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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峪颂摩崖石刻遗址外景 甘肃书法艺术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其丰富的汉代摩崖石刻资源，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现存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镌刻于东汉和平元年（150）的《河峪颂》摩崖石刻，为目前陇右发现的最早官方典型摩崖石刻。东汉是中国书法实用兼抒情“两栖”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隶书和别体共融，完成隶书审美艺术转换的重要时期。《河峪颂》摩崖石刻，是汉字演进由篆而隶、由隶而楷嬗变发展中不可多得的实物佐证，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在关陇道和陇蜀道上，《河峪颂》还与辞赋家、《非草书》作者赵壹，《西狭颂》等摩崖石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在中国书法艺术史和甘肃古代艺术史中有着特殊的文化意义。 刊石壮关陇 古道照颜色 ——关陇道东汉摩崖石刻《河峪颂》文化价值初探 杨清汀 窦永锋 甘肃东部之汉代摩崖石刻，《西狭颂》早已为人熟知，然早于该颂21年的《河峪颂》，至今藏于深山人未识。本文就《河峪颂》的内容、书法、作者以及与关陇道、陇蜀道相关摩崖石刻的关系作一初探，以就教于方家。 河峪关位于今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恭门镇，扼控陕甘交通孔道，两汉之际为防卫诸羌要地。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朝廷为确保关陇故道畅通，在恭门镇河峪关设置驿马，史称“河峪关驿”。为抗击羌人与匈奴对汉朝西境的侵扰，东汉汉阳郡太守刘福（字伯寿）下令屯兵恭门镇河峪关。同时，率领民众整修关陇古道，为朝廷度陇西征提供交通便利。东汉桓帝和平元年（150），为纪念故太守刘福的历史功勋，由汉阳郡郡吏赵億奉命负责，经吏民通力合作，在恭门镇河峪关东北山麓建造并镌刻该摩崖，将刘福善政亲民的君子之德和施惠于民的显著政绩昭告后世。 《河峪颂》摩崖石刻距今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历代金石著述均无记载。民国方志、金石学家张维（字鸿汀）的《陇右金石录》虽收载甚夥，亦不见著录。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方被有识者发现，以颂之主人名之，被称为《东汉故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因摩崖石刻地处恭门镇河峪关，又依地而名之《河峪关颂》，简称《河峪颂》。该摩崖石刻1987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6月1日，经甘肃省政府核定公布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河峪颂》依摩崖既凿又锉，刀法干练，劲健质朴，古意盎然，浑脱无拘，虽经两千年风雨而笔意尤在，魅力无穷。 经笔者初步研究，《河峪颂》摩崖石刻传递的文化信息十分丰富，有几个显著特点：（1）该摩崖为德政颂辞，古隶书体，是当时通行的摩崖体，亦是由古隶向八分过渡不可多得的实物佐证，其自身书风特色鲜明。（2）建造者郡人赵億，或与陇右著名辞赋家、《非草书》作者赵壹有诸多拟似的关联点（详见下考）。