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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三分，魏武帝、吴大帝、刘先主各逞雄才以争天下。此三主者，皆命世之英雄，旷代之明主也。英才，各具其美；雄才，魏武为冠矣。其智计权略，殊逾常人。为政也，施申韩之术以驭臣下；用兵也，逞韩白之谋以夷雄豪。集政治、军事于一身，合将帅王霸于一体，自秦以来，唐太宗、毛泽东外，一人而已。夫秦皇、汉高之一统天下，御宇海内，倚谋臣大将力耳，非自身为之也。至于魏武之平天下、扫群雄，谋多出于己，帅皆自任之。惜无李斯、萧何、张良之智士，王翦、蒙恬、韩信之英将相辅，而有刘备、孔明、孙权、周瑜之英杰为阻。魏武虽有超古迈今之雄才，亦难一统也。汉高才不如魏武远甚，而一统天下，数也；魏武才高秦汉，乃不能并吴蜀，命也。惜乎！非魏武才之不逮，诚以三国世乱，所遇多为人杰，不可以智力争也。 余读三国，未尝不慕魏武之为人，倾其英风豪气，洪功伟业，痛惜其赤壁之败，使魏武之业盛极而衰，而成三足鼎立之局。当魏武夷平袁氏，收降刘琮，天下大定，将欲饮马长江，虎吞孙刘也。时人谓其可凭此举扫灭荆吴，一统海内矣，余亦冀之。何期天时不利，士马不伏水土，灾疫突生，东南风来。周瑜恃之以摧魏武之锋，而成焚如之势，使魏武大功垂成。盖因赤壁之败，及后平汉中，收张鲁，不乘胜以取刘备，畏战不利也，恐复蹈赤壁之祸。魏武智略不世出，勇则不足矣。由是观赤壁之败也，大挫战斗之勇矣。 自郭嘉去世，魏武功业遂不如前。又于立储之事起丕、植兄弟之纷争。杨修奇才而遭夷，仲达狼臣而见用。此魏武之三失也。 魏文帝时，刘备大举伐吴。孙权惧魏乘隙收渔翁之利，屈身臣魏，文帝不纳智士刘晔之谋以乘其弊，而封权为吴王，失天下之大机矣！若使魏武延年数载，当乘孙刘相争之际如攻二袁时，一举荡平吴蜀矣。惜哉！魏武已亡也，天下三分已成定局。使魏武不亡，岂有吴蜀割据、晋宋交替之弊哉？ （二）余览古史，未尝不慕魏武帝之为人，想见其风采，以为自汉光武至南北朝，曹公为第一人矣。东汉除光武帝，无一君及曹公者，曹氏之代汉统，固宜哉。观汉魏之际，刘备有仁勇而无深谋，孙权有情义而无远志。西晋、南北朝，晋武虽混一海内，多承父祖之余荫，赖谋臣勇将之力耳，且善始而不令终，以愚子为嗣，大封藩王，启八王之乱，肇五胡之祸。苻坚虽成大功，雄踞北土，而因骄矜，败于淝水，一蹶不振，身死于叛臣。刘裕平桓玄、定卢循、灭南燕、扫后秦、败北魏，智勇堪侔魏武，然武略有余，文采不足，未如魏武征战之余，尚能登高赋诗也。且裕有弑君之逆，子孙甚不肖也。至于梁武帝一代雄杰，晚年佞佛昏聩，受困于侯景，亦不及魏武也。由是观之，魏武岂非第一人欤？ 三国英豪，功业最广，贡献尤大者，非魏武莫属。吕布勇冠诸侯，刘备所惮，魏武擒而斩之；袁绍虎视九州，群雄所畏，魏武摧而克之。其他雄豪如张绣、刘表、袁术、韩遂、马超、陶谦、张鲁等无不败于魏武之锋，常以寡克众，以弱胜强，谋不胜计，功不胜载，汉末群豪，孰有如魏武者乎？ 汉高一统天下，魏武虎踞北朔，皆命世之英雄也，世人崇汉高而抑魏武者，以汉高混一九州，魏武惟虎踞北朔也。余则以为不然，汉高之所以能灭秦并项，混一海內者，恃萧何为內镇，子房为谋主，韩信，彭越为将帅也。此四子者，希世之雄俊，非二荀、程郭、曹仁、徐晃等所能比肩。汉高论治国不及萧何，筹谋不比张良，将御不如韩信，惟其驭臣之术，用人之方，自古少有耳。魏武之将御谋略，魏之群臣皆不能及，荀彧、郭嘉，差与之比焉，曹仁、张辽受其计而成大功，加之敌之智谋远于高祖时矣。高祖所患之劲敌惟项羽，羽有将才而无深谋，范增智士又弗能用，刚弼自用，徒恃勇力以征天下，高祖不能力敌，而能以智取之。而魏武所患之人，有袁绍，刘备，孙权，袁绍如羽，有才无谋，能以智取；刘备，孙权俱非凡主，知人善任，加之其谋臣将帅为世罕有，如诸葛亮、庞统、关羽、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皆人杰也，雄豪之争，人才之竞胜于秦汉之时，夫岂高祖所能尽克哉？且高祖数有侥幸得机之事，高祖才力不逮羽远矣，欲乘羽北归而袭之，反为羽所破，杀汉军三十万，血流成河，高祖欲死者数矣，得风所庇，羽军不能追，卒得脱险，至于垓下，以楚歌乱羽军心，乘势而破之，诚天祚汉室，非人力也。 