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浮沉初稿(录自中药药性论)

升降浮沉初稿(录自中药药性论)

和归经、引经不同，升降浮沉本身既不是方向，也不是方位，常指运动的趋势。一般来讲：升降，指向上，向下运动，浮沉，指向外、向内运动，升降，具主动意义，浮沉，少含主动，而是自然趋势，升降，动的作用较强，浮沉，静的作用较强。但实际上，升与浮、沉与降意义常兼通，文献中时常混称，或以升降简称升降浮沉，归经、引经有具体的位置，升降浮沉则是运动的趋势，更重要的是：升降浮沉是气机生命现象的总括，概括经络、脏腑神、气，营卫气血等的运动。作为药性来讲，有单纯的作用趋势，也有参与其调整，调节、平衡、恢复气机运动的含义，不是单纯的方向或方位，个别药物还有类似引经的作用，含有使其它药物作用与之一体化，同升，同降、同浮、同沉的意义，如前节所谈：“桔梗载药上浮；牛膝引药下行”之类。药性升降浮沉理论的形成较晚，其哲学内容较多，也与归经、引经有别。

一、历史沿革

升降浮沉的药性理论，从萌发到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药性理论的概括，都是以药物的功效性质作为基础的。而药物的性质则以气味作基础。药物的功效又是建立在人体的生理功能与病理变化之上。升降浮沉药性理论的创立，就是根据药物气味厚薄阴阳的特性，以及调节人体脏腑气机升降出入机能紊乱的功能而概括形成的。类似升降浮沉的概念，早在《内经》已有论述。《素问·六微旨大论》在论述自然界。生化极变。时云：“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53]并进一步指出：“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四者之有，而贵常守，反常则灾害至矣。”[56]这里既指出了“升降出入”是宇宙间各种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形式，而且强调这种运动变化必须保持正常，否则就会产生灾害。对于人体的气机来说，也必须保持正常的升降出入。如果出现失常，就会产生疾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体病变的产生，与人体脏腑气机升降出入的紊乱是密切相关的。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57]这里论述人体内清阳、浊阴之气的正常运动规律，如果这种运动规律失常，就会产生疾病。故该论中还指出：“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  胀。”[57]当阴阳清浊之气升降失常，就必须采用相对应的方法来调节以治疗之。故曰：“其商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栗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57]其中的。“越之”、“竭之”、“泻之于内”、“泻之于外”、“按而收之”、“散而泻之”，这些治法已经包含了药物趋向性能的初步概念。该篇在论述“气味阴阳”在人体的运行规律和作用时说：“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57]这里的气味，是指药物的气味，用气味厚薄来概括其对机体的作用；其中已含有趋向性能的意义。金、元医家正是以这些论述作为理论依据，而创立升降浮沉的药性理论。从上可见，虽然在《内经》中没有明确提出升降浮沉的药性，但它的基本概念已经形成。汉、唐间，对有关气机及升降浮沉药性的理论认识没有重大发展。宋代理学盛极一时，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等哲学大师，都对《周易》有深入的研究和阐发，这些对中医药理论的发展影响甚大，其中关于升降理论颇多论述，如《张子正蒙》提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细组相荡，胜负、屈伸之始”[58]。太和是一个古代哲学术语①，简单说，即是阴阳运行的正常规律。以浮沉、升降、动静作为基本方式的。又云“气块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此虚实、动静之机，阳阴、刚柔之始。浮而上者阳之清，降而下者阴之浊。”