（3）该摩崖与陇蜀道邻郡的《西狭颂》等摩崖遥相呼应，而《西狭颂》《郙阁颂》的颂主李翕恰巧是汉阳阿阳人，也就是说《河峪颂》在李翕的老家，诸摩崖石刻间有互动关系，等等，不一而足。《河峪颂》更多的迷雾，因文化视野的拓展，其研究视阈将不断扩展，价值会愈来愈得以彰显。 关陇道张家川段路线示意图 2《河峪颂》释辨 《河峪颂》摩崖石刻，依崖面因势镌刻而成，距地面约2.5米，总体略呈梯形，无界栏，残高2.5米，宽1.1米左右。因该地石质肌理驳杂，崖面裸露，尤其经过近两千年的风吹雨淋，自然浸蚀严重，崖面显得非常粗糙，中下部脱落严重。行文依照常规自上而下、自右而左刊刻，字体为阴刻古隶体，造书者为赵億。以单独古隶“汉”字为碑额，字径约25厘米。碑文字径约6厘米左右，计15行，行约18字，共270余字。因残损泐蚀严重，字迹多漫漶不清，现存不到130字，可辨者仅114字。清冯云鹏《金石索》曰：“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故《河峪颂》可归于摩崖之属。《甘肃古代石刻艺术》和《张家川县志》《张家川史话》等均有收录，皆以《河峪关驿颂德碑》称之，但其释文脱误、臆增多达十余处，今依拓本辨之。其释文曰：
河峪颂摩崖石刻原石 释注： [一]和平元年：即公元150年。“和平”是东汉桓帝（132—167）的第二个年号，此年号仅用一年。《后汉书·桓帝纪》载：“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大赦天下，改元和平。” [二]汉阳：郡县名，即东汉时汉阳郡。汉阳在西汉水以北，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置天水郡，治平襄（今甘肃省通渭县境）。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由天水郡改置，治冀县（今甘肃省甘谷县境），属凉州辖境。即今甘肃省定西、陇西、礼县等市县以东，静宁、庄浪等县以西，黄河以南，嶓冢山以北地区。清宣统《甘肃新通志》载：“汉阳治冀，即今伏羌县地。三国魏时，复改为天水郡。辖冀县、西县、望垣、上邽、陇县、略阳、显亲、獂道、成纪、阿阳、平襄、勇士等十三县。其辖县大部分为西汉旧置，未有变化，但亦有新置。”其中“上邽、西县原属陇西郡，东汉改辖汉阳郡；灵帝中平五年（188），分汉阳郡獂道置南安郡；建武八年（32），在汉阳郡新置显亲县，中平五年（188）又置新兴县。” [三]太守：《河峪关颂》之“汉阳太守”，即汉阳郡守。战国之际，列国在边境冲突地区设立郡之建制，作为综合行使军政权力的特别政区，长官称守、郡守。秦并六国，在全国设立三十六郡，以郡守为长官，由皇帝直接任免。西汉改郡守为太守，秩二千石，入为公卿，三公、九卿罢政，亦多出为太守。东汉设州牧后，太守遂为州牧或刺史下一级行政官。东汉调整郡官设置，裁撤都尉，职责并于太守。从此，太守成为统管军、政宰官，秩仍二千石。下设长史一人，助掌郡事。其太守职责，《后汉书·百官志》记载：“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赈救乏绝；秋冬谴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岁尽谴吏上计。并举孝廉，郡口二十万举一人。典兵禁，备盗贼。”“汉阳郡太守、长史下设诸掾吏，其中太守下设主记室史主管文书，功曹史主选署功劳，监察诸县则为督邮，还有五官掾、门亭长，诸曹各有书佐若干。” [四]汉景帝少子：指西汉孝景帝刘启第十四子刘舜（前152—前113）。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受封常山王，在位32年。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去世，谥号献。史载此人德行卑劣，为人所耻。由此可知，《河峪关颂》摩崖石刻所颂太守当为刘氏后裔，故《河峪关颂》摩崖石刻载：“君讳福”，即刘福。刘福先后出任“浮□令”（或为“浮阳令”，东汉属冀州渤海郡），又曾在幽州刺史部任职，其施政宽仁，以德为尚。