魏武不幸于乌林逢瘟疫，遇东南风，使周瑜得用火攻之计，军遂大败，一统帝业不成，深可惜哉！观高祖之智谋不及魏武远矣，要之败多胜少，而卒一统天下；魏武屡摧劲敌，而败于赤壁，难于兼并吴蜀，诚时运之不同，命数之迥异也。故曰高祖之取天下，幸也；魏武之失于吴蜀，天不授命耳。 魏武之未能混一海内，亦在其法过严，多忌刻，睚晊多报，如杀桓邵，诛孔融、崔琰、边让、许攸、娄圭、杨修，为世所诟病，赦反复之毕谌，魏种，厚待杀子之叛徒张绣，则令人惑矣，何前后之相反也！岂为收揽人才之心，能为己用则厚之，不能为己用则诛之耶？ ——魏武帝论，二零一一年作 曹操无大恶也，而有扫平北方群雄，安定汉室之功，微曹操，汉且亡于袁，操虽挟天子，而名尊之，非若袁之显然无君，图谋自立也。汉延二十之祚，犹赖曹操之辅，则不可以亡汉之罪罪曹操，亡汉者，宦官与群雄也，操收之于群雄耳。子丕篡汉，而异于王莽之篡，禁锢子婴，后世之篡，多弑其君，戮其宗室，丕优待汉献，尊以客礼，则亦厚矣。操无大恶，虽杀伏后，然由于伏后谋诛操，操不得已杀之耳。献帝谋操者数，而操始终不废，犹存名义而自敛也。其与师昭、裕、温之徒相去远矣！（操或残忍专横，然未至阴险，比之为鬼为蜮者，过矣。）而后世多积谤于操者，汉之久长，高、光之泽深于人心，以王莽之奸伪，坐移汉历，然新室一败，则人心思汉，义军之起，多假刘氏之号，而有光武之中兴。安帝以后，政去公室，桓灵之昏虐，毒流生民，以皇甫嵩大破黄巾之威，怀民之德，犹不敢废汉自立，既畏名义，亦恐人心思汉，终如王莽之诛也。以曹操之雄武，有扫群雄之功，震天下之威，乘久衰之汉，而不敢篡，亦恐为众矢。孙权劝操即真，而操以为踞己于炉火之上，甚畏之也。人心犹怀汉室，故操之加九锡为公也，而有耿纪等汉臣图之，荀彧为其谋臣亦以为不可，刘备以汉室后裔而得据蜀抗魏。盖自三代以后，未有得人心如汉者也。故曹之篡汉，颇受骂名。而国祚不久，魏晋纷扰，后有五胡乱华，其所以多谤与？ 后世于曹操，多以鬼蜮视之，余以为，曹操非常人所可轻议也。非有高光之功，伊霍之忠，诸葛之贞，何足以责操哉？圣王不出，霸者匡天下，故《春秋》许桓文之霸，霸比于王为贱，非治世所尚，而于乱世不可无也；真主不兴，强臣维天下，则君子亦姑与曹操之强，强臣比于真主为卑，非治世之所容，而于乱世则有赖也。汉末王纲解纽，天下大乱，势如春秋战国，春秋王政衰，而四夷交侵中国，中国不绝如线，安中国而攘夷狄者，桓文之功也。汉末之乱，夷狄亦思逞于中国，而无夷狄之患者，段颍之威慑西羌，曹操之武震乌桓也。 篡汉者曹氏，而曹操之始，岂怀代汉之谋哉？其初愿不过为汉征西将军而已，如卫霍立功边塞，攘击夷狄，此其志也，故许劭谓其为治世之能臣，有高光宣明之主驭之，则亦马援之将，赵广汉之吏也，而汉末无人，主弱臣强久矣，无有忠能之臣，操顾群雄崛起，多思逐鹿，而矜己之强，遂有易代之谋，故乱世则为奸雄，非知人哉？汉之亡，阉宦外戚争权，董卓乘衅肆虐，而启群雄割据，首窥汉社而思代者，袁氏也，前者撺掇何进召董卓诛宦官而乱汉，后合兵讨董，而坐观董卓劫迁天子不前，曹操劝之战而不从，诸侯各怀异心，逡巡不进，蹶起与卓战者，曹操、孙坚耳。曹操于关东群雄，岂不愈乎？当时犹思讨逆以忠汉也。而袁绍既坐望不讨卓，又与韩馥阴谋废献帝，立刘虞，曹操所不直而图诛灭也，故鲍信谓绍因权专利，将自生乱，是复有一卓也。劫夺韩馥之冀州，乘燕代之富，兼夷狄之众，其目中无汉，亦已久矣，虽有高光之主，绍亦如彭越、卢芳之终于叛乱而不可驯也。而绍引夷狄逐鹿，以灭公孙瓒，养胡人以为伥，结乌桓酋豪以为助。曹操犹假名义而尊天子，绍直悖逆而欲篡代，曹操仗义伐不顺，诛逆乱，务定天下之乱者也，而不与夷狄勾结，不借夷狄之力为助，袁绍则欲乘天下之乱而思逞，驱胡虏而陵中国，借夷狄之力以遂非分，二者度量，岂可同日而语哉！比之于绍，曹操正矣，曹操灭袁绍，犹天下之幸也，使袁绍胜，则汉室之亡忽诸，而夷狄乱华先于西晋矣。 曹操曰：“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虽为自负，亦实言也，天下大乱，而无真主，强者维之，虽不能拔乱反正，亦不至崩坏无已。而曹操内扫群雄，又外攘夷狄，既击黑山贼于毒、眭固等，又击匈奴於夫罗单于，大破之，於夫罗乘天下扰乱与黑山贼合也。天下大乱，而夷狄居中国之内者亦为寇矣。曹操既败袁绍，诛袁谭，逐袁尚，而尚逃归乌桓单于蹋顿以为援。隐士田畴常忿乌桓多贼杀其郡冠盖，欲讨之而力不能。