[58]把升降恒动不息作为太虚(宇宙)的根本属性。他还说“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虽凝聚不散之物，然一气升降其间，相从不已也”。[59]从天地，昼夜等宇宙的运动变化，进一步论证了升降浮沉无处不有。与《内经》中有关升降浮沉的论述遥相呼应。这些理论对于金、元医家影响甚大。上述哲学理论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医药学理论，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有关①太和，即大和，出《易》乾卦彖辞：“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朱熹注：“太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利，宜也；贞，正而固也。”孔颖达疏：“利，和也；贞，正也”。所谓“阴阳会合”，当背阴阳动静的关系。张介《医易》：“以动静言之，则阳主乎动，阴主乎静；天圆而动，地方而静；静者，动之基；动者，静之机。刚柔推荡，易之动静也；阴阳升降，气之动静也；形气消息，物之动静也；昼夜兴寝，身之动静也。”方药病症中[22]，升降理论得到较普遍的应用，如在论述病证中多处提到“气不升降”，在论述方药功效中多处提到“升降诸气”、“升降阴阳”。可见升降学说已在医药实践中得到了应用。升降理论在医药学中得到系统概括，与金，元医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刘河间阐述了心、肾、水、火既济的理论，在临床上注意泻火，降火等特点。张子和继承了这一理论，临床尤擅长于升肾水降心火。李东垣以脾胃升降为其理论与临床宗旨。朱丹溪除了以滋阴降火理论作为他的学术思想代表外，他对金、元医家的升降理论进行了全面总结，大大地推广了升降理论的临床应用。金，元医家对气机升降理论的突出贡献，在于把气机的升降落实到脏腑层次之中，用来阐明脏腑的整体关系。丹溪不仅继承了刘河间的心肾升降，李东垣的脾胃升降等理论，而且对肝肾、脾肺以及肺与胃、肺与大肠、膀胱等脏与脏、脏与腑之间的升降关系均作了重要阐发。这些理论对于升降浮沉药性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升降浮沉作为药性理论的系统论述，当推张元素，在他的《珍珠囊》中，尤其是经后人整理的《医学启源》中，对升降浮沉的药性论述较多。在《医学启源·用药备旨》中[36]，他首先以《内经》有关气味阴阳理论为依据，论述了“气味厚薄寒热阴阳升降之图”、“药性要旨”、“用药升降浮沉补泻法”。这些论述都正式以升降浮沉来概括药性，同时还阐述了升降浮沉药性与其它药性之间的关系。在其中的“药性生熟用法”、“药用根梢法”等节中，又具体谈到了升降浮沉理论的应用。尤其在其“药类法象”一节中，更系统地把105种临床常用药物，用“升浮化降沉”分成五类釆论述其功用。可见升降浮沉药性理论到了张元素时期，已经比较完整，而且已为当时医家普遍承认，在临床上也得到了具体应用。张元素的这一理论，首先得到了李东垣、王好古等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李东垣进一步用五行理论把升降浮沉与四时相配，以之来推进其理论的发展，谓：“药有升降浮沉化，生长化收藏，以配四时，春升夏浮，秋收冬藏，土居中化。是以味薄者升而生，气薄者降而收，气厚者浮而长，味厚者沉而藏，气味平者化而成”。[60]接着他又用这种理论来阐述其与脏腑补泻的关系，并指出其在临床上应用的重要性，谓“用药者，循此则生，逆此则死，纵令不死，亦危困矣。”[60]

嗣后，王好古在气味厚薄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具体气味的升降浮沉性能。李时珍在升降浮沉理论的灵活应用上有新的概括，汪昂则在药物质地与升降浮沉性能的关系方面有较全面的概括。总之，明、清以来的医家，都不断从不同的角度对“升降浮沉”理论有一定的补充和发展，从而使其得到了不断完善，进而推广了它在临床上的应用。

二、理论依据

药物的趋向性作用，也是通过药物作用于机体后所产生的功效而概括出来的。在机体方面，主要以脏腑气机升降出入的理论和病机中病势的上下内外逆顺理论作为依据。而在论述药性的升降浮沉作用上，历代医家主要以其气味厚薄阴阳、四气、五味，以及用药部位、药物质地等特性作为论证的依据。有关这些方面的论述颇多，现综合概括如下：