刘福任汉阳太守应在150年之前，吏民刊刻此碑当在其去任后不久。然“刘福”其人，史书缺载。查考史料所载东汉顺帝、桓帝时期汉阳太守；《后汉书》中名“福”而时代相近者，据汉顺帝永和六年（141）《西羌传》载：“罕种羌千余寇北地，北地太守贾福与赵冲击之，不利。”时任北地太守的贾福其下距和平元年仅九年，由北地迁汉阳，地亦相近，且汉阳当时乃防卫诸羌之要地，以太守之职平调的可能性大。但无他据，仅供参考。汉安二年（143）“夏四月庚戌，胡羌校尉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击烧（当）、（何）羌于参县。”故时为张贡任职。《后汉书·种暠传》冲帝（144）（种暠）时任（汉阳太守），能安抚羌人，行以教化，禁其侵略。《甘谷汉简》所载：“延熹二年（159）四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汉阳太守济（刘济）、长史億。”唯公元145年至158年间汉阳太守史书乏载，故刘福领汉阳太守之事或在此时。公元128年至143年，汉阳郡地震不断，余震频仍，使城池毁坏，疫病蔓延，郡内百姓四处逃难，导致人口数量大减。汉阳郡又地处东汉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对抗的军事前沿，战火连年。145年以后，战争最为激烈，此时汉阳郡或被西北羌酋军事势力占领并统治。以致这一历史时期，相关事件史书缺载。 河峪颂摩崖石刻复制品 [五]幽州：古九州及汉十三刺史部之一。据《周礼·职方》载，“东北曰幽州”。其范围大致包括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周武王平殷，封召公于幽州故地，号燕。汉武帝设幽州刺史部，部刺燕地诸郡国。武帝开边，置玄菟、乐浪等郡，亦属幽州。东汉时，地方建制和行政区划大体沿袭西汉旧制。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顺帝永和五年（140年）政区情况，幽州刺史部统辖郡、国十一，县、邑、侯国九十所。幽州治所在蓟县，辖境相当于今北京市、河北北部、辽宁南部及朝鲜西北部。 [六]刺史：职官。“刺”，检核问事之意。秦每郡设御史，任监察之职，称监察院御史（监察御史）。汉初省，旋复置。文帝以御史多失职，命丞相另派人员出刺各地，不常置。武帝元封初，废诸郡监察御史。继之，分中国为十三部（州），各部置刺史一人，后通称刺史。刺史制度在西汉中后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对维护皇权，澄清吏治，促使昭宣中兴局面的形成起着积极的作用。 [七]邽：秦置邽县，汉因之，置上邽县，初属陇西郡，后属天水郡，故址在今甘肃天水市，即史称秦州治地。邽与上邽名有沿革，地有变迁。汉取“上邽”者，一是以渭水为限，故邽县在清水，远离渭水，移至秦州（今天水市）则在渭水之滨，而渭水这一段是整个水系的上游。其次，“上邽”又是与陕西渭南之“下邽”相对而言的。古人以西为上，以高为上，以右为上，今天水市处长安之西，地势又高于关中，处陇右，故以“上”为冠。 [八]陇：古地名，今甘肃东部。又指绵延于陕西、甘肃交界的“陇山”。《说文》注：“天水大阪也。”《前汉·地理志》：“天水郡有陇县，陇县有大阪名陇坻。”《前汉·地理志》陇西郡。《注》应劭曰：有陇坻，在其西也。师古曰：陇坻，谓陇阪，即今之陇山也。此郡在陇之西，故曰陇西。 [九]造：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造，就也。又注：造，成也。汉碑款尾多书“造”字，此其证矣。如西汉始建国四年（12）《苏马湾界域刻石》有“始建国四年四月朔乙卯，以使者徐州牧治所书造”。《耿勋表》中为“熹平三年四月廿日壬戌，西部道桥掾下辨李祗造”。综合考察，其“造”字有撰文、书丹之意，或有监造之意，或兼而有之。 河峪颂摩崖石刻拓片 河峪颂摩崖石刻拓片（局部） 3、关陇古道与《河峪颂》 关陇古道和丝绸之路的形成基本同步。春秋之际，秦国势力逐渐扩展。