史载三郡乌桓，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十余万户，则乌桓之为中国患也。而袁绍犹与之结，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妻之，以蹋顿强，而亲厚蹋顿，养狼为虐也，亦甚奸矣。管仲曰：“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袁绍何背管仲之旨哉？昵戎狄，未有不受戎狄之害者也，而中国必受其弊。周襄王与狄婚，以狄伐郑而为狄所侵，赖晋文公纳之，周不亡于狄也；唐结突厥，虽不为大害，而高祖为突厥屈，至于吴三桂之联满洲，尤致衣冠之祸。而蹋顿之骁悍，时人比之匈奴单于冒顿，熙、尚与之合，实为大患。故曹操北征乌桓，诸将皆以袁尚亡虏，夷狄贪而无亲，岂能为尚用，尽深入征之，恐刘备说刘表趁虚袭许，则危矣。而操不听，坚持北征乌桓，既知刘表为自守之贼，不能用备，亦虑乌桓为患，而急欲讨除也。然当此，亦危矣，远征不易，而冒危北征，诚虑夷狄之为中国害，内有劲敌，而更以攘夷为急，顾天下之大局，亡于内犹愈于亡于外也。袁绍父子征田畴，畴皆不应，操征之，则应，知操能除乌桓之患也。遂献策于操，引军卢龙塞涉鲜卑庭，登白狼山，一战而斩蹋顿首级，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四夷悚惧而不敢犯，于此而曹操岂可非哉？至于内徙胡人，肇五胡乱华之祸，则承汉之失也，汉作其俑，未可深咎于操。降匈奴，破乌桓，灭袁氏，而安中国，岂常人所可轻议哉！谓曹操久怀奸谋篡汉者，深文之诋也；比操于桀纣莽卓者，已甚之辞也。操犹知有名义，非狂夫之妄逞也，非奸人之妄干神器也，犹有准则，非鬼蜮之阴险也。固有平群雄，攘夷狄之功，深文之诋，已甚之毁，而没其功，徒长奸伪而害世教耳。 以曹操之雄武，降黄巾、禽吕布、灭二袁、收刘琮，用兵如神，仿佛孙吴，不可谓无英雄之才也，而不能绍继高光，混一天下，卒成三国鼎立之局，其故何哉？才有余而略不足，都许不足以制天下之势；权术有余而仁义不足，屠城而失贤士之心。而性严苛，学尚商韩，伤于惨刻，史称“太祖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有何夔者常畜毒药，誓死无辱。夫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常加杖辱，焉能使掾属尽忠哉！申韩之术与王道背，秦用之，二世而亡，操尚申韩，亦承秦之失耳。高光宽大，以一天下，操鉴汉政之失，矫之以严，而不知大驰而张之，人心不堪，操多得智谋之士，而乏尽心为其谋天下，为其子孙谋长久之安者，岂非严苛之故与！既不能一天下，而三世篡于司马。吴相张悌曰：“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叡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可谓知其得失矣。 孟子曰唯不嗜杀者能一之，高光之所以成也，秦隋虽一而旋亡。曹操之雄也，刘裕之强也，不可谓其才之不及高光也，只成偏霸，杀机长也。屠城为酷，而民有不附；驭臣以严，而士有所怨。法峻役繁，多思一解网罗而优游。司马懿执政，而用贤恤民，务从宽大，而士民悦之，世执魏柄，以懿之奸，而大诛曹爽也；以师之逆，而废曹芳也；以昭之悖，而弑曹髦也，而鲜有动者，孟子曰得乎丘民则为天子，诚不虚哉！以司马之行如此，宽大得民则无敌于天下，虽不及汉唐之盛，而传祚百年。其得失之际，岂不昭昭然哉？ 夫君子劳谦日仄，虑以下人，功愈高而心愈谦，势愈尊而身愈卑，慎终如始，居上思下。文王之圣，而尊礼姜尚也；周公之成，而犹吐握以待天下之士，不敢骄也，骄则吝，而士有所失；骄则忽，而事有所败。齐桓公一骄而叛者九国，曹操方下荆州，自以天下无敌，孙刘不足虑，矜功自伐，对刘先则以奉辞伐罪，孰敢不服；张松来见，轻之而不录。以失士也；临赤壁，以短攻长，而败事也。亦其所以不能遂兼天下与？ 而赤壁之败，志气衰矣，韩遂、马超之区区，力战乃克之，征张鲁，而苦征行之难，于其《苦寒行》诗可见也。