(一)气味厚薄阴阳  气味厚薄之说，最早见之于《内经》，在《阴阳应象大论》中说：“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57]这里以气味定阴阳，以气味之厚薄进一步分阳中之阴与阴中之阳，进而又以泄、通，发泄、发热来概括它们的性能，这就是升降浮沉药性的滥觞。张元素在其“药类法象”中进一步概括为“风升生，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味薄则通”；“热浮长，气之厚者，阳中之阳，气厚则发热”；“燥降收，气之薄者，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寒沉藏，味之厚者，阴中之阴，味厚则泄。”[36]李东垣又在张氏概括的基础上，结合四时的。生化极度。加以衍生，谓曰：“但言补之以辛、甘、温、热及气味之薄者，即助春夏之升浮，便是泻秋冬收藏之药也。…”但言补之以酸、苦、咸、寒及气味之厚者，即是助秋冬之沉降，便是泻春夏生长之药也。”[57]进一步结合气味的综合作用来认识药物的升降浮沉。由于药物是气与味同具其中的，故李东垣曰：“一物之内，气味兼有，一药之中，性理具焉。或气一而味殊，或味同而气异。“[61]因此，王好古对气味厚薄与升降浮沉，归纳如下：[60]味薄者升：甘平、辛平、辛微温，微苦平之药是也。气薄者降：甘寒、甘凉、甘淡寒凉，微温，酸平、咸平之药是也。气厚者浮：甘热、辛酸之药是也。味厚者沉：苦寒、咸寒之药是也。气味平者，兼四气四味：甘平、甘温、甘凉、甘辛平，甘微苦平之药是也。这些概括，大多是以《内经》中气味阴阳厚薄理论推论的。明，清多数医家论证药物的升降浮沉多宗此说。清代汪昂又在张洁古、王好古论述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谓：“气厚味薄者浮而升，味厚气薄者沉而降，气味俱厚者能浮能沉，气味俱薄者可升可降。”[26]进一步论证了气味厚薄与升降浮沉药性的关系。

(二)霉热温凉四气  药物的升降浮沉特性，本身就是根据生物在一年四季中的生长变化现象而形象地概括出来的，而生物四时生长规律又与四时气候密切相关。因此，药物的升降浮沉与药物的四气也有密切联系。李东垣在综述药性肘这样说：。夫药有温凉寒热之气，辛甘酸苦咸之味，升降浮沉之相互，……气象天，温热者天之阳，寒凉者天之阴，天有阴阳，风寒暑湿燥火，三阴三阳上奉之也。“[61]这里论证了四气、五味与：升降浮沉等药性，都与四时六气密切相关。王好古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曰：“夫气者天也，温热者，天之阳；寒凉者，天之阴。阳则升，阴则降。”[61]指出四气阴阳与升降浮沉的关系。李时珍曰：“寒无浮，热无沉。”[60]从反面论证了四气与升降浮沉的关系。概括起来，就四气与升降浮沉的关系而言，即温升、热浮、凉降，寒沉。  ．

(三)辛甘酸普咸五味  《内经》以气味厚薄来概括气味的功能，成为后世创立升降浮沉理论的依据。随着升降浮沉药性研究的深入，药物的不同滋味也成了升降浮沉药性的重要依据。李东垣曰；“味象地，辛甘淡者地之阳，酸苦咸者地之阴，地有阴阳，金木水火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也。”[61]王好古则进一步概括为：“味者地也，辛甘淡地之；阳，酸苦咸地之阴，阳则浮，阴则沉。”[61]李时珍则用反证之法概括了五味与升降浮沉的关系，他说：“酸咸无升，甘辛无降。”[60]五味与升降浮沉的联系可概括如下：即辛、甘，淡味主升浮，酸、苦、咸味主沉降。