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秦国攻取西戎，开地千里，使陇山（今关山）至陇西一线成为交通要道。自周秦至汉唐直至明代海运开通前，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岁月中，关陇古道一直是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陆上纽带，对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影响重大。 关陇古道起于长安，包括关中、陇右，止于黄河沿岸。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是关陇古道真正形成的时代。汉武帝时，为了打通西域商路，派人两次探险，翻越陇坂，通过对沿途地理和北边敌情的了解，最后选定关陇故道为西进首选路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在平襄县（今通渭）设天水郡时，古道被再次整修，沿线“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寨”，建立了严密、完善的驿置体系和军事防御通讯系统。隋唐之际，此道成为军事、交通重地。继隋唐之后直至有清一代，关陇古道逐渐从繁盛走向衰落。其间，既有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也与关陇战火频仍不无关系。 关山首伏宁夏，尾落甘陕，东望汉中、西控陇右，自古为长安通陇西的要隘。历代史籍称陇坂、陇坻、陇头、陇山。关山东麓陡峭险峻，西麓沟谷纵横。历代根据经济状况的不同而开凿了几条道路，但这些路均以岭高谷深、艰险难行著称。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北部，文化历史悠久，是秦人发祥地之一和关中进入陇上的第一重镇。关陇道之张家川段，隶属关陇古道南道，为周秦时开通，纵跨陕西省陇县与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恭门镇，长约100公里，道宽3米，海拔2000米左右，其道路艰险，栈阁连云，是丝调之路南线从关中进入陇上的交通要道。因途经陇坂（今关山），初名陇坂道。西汉建陇关后，改称陇关道。又因途经汧阳、陇州，亦名汧陇故道、陇州故道。其道沿长安渭水北侧西去，循汧水过陇州（今陕西陇县）、固关镇，翻越陇坂到达分水驿（位于今张家川县马鹿镇东北10公里的老爷岭），进入张家川县境，其道又一分为二，然恭门镇河峪关是其无法逾越的交汇点。《河峪颂》摩崖石刻，即刊刻于这条要道的山崖上非常合理，可见古人对此摩崖的选址十分重视。 恭门镇地处关山西麓，距张家川县城十余公里，自古以来是关陇古道过境张家川之南北两道（秦家源道和陇关道）的交汇之处和古丝绸之路重镇。恭门镇河峪关襟山带河，凭险坚守，雄踞陇山东侧要隘，扼控陕甘交通孔道，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和关陇古道重要据点。秦昭王十四年（前293），为阻止西部羌戎等少数民族东进，秦将白起率兵翻越关山，度陇西征，臣服诸羌后屯兵弓门卧虎山。是年，为防御邽戎联合其他羌戎再次进犯，秦昭王命白起始筑“弓门寨”。汉光武帝时，弓门寨地属上邽东城所辖。东汉建武八年（32）春，光武帝刘秀派遣中郎将来歙率兵越关山，过河峪关，奇袭略阳郡（今天水市秦安县陇城镇），在龙山镇击败隗嚣。唐代关陇道南线，元代奉元南路，明、清秦陇驿道均经此镇。宋代之后，弓门寨曾多次修复，民国初年，移“弓门”二字为“恭门”。 当然，关陇古道还是一条文化古道。从《诗经》中的秦风篇什，汉乐府民歌《陇头歌》，到历代诗人赵壹、秦嘉、庾信、顾野王、王勃、骆宾王、卢照邻、王维、高适、李白、杜甫、岑参、权德舆、王仁裕、陆游、何景明、胡缵宗、宋琬、王铎、于右任等，都在这条古道留下了行吟的身影，以超时空的形态，共同谱成了苍茫之旅的文化乐章。