虽平汉中，而无复进取之心，有智谋之士刘晔进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将诛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慑海外。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司马懿亦曰：“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耀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此平天下之机也，而操不从，时操已老矣，厌战，而引光武之言，曰：“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暮气之衰也，使当壮年，志气方锐，岂有不从哉！惜哉！宽仁不足，骄矜不终，暮年志衰，而不能绍继高光以成统一之业也！ ——二零一八年 曹雪芹《红楼梦》曰：“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朱、张，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自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中，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逸出者，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如风水雷电，地中相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既然发泄，此气亦必赋之于人。假使或男或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然生于薄祚寒门，甚至为奇优，为名娼，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如前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翻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其论大仁大恶之外，又有聪灵且乖僻之人是矣，然以曹操、桓温与王莽；安禄山、秦侩并论，则为无识，承宋以来之习俗，正蜀闰魏，而于曹操多所贬诋，等于莽卓，考其为人行事，岂其伦哉？秦始皇定天下而又乱天下者也，王莽、安禄山乱天下者也，曹操务定天下之乱者也，虽不能平定九州，而固安北土，与吴蜀鼎立，不至大乱不已也。虽挟天子，犹畏名义，终生北面，非如王莽之篡也，而延汉室二十之祚，汉自安帝以来，政去公室，非曹氏夺之也；阉宦外戚乱之，非曹操乱之也；群雄窥觊汉室，而操犹扶之也，汉室无人，既灭群雄，遂怀非常之志耳。奉天子而行征伐，所伐者多为不顺，袁术猖狂自立者也，吕布尝助董卓为虐，又乱兖州者也，袁绍结戎狄而谋非分者也，刘表僭拟而郊祀天地者也。操比之，愈矣，起兵讨卓，劝张邈等勿得迟疑，邈等不用，而独率兵与卓战，当此之时，不可谓非忠也；听荀彧之言，迎献帝都许昌，亦怀桓文之义也。而惩汉豪强之兼并，抑豪强而庇寒门；阉宦之乱政，用正直而去邪佞，不可谓无治也。而岂如莽之素怀奸心，变乱典制，安禄山之背恩反噬，得志肆虐哉？世有大仁大恶，有安定天下者，有扰乱天下者，若曹操、桓温不可谓大仁，亦不可谓大恶，虽不如光武帝、唐太宗之安定天下，亦不如王莽、董卓之扰乱天下。既非圣贤君子，亦非小人盗贼，乃枭雄也。亦有仗义之举，而近乎正，曹操之讨董卓，奉天子伐群雄，桓温之上表伐李势，禽慕容超，皆合天下之大义，有功于华夏也，而恶得概之以奸，曰假义而图篡乎？仗义而起，初心为贞，惟其志过乎常，而义不终；矜己之强，而贞不持。枭雄，雄鸷而或不顺，杂于权诈，而不纯于道义者也。有英武之主驭之，则可用为能臣，当暗弱之主，无可驭，则终为权臣耳。 庸人之论，每分人以善恶，判人以忠奸，别人以正邪，而有非常复杂之人，不可以善恶忠奸正邪论，若曹操是也。酷虐变诈，杀边让、族桓劭、孔融，为恶矣。而方收英雄，不为猜忌杀刘备，张绣以害子之仇，降而不诛，毕谌以母故从叛，赦而用之，陈琳为袁绍作檄骂操及父祖，亦赦而用之，知关羽之忠于刘备，释而不追，以全其义，见高柔之勤于吏事，抱文书而寝，哀而解衣覆之，怀蔡邕之故而赎文姬于匈奴，知文骋之忠而委以江夏之任。