(四)药用部位  药物质地  药品生熟  药性的升降浮沉，主要以药物的气味厚薄，四气、五味等药性为依据，但是与其应用部位、质地，生熟等因素也有一定的联系。在药用部位与升降浮沉的联系方面，张元素、李东垣、李时珍等都有一些论述，如李东垣    在其“用药根梢身例”中说：“病在中焦与上焦者用根，在下焦者用梢，根升而梢降．大凡药根有上，中、下，人身半已上，天之阳也，用头；在中焦用身；在身半以下，地之阴也，用梢。”[2]后世还有“诸花皆升”、“诸子皆降”[62]等说，然而，都只在部分药物如此，都存在着例外，尚非普遍性规律。药物的质地，也是升降浮沉的依据之一，如张元素在其。药类法象。中论述各药功效之时，常以药物的质地来论证其升降浮沉，如麻黄“体轻清而浮升”，桂枝“体轻而上行，浮而升，”石膏“体重而沉降”，厚朴“体重浊而微降”。[36]清代汪昂则进而概括为。轻清升浮为阳，重浊沉降为阴”；“凡药轻虚者浮而升，重实者沉而降。”[26]近世更有扩大的概括。谓凡花、叶及轻虚的藤茎之类皆主升浮；而种子、鳞介、矿石之类质地坚实沉重者皆主沉降。把药物的质地作为升降浮沉的依据，应用比较普遍。药物的生，热(包括通过炮制的生、熟)也常作为药性升降桴沉的依据，但多只用于解释少数药物的药性，也非普遍规律。药品有生，熟之性，首见于《本经·序例》之中，而以生，熟来论证药性的升降则始于张元素。在“药性生，熟用法”中，他谓：“黄连、黄芩，知母、黄柏，治病在头面及手梢皮肤者，须酒炒之，借酒力上升也。咽之下，脐之上者，须酒洗之，在下者，生用。凡熟升、生降也。”[36]具体地论证了药物炮制生熟的升降关系。李时珍在讨论人参的功用时，也说：“人参生用气凉，熟用气温，味甘补阳，微苦补阴，气主生物，本乎天；味主成物，本平地。气味生成，阴阳之造化也。凉者，高秋清肃之气，天之阴也，其性降，温者，阳春生发之气，夭之阳也，其性升，甘者，湿土化成之味，地之阳也，其性浮；微苦者，火土相生之味，地之阴也，其性沉。人参气味俱薄，气之薄者，生降熟升，味之薄者，生升熟降。”[63]但是，药物的气味厚薄、部位、质地等特性比较复杂，作为升降浮沉理论的依据，和五味、五色等作为归经理论依据一样，不能互相引伸，也没有普遍性的意义。因此，常常是综合药物的各种特性来概括其升降浮沉。应当指出，药物的这些特性都必须通过调节机体机能才能显现其升降浮沉的性能。药物的治疗功效才是药物升降浮沉性能的根本依据。

三、药性作用

药物的趋向性能，是通过药物的功效而形象化地用升降浮沉的形式而概括出来的。在其理论形成之初，并未论及它们的具体药性作用，只是对各种药物功效的一种抽象概括。虽然在引证《内经》原文作为升降浮沉的依据时，有“味厚则泄，薄则通；气厚则发热，气薄则发泄。的简单概括，但“泄”、“通”、“发热”、“发泄”的作用，本身也是非常抽象的，把它作为升降浮沉理论的药性作用未免太简单了。但是，后世医家对升降浮沉药性的总结，大多停留在这一论述之上。虽然在解释各种药物功能时每多应用升降浮沉的理论，但对其具体药性作用亦未有新的归纳总结。而且在论述升降浮沉药性时，大多只重升、降之性，或把升与浮，沉与降合而论之，鲜有单言浮，沉之性者，如在张元素的“药类法象”中论述了54种药物的升降浮沉之性，其中为浮而升者19种，沉而降者16种(其中两种为沉降)，单言升者4种，单言微降者3种，可升可降者6种，半浮半沉者，升而微降，浮而降者各2种，无单言浮、沉之性者[36]。《本草蒙筌》中论述升降浮沉之药品渐多，亦只少数药物单言浮沉之性，如地黄、天门冬单言性沉，肉桂、附子单言性浮，其余多数均为升、降或可升可降等记述。而《要药分剂》中所言之升降浮    沉之性，则几乎全以升降概之。缪希雍亦只重升降之性，故在论述十剂时，增“升降二剂为十二剂。”[64]这些记述都是对具体药物的论述，并没有对升降浮沉药性作用作总的概括。直到近代学者在总结整理升降浮沉理论时，才对其进行了初步概括。由于历代医家都是升浮、沉降并提，或只重升降之性，故近代医学者亦把药物的趋向性能分成升浮与沉降两大类来归纳，如五十年代出版的《中医学概论》中所述：“升浮的药物，都主上行、向外，如发汗、催吐、升阳等；沉降的药物，都主向下、向内，如降气、平喘，止吐，敛汗，泻下等。”[65]稍后的高等中医院校教材《中药学》中，对升降浮沉药性作用的内容略有所增，谓“凡升浮的药，都主上行而向外，有升阳、发表、散寒等作用，沉降的药，都主下行而向内，有潜阳、降逆、收敛、清热、渗湿、泻下等作用。”[66]现综述历代有关论述及近年有关研究文献，对其药性作用归纳如下：