也就是说，与《河峪颂》极可能有关系的赵壹以及大批历代文化名人，经此地歌之咏之，兴发感怀，为这条古道赋予了厚重的文化色彩。 4赵壹与《河峪颂》 《河峪关颂》落款署曰：“陇赵億建造”，我们认为，此“赵億”与汉末著名辞赋家、《非草书》作者、天水人赵壹有许多拟似关联点。今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从壹、懿、億等字看。赵壹本名懿，因《后汉书》作者范晔是晋朝人，为避司马懿名讳，故作“壹”。本传当以“赵懿”为正。《后汉书》载：“赵壹，字元淑。”他书中多作“元叔”。“淑”为清善之义，正是对“懿”的解释，这是其时通行的取名用字法。而“叔”在古人表字中常见用以表排行。“懿”字《尔雅》曰：“懿，美也。”《诗·大雅·庶民》注：“好是懿德。”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十》载：“专壹而后可久。可久而后美。小尔雅及楚辞注。懿、深也小雅……抑此皇父。笺云、抑之言噫。古懿抑同用。懿抑壹三字同音。可证。古音读如一。十二部。今乙冀切。”其中“懿”的异体字中就有“意”“億”“噫”“譩”“䪰”“□”“□”“欬”等几种写法，故《河峪颂》摩崖署“赵億”之“億”字者，或为异体字，或为通“懿”之汉碑别字。 第二，从赵壹郡吏生涯看。赵壹“生于汉顺帝永建（126—131）前后，卒于汉灵帝中平（184—188）前后”。据《后汉书·赵壹传》载，他曾任过“汉阳郡计吏”等职，是一位才高自负、文辞过人的地方名士。赵壹于汉灵帝时期的建宁元年（168）、光和元年（178）两次赴京上计簿（报告郡内全年的人口、钱粮、盗贼、狱治等情况），均受到了当朝要人的激赏与推举，名动京师，但平生“仕不过郡吏”（时大司徒袁滂语）。赵壹早年虽“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摒”，甚至还“亦屡获罪，几致于死”，但他一直在本郡任职，是一位德行、辞赋、书法俱超乎时俗的干才。《河峪颂》摩崖石刻建造于东汉桓帝和平元年，即公元150年。如此推断，《河峪颂》建造之时赵壹年当25—30岁之谱，以其德望，为善政亲民的前太守承担营造《河峪颂》的任务，并非没有可能。 第三，从《甘谷汉简》旁测看。1971年12月，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新兴镇刘家屲汉墓中出土《甘谷汉简》共二十三枚。末简记曰：“延熹二年（159）四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汉阳太守济、长史億，下冀中西部督邮曹掾术亮、史叙、属县令长。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各实所部，正处。书到言，如诏书律令。”《甘谷汉简》相去《河峪颂》时仅八年。简文中之“长史億”与《河峪关颂》建造者“陇赵億”若为同一人，则《河峪颂》的建造当在其郡吏职责之内。当然，历史上的赵壹，是否任过“长史”，因笔者史料阙如，只是联想推测，有待进一步详考。
河峪颂摩崖石刻（局部） 第四，从“陇赵億建造”署款信息看。赵壹不仅是广义上的“陇人”，而且是狭义上的“陇人”，即地道的本地人。史书有关“陇”域之界定，有广义与狭义两种概念，《河峪颂》摩崖石刻处关陇交接之地，故“陇赵億建造”中，此“陇”是为划定关中与陇右界域，即为“陇右”广义之说，而非具体区域。但赵壹籍贯、生活、任职与《河峪颂》摩崖石刻所在地皆为东汉汉阳郡。华峤《后汉书》载：“赵壹，字元淑。汉阳郡西县（今甘肃天水市西南）人，嬴姓，赵氏。”“汉阳”，顾名思义，在西汉水以北。西汉水源于今天水市秦州区，在陇南市经礼县、西和县、成县、康县流入陕西。历史上西和、礼县一直为天水之属。东汉汉阳西县治地在今甘肃礼县东部、西和县北部两水交汇之处。其范围应包括今陇南礼县东部、西和县北部、天水市秦州区西南之地。今西和县城沿公路南行二十余里，“此地合坝镇赵家河村多赵氏人家，族谱流传已久，一九四九年以后据传此地曾有《赵壹墓碑》出土”，今不知下落。总之，作为本地名士和郡吏，以赵壹之综合能力情况，其造《河峪颂》的可能性非常大。 第五，从《河峪颂》摩崖石刻书法风格看。《河峪颂》属摩崖体古隶，书风敦厚沉稳，庄严浑穆。将其与东汉同期中原地区（表一）诸如《乙瑛碑》《李孟初碑》《孔德让碑》《孔君墓碑》《礼器碑》《郑固碑》《张景碑》等碑刻相较，《河峪颂》则一反常态，涵纳篆书结体遗意，而非波磔分明的典型八分书体，恰与赵壹《非草书》尊崇书写正道的书法风尚相吻合，更与蔡邕《篆势》意志相呼应，颇能体现赵壹对正统学术的忠实维护与坚守。 表一 《河峪颂》摩崖石刻与东汉同期中原碑刻书风比较