而礼贤下士，揽履而迎邴原；爱才似渴，建安七子，多为网罗，又岂非善乎？有王霸之度也。观其后事，固杀后欺主，汉之篡成，而起兵讨董，不似袁绍、张邈之观望，袁绍与韩馥谋立刘虞为帝，而拒之，自谓诸君北面，我自西向，而以此不直袁绍，图诛灭之，奋勇独与卓战，听荀彧之计，效桓文之举，迎献帝都许昌，诛乱汉之李傕，逐反复之杨奉，当此不可谓非忠也。 徒概之以奸，而何多得智谋之士，骁勇之将？大雅君子荀彧而尽谋辅佐，郭嘉、朱灵一见而倾心，李通拒袁绍之招，斩其使以示不贰，秦伯南以身救曹操而死。当其微时，汉太尉桥玄以妻子相托，李瓒，党锢诸贤之杰李膺之子，而谓子宣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讨董之时，鲍信独谓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总英雄以拨乱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虽强必毙。君殆天之所启！”卫兹亦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袁曹对峙，刘表与绍通，而逸士王俊谓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兴霸道，继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释近而救远，如有一朝之急，而望漠北之救，不亦难乎？”袁术与陈珪谋逐鹿，而珪答曰：“曹将军神武应期，兴复典刑，将拨平凶慝，清定海内，信有徵矣。以为足下当戮力同心，匡翼汉室，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岂不痛哉！”钟繇说李傕、郭汜等曰：“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公孙度欲趁曹操远征袭许，而凉茂责公孙度曰：“比者海内大乱，社稷将倾，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成败，夫为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忧国家之危败，愍百姓之苦毒，率义兵为天下诛残贼，功高而德广，可谓无二矣。以海内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责将军之罪耳！而将军乃欲称兵西向，则存亡之效，不崇朝而决。将军其勉之！”袁尚遣高干、郭援将兵数万与匈奴单于寇河东，遣使与马腾、韩遂等连和，腾等阴许之，而傅干说腾曰：“古人有言‘顺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诛暴乱，法明国治，上下用命，有义必赏，无义必罚，可谓顺道矣。袁氏背王命，驱胡虏以陵中国，宽而多忌，仁而无断，兵虽强，实失天下心，可谓逆德矣。今将军既事有道，不尽其力，阴怀两端，欲以坐观成败，吾恐成败既定，奉辞责罪，将军先为诛首矣。”牵招呵公孙康使者韩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宁静四海，汝君臣顽嚚，今恃险远，背违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当屠戮，何敢慢易咎毁大人？”虽贼如黄巾，而与操书曰：“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敌如袁术，与袁绍书曰：“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万，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亦视曹操为扶汉之臣也。 能为天下之士所倾向如此，非独雄杰之姿足以服人，亦其英气仗义之异于群雄也，讨董卓，伐袁绍，征乌丸，皆义之正者也。曹操者，能为善而不免为恶，英雄而杂于权诈，始欲效忠而不终，岂可简单论之？