(一)升浮药性  具有升浮药性的药物，其性主温热，味多辛甘淡，多为气厚、味薄之品，总的属性为阳。故有“阳为升”之谓。其质地为轻清空虚之品。就其作用特点而言，为上行、向外。就其具体功效而言，分别具有疏风、散寒、宣肺、透疹，升阳、通痹、催吐，开窍等作用，故解表药，祛风湿药、温里药、开窍药，补气药、补阳药等类药物，大多具有升浮性质，总为阳热气分的药物。

(二)沉降药性  具沉降药性的药物，其性主寒凉、味多酸苦咸。多为气薄、味厚之品，总的属性为阴。故有“阴为降”之谓。该类药物质地多重浊坚实。就其作用特点而言，主下行、向内。此类药物的具体功效，分别具有通便，泻火、利水、镇静与安神、平肝潜阳、平喘、降逆，固精、涩肠、止带等作用。在泻下药、清热药、利水渗湿药、安神药、平肝熄风药，补阴药、收涩药等类中，大多具有沉降性质。此类药物多为阴寒血分之品。药物的趋向性能，就其总体而言，升可以概括浮，降可以概括沉，到具体药物的药姓，二者又不可以互代，如升阳不可用浮阳，降火不可作沉火。但在具体药性中用浮沉来概括其功效者甚少，故仍以升浮与沉降来作总的概括。大多数药物都具有升降浮沉的趋向性能，这就是升降浮沉性能在药物中的普遍性。但就某些类别的药物，或某些具体药物而言，它们的趋向性作用又不是那么单纯的。有些药物的功效对于调整脏腑的气机、阻遏病势的发展等方面作用不太明显。因此，它的趋向性能也不太显著，如芳香化湿药、活血化瘀药、杀虫药、外用药，以及化痰药等，很难看出其升降浮沉的趋向性能，不便把它划归那一类中，历代医家在记述药物的药性中，不少药物亦不言其升降浮沉之性，这就是升降浮沉的不显性。还有一些药物，它们的趋向性能有两个方面的作用，如张元素谓甘草“气薄味厚，可升可降”，当归“气厚味薄，可升可降”。[36]还有附子、黄芪、干姜、黄连等都属于此类。再如麻黄，上能宣通肺气，外能发汗解表，内能止咳平喘，下能利水消肿。川芎既可上行头目，又可下行血海。这些药物的作用趋向都是双向性的，故谓之能升能降。这就是升降浮沉性能的双向性。