第六，从赵壹的艺术观念看。据元末明初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二记载：“赵壹，字元叔，汉阳西县人，作草书。”赵壹的草书虽不传，亦可知他是善书的，故《非草书》当是知者之言，能击中要害。又从他著名的《刺世疾邪赋》《穷鸟赋》等辞赋来看，汉末桓帝、灵帝之际，党锢之狱大兴，宦官、外戚、世族争权夺利，朝政黑暗、纲纪颓败、民不聊生，正统的经学已为人们抛弃，社会道德已至崩溃的边缘。他的痛心疾首，虽难济于世，但对本郡一些人的草书“余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非草书》）的忧患意识，的确是先知者的心声。以此来观之，《河峪颂》书风朴茂雄强，古劲方整而兼浑穆虚和的风格，与其政教德化的尚用文艺观是相合的，具有对儒家文化与古典美学的尊崇倾向。 整体审视，透过《河峪颂》外疏内密，敦厚稳重，外刚内柔的章法和书风，体现出阳刚之力与阴柔之气的和谐统一。无论是简练朴素的语言文辞，还是对汉隶体格的传承、个体风格的趣味追求及石刻整体的安排经营等，都严格遵循、体现着儒家的文教观和“文质彬彬”的审美理念。同时，作为记述贤达经世善政而书刻的《河峪颂》，也符合整体文化背景下的时代要求和审美规范。总此，我们抛砖引玉，在诸方家的努力下，若此颂果与赵壹的关系由拟似到进一步明晰，将对重新认识赵壹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有重要作用。
李孟初神祠碑拓片 选自河南美术出版社《汉碑全集三》 5《河峪颂》与《西狭颂》诸摩崖石刻 关陇道和陇蜀道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朝廷的政治、经济、交通命脉，文化历史悠久深厚。东汉时期，朝廷和地方曾经组织民众大规模地整修关陇道和陇蜀道。从关陇道之《河峪颂》残存文字、陇蜀道相关摩崖、碑记中完全可以看出当年修道建关的交通史实。同时，汉朝重视经学，推崇儒学，讲究伦理纲常和仁孝礼仪，而这一地区又不乏典籍有传的文化名人和历史英雄，这种社会思潮和客观历史条件，又影响了两道（关陇道、陇蜀道）“颂政”刻石风尚的盛行，遂使风格流派纷呈，并形成蔚为大观的局面。其实，位于关陇道的《河峪颂》和陇蜀道的《西狭颂》诸摩崖石刻，很可能都和一个人物有关，即李翕。从建造时间上说，《河峪颂》皆早于他处，作为汉阳人李翕，把《河峪颂》的影响带到他为政的地方，应该是有可能的，也具备其传播的因果关系。 东汉建宁三年（170），汉阳郡阿阳（今甘肃静宁、张川一带）人李翕（字伯都），出任武都郡太守，率众开通西狭栈道。之后由仇靖（字汉德）撰文并书丹，是为《西狭颂》。建宁四年（171）李翕又主持重修陕西略阳析里大桥和郙阁栈道。次年，仇靖撰文，仇绋（字子长）书丹作《郙阁颂》以记。两颂具以陈述武都太守李翕为民造福之德政。汉阳、武都两郡紧密相邻，关陇、陇蜀两道相接，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动，老家的诸多方面，包括《河峪颂》的情形，不能不在李翕的任职地产生影响。李翕天姿聪敏，自幼入朝，深受儒家礼仪教化濡染，为官勤政务实。应该说，刘福宽仁济民的为政之道同样影响着李翕的吏治追求，他早已深知《河峪颂》之艺文寓教作用。明代文学家、书法家，并以德政闻名的天水人胡缵宗有言：“伯都历三郡，考之渑邑、成郡之碑，乃汉之良吏也。”他们在人生追求上都有见贤思齐的同感。