而其文采风流，多才多艺，登高能赋，为文通脱，御军三十余年，手不释卷，兼草书亚崔张，音乐比桓蔡，围棋埒王郭，复好养性，解方药，异于其他奸雄之专于角逐者也，子丕植亦继其英，善文多艺，又能流传后嗣也。而亦有真性情，祭桥公，念郭嘉，临死分香，岂可谓之伪哉？善恶并存，而相争；忠奸皆生，而相易；正邪一体，而相激。杂而不纯，不能为大仁；谲而不鬼，不能为大恶。一念于善，而或不免于恶；始怀乎忠，而终易于奸；当此秉于正，而于彼则成乎邪。 虽然，察其人，善多于恶；考其事，功大于过，为鬼蜮之论者，深文之诋矣；等于莽卓，已甚之辞也。盖尊汉则贬曹，显其奸，夸其恶，喋喋不休于篡汉之名。操子丕固篡汉，而操虽专横，终身北面，未有有废立，汉之欲亡也久，阉宦外戚乱之，黄巾反之，群雄窥觊之，操平黄巾，扫群雄，尊天子，惩阉宦外戚之失，明法图治，微操，汉之亡忽诸，而天子不知死所矣。术之猖狂，绍之悖逆不知有名义，岂操之比哉？犹操延汉二十之祚，而岂可以亡汉之罪罪操？子丕之篡成，而罪轻于司马、萧道成、朱温，有大功而篡也。罗贯中《三国演义》虽尊刘贬曹，备形曹操之奸，亦引钟惺《邺中歌》曰：“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雄谋韵事与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横流筑台距太行，气与理势相低昂。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霸王降作儿女鸣，无可奈何中不平。向帐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谓无情。呜呼！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操之雄谋韵事文心，功罪是非，固非书生所可轻议也，纯以奸定人，篡定罪，贬其人一无足取，没其功一无可录，岂可服人，亦长刻薄而害世教。苛刻之论，有伤君子忠厚之心；过甚之毁，实非《春秋》公平之义。齐桓公之僭，灭项之恶，晋文公召王请隧之逆，《春秋》犹为之讳，微书之，不以此过没前者尊王攘夷之功也，圣人之恕人如此，何后世君子专责操之罪哉？操之有善有功如此，而判之为大奸大恶，则甚于操之王莽、董卓、安禄山、秦侩将何以处之？等恶也，则何不如莽卓之猖狂恣睢？以此为惩恶，不知其长恶也；以此为防奸，不知为导奸也，志怀叵测者而以奸诈则可图天下，贻子孙，悍然不顾名义，公然而行恶矣。而天位固仅非诈力可以图也，操虽权诈，犹存乎名义也。 顾炎武《日知录》言东汉风俗而咎曹操曰：“两汉风俗汉自孝武表彰《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可谓知言者矣。使后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风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跃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好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梯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至正始之际，而一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后之人君将树之风声，纳之轨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 人多以曹操唯才是举，虽不仁不孝者亦用之，而谓操重才轻德也，而考之于史，非公允之论也。荀彧大雅君子也，曹操尊用之，比为张良之佐，委以萧何之任，进为侍中、尚书令而不臣也。。荀攸，彧之流亚也，亦重用之，每称攸曰：“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令曰：“孤与荀公达周游二十馀年，无毫毛可非者。”