此外，药物的升降浮沉性能，还可以随着配伍与炮制而改变其趋向性能，尤其是具有双向性能的药物更为明显，如麻黄的可升可降，配伍桂枝能发汗解表，性显升浮，而配伍杏仁则能止咳平喘，性显沉降。药物通过配伍还有先升后降，先降后升等特殊现象，如有人用八珍汤加大黄以治虚火眩晕，就是先升后降的具体实例。李时珍曰：“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巅顶，更说明了配伍对升  降浮沉影响的奥秘。炮制可以改变药物的作用趋向也是显然的，历代医家多有论述，尤以陈嘉谟的论点对后世影响最广：“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走肾脏，……用醋注旰经，……童便制，除劣性降下；米泔制，去燥性和中。”[24]这些虽然不是炮制对升降浮沉性能影响的全部，但足以说明药物经过炮制是可以改变其趋向性能的。李时珍对此亦有简洁的概括，谓“一物之中，有根升梢降，生升熟降，是升降在物亦在人也。”[57]以上这些都说明药物的升降浮沉还具有可变性。

四、临床意义

药物的升降浮沉性能，本身就是从临床实践中概括总结出来的。因此，在升降浮沉理论建立以前，实际已为医家所应用。如《伤寒论》中的汗、吐、下、清、温等治法方剂，都应用药物的升降浮沉性能来调节脏腑气机，遏制病势发展和因势利导以祛邪外出，只不过没有把这些治法提到药性理论的高度来加以全面认识。金、元以来，医家对于六气为病与脏腑气机调节方面有较深入的认识，刘河间重视心肾水火既济理论，在泻火，降火方面颇多发明，张子和在临床上主张以汗，吐、下攻邪为主，尤擅长于升肾水，降心火之法，李东垣对脾胃升降之说阐述尤精，极为重视补气、升阳诸法，朱丹溪虽以滋阴降火为其学术特长，但对升降理论的阐述和应用是最为全面的。他不仅在理论上把五脏六腑相生相益的关系归于一气之升降；而且在临床上注重气、血、痰，郁，亦归于一气之升降。因此，他的许多治法都是立足于调节脏腑气机。升提、吐提，滋阴，提壶揭盖等法的创立与应用，都是以升降浮沉药性作为立法的依据。明代，缪希雍在“十剂补遗”中增入升、降二剂。指出：“升降者，治法之大机也。《经》曰：‘高者抑之’，即降之义也；‘下者举之’，即升之义也。是以病升者用降剂，病降者用升剂。火空则发，降气则火自下矣。火下是阳交于阴也，此法所宜降者也。劳伤则阳气下陷于阴分，……法当升阳益气，……此法所宜升者也。”[64]他在“论制方和剂治疗大法”一节中还总结了升降诸法：如升阳益气、升阳益胃，升阳散火、升阳解毒，升阳除湿、升阳调气，“此病宜升之类也”；又谓降气、滋水、添精，“此病宜降之类也”。[67]清代景日珍进而总结概括，谓“补阳宜升，升有散之义，凡散剂皆升也。”“补阴宜降，降有敛之义，凡敛剂皆降也。”[25]升降浮沉理论对药物作用的趋向性能作了形象的概括，不仅有利于对药物功效的全面认识，而且在临床用药上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临床的疾病辨证中，脏腑气机的逆顺，病势的外浮内传、上逆下陷，病位的上下表里等情况的辨别是非常重要的。在治疗上，利用药物的升降浮沉性能，来调节脏腑气机的升降、遏制病势的逆传和发展，因势利导地祛邪外出，也是许多治疗大法的立法依据。因此，升降浮沉药性对于指导临床用药具有重要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调整脏腑气机紊乱  人体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通畅，是机体气化活动正常的表现。如果升降出入失常，则脏腑气机出现紊乱。机体气化的一般规律是：阴升阳降，下升上降，升中有降，降中有升。五脏主升，但心肺在上主降，肝肾在下则主升，六腑主降，但大，小肠参与输布津液故亦兼升，而胆与膀胱则主降泄。脾、胃在中，脾升胃降。这是脏腑气机运化的正常规律。如果脏腑气化偏胜偏衰，就会出现升降失调，气机紊乱，当升不升，当降不降。临床治疗当以具有升降浮沉性能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如心火上炎，肝阳上亢，当用沉降的泻火、平肝之品以治上，而脾虚气少、肾虚遗泄，又当以补中益气，固肾益精之升浮药物治疗。临床上的益气升阳、滋阴降火、平肝潜阳、升清降浊、疏肝解郁、引火归原等治法，都是以升降浮沉药性来调节脏腑气机的具体运用。

