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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元皇朝直接统治的大约120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内，语言文字的同一性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台湾著名蒙元史学家萧启庆先生认为：在当时的蒙古人的意识中，“大元朝”不过是“大蒙古国”的延续，因而统治对象中以汉人或者高度汉化的女真人、契丹人、党项人等为主要人口组成，但是并不以汉地为限。所以，蒙元皇庭仅仅将汉语言文字列为官方语言文字之一，因而并未像其他中国封建皇朝那样完全以汉语言文字为各民族共同尊奉的语言文字。
即使因为积极有效地秉承“汉法”并大体采用中原传统政治制度而被一些蒙古人所“诟病”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基本接受中国传统封建皇朝衣钵的同时，还自认为自己是世界的“普遍帝王”，从而在理论上接受所控制的不同地区的文化和语言文字，而不是独重汉文化和语言文字。入主汉地以后的蒙元帝国，一直对以汉族为主体的汉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和高度的文明心有余悸，虽不得不采用了大量的“汉法”和起用了为数众多的汉族官员，但在其内心深处一直对此充满了畏惧和忧虑。所有在有元一代，直到惠宗末期，国家高级官员更多地还是从蒙古人和色目人中选拔，仅以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年）计，出身蒙古、色目的在京高级官员就占到了总数的44.9%，大都和京畿地区地方政府中这一类官员的比例占到了30.6%，大都以外其他地区地方政府中这一类官员的比例是28.6%。这样的氛围，自然导致语言文字的互不相通，亦缺乏一致性的条件，还使得本来就很庞大的官僚机构不得不长期设置大量的翻译人员（必阇赤和怯里马赤），致使行政管理效率更加低下。
畏兀儿文字曾经长期为元朝庭使用，古印度梵文文字则在元皇朝比较崇尚的藏传佛教系统中居主流地位（藏传佛教中的僧侣——喇嘛的来源主要是吐蕃<今中国西藏>、泥婆罗<今尼泊尔>和畏兀儿人）。各地的达鲁花赤（元代汉文献译作“断事官”，就是民政官员）除了畏兀儿人以外还有大量随蒙古军队进入中原的波斯人、阿拉伯人、阿速人、阿兰人、亚美尼亚人等色目人，他们通常使用古阿拉伯和古波斯等文字，当然，人口最多的汉人则通行汉语言文字。这样，
就使得蒙元帝国一直到于成吉思合罕纪年一百六十三年（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夏后主开熙二年、韩宋吴国公三年、日本南朝长庆天皇二十三年、北朝后光严天皇应安元年、高丽恭愍王十七年、越南大越陈朝裕宗大治十一年，1368），其官方文字一直是分属不同语系、结构大相径庭的汉字、蒙文、古波斯文（当时称“回回字”）三种文字同时使用，在语言文字系统上处于非常混乱的局面。
不过元皇朝文字的杂乱倒是产生了一个值得今天的人们为之庆幸的副产品，这恐怕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大汗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那就是大帝国及其各藩属国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古文字史料，各自用不同的文字撰写，互相可以印证和对照，为我们研究公元12-16世纪蒙古帝国治下的中国和亚非欧历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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