又曰：“荀公达真贤人也，所谓‘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孔子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公达即其人也。”又称“荀令君之进善，不进不休，荀军师之去恶，不去不止也”，谓子丕曰：“荀公达，人之师表也，汝当尽礼敬之。”多引圣贤之言，二荀以此见尊重，且令子尽礼敬之，岂不重德乎？陈群非郭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嘉意自若。操愈益重之，然以群能持正，亦悦焉。才德并重也。彧尝言于曹操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绩，教化征伐，并时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犹举民能善教训者，叔孙通习礼仪于戎旅之间，世祖有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之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今公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弭，六礼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诚仲尼述作之意；显制度于当时，扬名于后世，岂不盛哉！若须武事毕而后制作，以稽治化，于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彧从容与曹操论治道，如此之类甚众，操常嘉纳之，亦非徒用才能而忽教化也。所用崔琰、毛玠、和洽、高柔、杨阜、常林、贾逵之吏，虽非仁人君子，亦皆廉直之士也。唯才是举，而亦尊德行之士。然以汉末好以德行标榜，而多名不副实，名为君子，而无可效之能，无能者多负重名，无功者多享厚禄，标榜之致也。操知此风之不可长，而循名责实，课以功能，又以乱世须功能之士相济，而唯才是举，不分贤污。令曰：“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治世尚德，以为教化；有事赏能，以济事功，未为非理也，以惟取德行为一偏之论。德者奖之以名，能者厚之以禄，乃为善也。操达权变，有德者尊之，有能者重之，无所偏废，不拘一格，而岂迂儒之徒以道德责人哉！ 又令曰：“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乱世欲求荡定，急于用人，则勿求全责备也。姜尚，德行不及周公，多权谋，而周武王用以伐纣，定天下之后，则重用周公治国；汉高祖亦用陈平无行之士，而成帝业，操之用人不拘行检，亦何亏于古之英主哉？惟操矫枉过正，一一课实，急功近利，求才尽心，而兴教化不足也。 风俗之败自汉末，而岂操败之哉！王符作《潜夫论》，而已讥汉之俗矣，曰：“今人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或以谋奸合任为业，或以游博持掩为事。丁夫不扶犁锄，而怀丸挟弹，携手上山邀游，或好取土作丸卖之……又妇人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怀忧愤愤，易为恐惧。至使奔走便时，去离正宅，崎岖路侧，风寒所伤，奸人所利，盗贼所中。”赵壹亦作《刺世嫉邪赋》，曰：“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则不可风俗之败咎操也，且操亦有整齐风俗之心，下令曰：“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兄，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议，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恶欺伪之俗而明政法整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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