(二)遏制病势邀传发展  所谓病势，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疾病发展过程的趋势，是外感疾病传变的转归，它是针对整个病程而言的，有一定的阶段性，在临床上属于辨证的范围，二是指临床上病症所表现的形势，是疾病的具体表现，针对某一特定症状的形式而言，在治疗中属于对症治疗范围。升降浮沉药性无论是对病势与症势都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如病势的内传、外脱，症势的上逆，下陷，这些也是气机顾逆的表现。如病邪由外传里，用升浮的解表发散之药以阻止其由表入里，久病气虚外脱，用补气救脱收敛之品以挽其式微之元气。又如肺胃气逆，咳喘呕呃，当用降气平逆的沉降之品以治之，中气下陷，少气脱肛，当用补中益气的升提之品以治之。这些都是以升降浮沉药性来遏制病势发展的具体运用。

(三)因势利导祛邪外出  病邪侵犯人体，有在上在下，在表在里的不同，攻邪之法亦当随病位与病情的不同而有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在皮者，汗而发之。”这里明显地指出了病邪在上在表者，当用升浮之类的药物以吐之、汗之，病邪在中在下者，当用沉降的药物以泻之、导之。临床上的汗、吐，下等法，就是升降浮沉药性在祛邪外出方面的具体应用。然而由于病邪的性质不同，祛邪之晶还须结合其它药性而综合应用。如热邪内结，当用清热降火之品，寒邪内侵，当用温中散寒之品。这些治法虽然也含有升降之意，但主要在于突出四气的药性作用。

(四)奉养四时调和脏气  人体脏腑气机升降出入的变化，与自然界生长化收藏的变化规律也是息息相关的。为了适应外界的自然环境变化，人体必须顺应四时之气。药物的升降浮沉之性，在调养生机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来说，春夏之季，万物生长蕃荣，调养的药物亦宜酌施升浮之品以助其升发成长之气，秋冬季节，万物成熟收藏，在药物调养方面，亦宜稍佐沉降之品以适应其收敛潜藏之性。故李时珍日：“《经》云：‘必先岁气，无伐天和’，又云：‘升降浮沉则顺之’……故春三月宜加辛温之品，薄荷、荆芥之类，以应春升之气；夏三月宜加辛热之药，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长夏宜加甘苦辛温之药，人参、白术、苍术、黄柏之类，以顺化成之气，秋三月宜加酸温之药，芍药、乌梅之类，以顺秋降之气，冬三月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所谓顺时气而养天和也”。[68]这种顺养四时之气的方法，不仅用于调养脏气方面，而且在疾病的治疗中也常于方剂中加上一些时令药品，如景日畛所总结的四季十二月的时令用药，就是一例。[25]就其原理亦在于协调人体气机与自然界的关系。

(五)调理气机  对于阴阳壅滞，气机窒滞，或阴阳反戾，清浊相干诸证，更需借助于升降浮沉药性功能，以调理气机，恢复正常。如苏子降气汤治虚阳上攻，气不升降，以苏子，前胡、厚朴、橘红、半夏降逆、行气，发表，疏内壅，散外寒，肉桂引火归原，或加沉香升降诸气，木香顺气汤治阴阳壅滞，气不宣通，方中升麻、柴胡之轻，以升阳，茯苓、泽泻之淡以泄阴，配合诸药，使脾枢运转，清升浊降，上下宣通，阴阳复位[23]。    应当指出：药物的升降浮沉性能和其它药物性能一样，只是药物作用的一个方面药物特性的一种，仅能作为临床辨证用药的依据之一，而不是唯一依据。因此，立法处方之际，在注意到药物的趋向性能作用的同时，还必须结合中药的其它性能，如气味、补泻、归经等理论，予以综合考虑，方能做到切合病情，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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