇康欲加之罪，其他人不吃点五石散，就枉为读书人。
        隋唐以降，科举制终结了千余年的世卿世禄制，似乎所有的读书人，尤其是贫贱子弟，看到了彻底翻身的希望。然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对于广大的读书人仍然只是神话。录取比例之少，难度之大远超后人想象。没有实行糊名法和誊录制的隋唐科考似乎只是统治者为打击政敌加强统治的工具。武氏大力提拔寒门子弟，是为了打破唐初士族门阀对官场的垄断，平衡各方势力，进而加强自身统治。出身卑微的读书人，如果赶不上这个机会很难有出头之日。李白旷世之才，一生漂泊流浪，不被重用，根源上是来路不明的家族出身和卑贱的身份，他的父亲是个商人。
        两宋大大提高了科考的录取比例，极大提高官员的福利待遇，宋太祖似立有后世帝王不杀文人的政治遗嘱，仿佛读书人的黄金时代已然来临。然而，这只不过是唐太宗构想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升级版本。此时他们已经完全沦为统治者的工具，除了参加科考以期中举为君王效力，他们不再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他们必须想方设法使君王开心，违心做任何自己不愿做的事以换取君王赏赐的食物，此外，他们没有任何别的选择。
         这时我们不禁要问，读书人还有理想吗？从他们无数的诗文中，我们一定会找到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类代表他们理想的文字，可实际上他们早已没有先秦时代知识分子那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孤傲本性，因为他们可选择的老板只有一个，就是当时的皇帝。所以，所有这些代表美好理想的字眼，只是他们向皇帝表达忠心的美丽招牌。
        明清时代，文字狱的推行，致使读书人最后一点尊严被扫荡殆尽，他们必须像狗一样匍匐在主人面前，去伺候君王。而且不能犯任何错误，一个字的疏忽就有可能是家破人亡。
        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如果不能见用于当世，赤诚的报君之心便化成满腹的幽怨，进而诉诸于笔端，以期排解之。但这种排解必须以委婉的方式进行，必须把对君王的不满表达成对天下苍生深处水深火热的忧怜，才能保证自身形体的安全。（像骆宾王那般作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大骂武氏的行为，千年难得一见，这种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做法来彻底释放心中的忧愤做法，如果不考虑其中的政治因素，后世绝没有人敢去效法。）然而，他们的灵魂毕竟得不到解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他们用来麻醉自己的心灵鸡汤，短暂的自我陶醉之后，他们又进入到无尽的空虚，就这样周而复始，默默的轮回。
         在这无数的读书人中，大约只有占比极少的两类人，最终能脱颖而出：一类是顺利进入仕途得到重用的以“经世致用”自我标榜的现实功利主义者，典型代表如王半山和张居正们；一类是进入仕途失败或没有得到重用的天才诗人们，典型代表如陶潜、李杜和苏轼们。自此，这两类人成为天然的敌人。前者的受重用引发后者强烈的不满，后者便以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等为武器去攻击前者的为政措施，结果后者不仅被前者嘲笑为弱智 ，而且遭到前者更为疯狂的打击报复，绝大部分被打击的读书人就这样迅速陨落了，被遗忘了。然而，天才毕竟是天才，无尽的打击却激发了天才诗人们无尽的灵感和想象力，他们把痛苦化成反抗的动力，这些和诗人们无限的感慨一起凝结成流传千古的名篇，终让他们青史留名。
          天才诗人们因忧愤而创作的诗篇大大丰富了我们悠远的华夏文明，但对历史的影响却是微弱的，秦皇汉武早就把他们抛弃在一个不可能起大作用的位置。他们深知自己再也不会像春秋战国的同行们那样深深地影响历史的进程，但又怎会甘心仅仅被世人赞叹的只有他们的文学才华？事与愿违的悲凉会伴随终身，他们到死很可能都不会瞑目，只能在死前留下《示儿》这类诗希望子孙后代来完成他们未尽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