西狭颂拓片 选自河南美术出版社《汉碑全集四》 “东汉道家思想盛行，情感在文人意识中逐渐成为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内容，书法亦逐渐成为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情感的方式之一。”东汉晚期，隶书高度成熟，处于正统地位，成为朝廷文告和纪功颂德、文书抄录、铭文记事的主流书体。同时，庙堂体、摩崖体、简帛体、铜铭体功用各异，各具其妙，并且固定为基本的书写模式。此时，尤其是摩崖体，“隶书特有的波磔笔画在凿刻过程中并不被强调，从而使汉代刻石中的隶书表现出更多的篆书结构与笔意特征，总体上也更具有朴茂生拙、雄强大度的气象。”《河峪颂》与《西狭颂》诸石刻，皆为记述交通改造、歌功颂德之作，形制类似，书法风格有相近者，有各异其趣者。《河峪颂》对《西狭颂》《天井道记》《郙阁颂》《耿勋表》诸石刻的影响，我们可以从表二得其端倪： 从表二可以看出，除《天井道记》已佚待考外，其他摩崖虽有不同程度的残泐，但仍可辨识其风格互动的情况，自然，《天井道记》从整体环境来看，风格抑或大同小异，不出其范围。而早于《西狭颂》诸摩崖二十来年的《河峪颂》，则独为古隶，稍兼分隶、甚至楷书的笔画，从时间和地域联系上看，影响其他摩崖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我们再把目光延伸到陇蜀道的汉中来看，镌刻于永平九年（66）或稍后的《大开通》，建和二年（148）的《石门颂》，前者为摩崖古隶体，后者则已变化为古隶、简书、八分的结合体，这说明在武都郡西狭未开通的汉中，八十来年的艺术观念变化是非常大的，并且是不同于陇上，相对独立的文化圈。而晚于《大开通》约八十来年和《石门颂》两年《河峪颂》，其书体还在古隶阶段，至于《西狭颂》诸摩崖，在这个相邻的、较为传统和保守的文化圈内，书风呈渐变趋势。 表二 关陇道、陇蜀道相关石刻表
赵壹、李翕为同郡、同时代人，而赵壹是李翕的长辈。建宁三年即170年，李翕为武都太守（时郡治在下辨道，今甘肃成县），年仅二十来岁。赵壹的老家西县毗邻仇池、武都郡治和《西狭颂》所处的下辨（仇池在今甘肃西和县，县南洛峪曾一度为武都郡治，至今接壤成县之西狭），据史载，赵壹晚年终老于家。如此一种犬牙交错的文化带，不难想象，以赵壹其时在天下的名望，不仅会影响李翕，而且自然当影响下辨仇氏之书法家。又《汉书·地理志第八下》记载：“武都近天水，俗颇近也”。尽管这只是一种假设，如果综合多种契合的因素，再结合以上诸石刻的比照，《河峪颂》对《西狭颂》《天井道记》《郙阁颂》《耿勋表》的影响应该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河峪颂》摩崖石刻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作为东汉隶书书风逐渐走向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自然忠实地记录和展现了中国汉字演进历史中汉字由篆而隶、由隶而楷嬗变发展的全过程，为研究东汉书法艺术和文字发展提供了实物佐证，在中国书法艺术史和甘肃古代艺术史中有着特殊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当代审美知识范型及博古观念的转变，《河峪颂》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定会实现由“发现”到“再发现”的历史转变。 在古道上，一块摩崖以一种“正道”的力量穿透历史时空，让我们震撼、回味、沉思，这不仅仅是因为书法了。（作者单位：甘肃省天水市文联）
郙阁颂摩崖石刻拓片 选自河南美术出版社《汉碑全集四》 来源：网络。本文版权归原创作者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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