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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 此人生于乾隆年间，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魏源的思维在19世纪中叶中华帝国传统秩序尚未崩溃之时具有高度的前瞻性，目光锐利，见解独到，可谓是代表了即将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面对现代文明崛起之时的启蒙思想。这不仅，可谓是代表了即将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面对现代文明崛起之时的启蒙思想。这不仅仅体现在他久负盛名的专著《海国图志》中那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怒吼，也在《圣武记》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 魏源在《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最后论道，时人将嘉庆道光两朝数十年的凋敝“不探其本，而漫咎于新疆，耳食道听，不可谓智。”他举例连用“其增兵者安在？”“其费财者又安在？”“其劳弊又安在”三个反问，从兵饷、财政、经济三方面驳斥了新疆是浪费资源无底洞的谬论（等到几十年后清廷面对海防塞防之争时，李鸿章甚至还在坚持此论），然后进一步指出，中国虽然经过康雍乾三朝近百年的领土扩张，疆域臻于极盛，但人口分布极不均匀。事实上，乾隆末年中国人口突破历史极值达到3亿，而其中96%左右集中在内陆十八行省，“国家提封（指疆域）百万，地不加增，而户口日盛。中国（指内陆）土满人满，独新疆地大物奫，牛羊、麦面、蔬蓏之贱，浇植、贸易之利，金矿、铜矿之旺，徭役、赋税之简，外番茶马布缎互市之利，又皆什伯（超过十倍、百倍）内陆。边民服贾牵牛出关，至辄辟汗莱，长子孙，百无一反。”他认为，这是“天留未辟之鸿荒，以为盛世消息尾闾（休养生息的地方）者也；是圣人损益经纶之义，所必因焉乘焉者也”。 因此，他主张大力开发西北，“自官田外，馀地听民自占，农桑阡陌徭赋如内陆”。他把开发西北的事业上升到治国的层面说，认为“于西陲军事之末，睹一支，念全体，观一隅，廑中国”。当是时，中国虽然政治上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大一统，既没有汉明筑长城奉行孤立主义的狭隘，也不见隋唐屡次遣兵经略边患百余年而不靖的窘态，但国家内部族群、文化、经济的融合却举步维艰，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向现代文明的转型。魏源对新疆一地的论述，实为对中国文明整合、国家构建的论述，反应了他战略视野开阔，不拘泥于传统的华夷之辨，脚踏实地，经世致用，何其可贵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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