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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南宋兵制 在北宋灭亡之际建立起来的南宋政权，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动荡之中。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南宋兵制也在不断的发展演变。南宋禁兵、厢兵、乡兵、士兵、弓手等各种军队的名目依然存在，兵役制度仍以募兵制为主。在南宋初年兵制上最大的变化是屯驻大军成为国家正规军，而北宋时的正规军禁兵却降格为同厢兵差不多的地方军。 一、南宋前期的兵制 (1)屯驻大军成为中央正规军 屯驻大军取代禁兵而成为正规军，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南宋初设御营军，已部分取代了原来的禁兵。后来御营军改为神武诸军，大致成为川陕以外东南地区的正规军。绍兴五年（1135 年），宋将包括川陕吴玠部在内的五支大军，统一改名为行营护军，成为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屯驻大军。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兵权被剥夺后，先后撤销各行营护军番号，改名为御前诸军。自川陕到长江沿岸，先后设立了十个都统司，加上三衙三支部队，都成为南宋的屯驻大军。 御营司军、东京留守司军和陕西军 高宗登基以后，宗泽（1060～1128 年）出任东京留守，着手整顿开封城防，他联络大河以北的人民抗金武装，如王彦（1090～1139 年）领导的八字军、庆源府五马山寨马扩（？～1152 年）等领导的抗金义军，还注意收编溃兵游勇和农民起义军，组成了号称百万的留守司军，使留守司军成为建炎初年的主要抗金力量。宗泽去世后，接替他任东京留守的杜充（？～约1140 年），一反宗泽所为，不仅断绝对北方抗金义军的联系和支援，也使原来收编的不少队伍同东京留守司脱离关系，因此使东京留守司军遭到极大削弱。后来杜充放弃开封，率军撤至江南，任江、淮宣抚使，镇守建康府，统率的军队有十万多人。兀术（？～1148 年）率金军突破长江江防时，杜充战败投敌，这支原由宗泽组建的军队，大部溃散。但是曾先后隶属宗泽和杜充的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岳飞，在大军溃散之余，率部移屯宜兴，独自成军，在收复建康后，兵力增加到一万多人，成为当时有数的几支大军之一。 陕西是北宋后期精士健马的集中地。北宋末年，因救援开封的陕西军损兵折将，陕西部队遭到很大损失，但留驻陕西的军队仍有相当兵力。张浚（1097～1164 年）任宣抚处置使时，组织步骑兵十八万人在富平同金军会战，结果宋军大败，陕西各路相继大部沦陷。永兴军路经略使吴玠（1092～1139 年）在陕西各军溃散和叛降之时，率本部人马死守和尚原，在以后的抗金战争中，又逐步发展和壮大起来。 建炎年间，除上述御营司军、东京留守司军和陕西军三大支军队外，还有很多支小部队，其中有的是临时拼凑而成，有的是抗金义军，有的是溃将散兵，宋廷出于权宜之计，设立镇抚使，共任命了二、三十名镇抚使。但后来这些镇抚使或降金、或战败，最终被撤销。神武等军的变迁建炎四年（1130 年），南宋取消事实上已无多大权威的御营司，“诏御前五军改为神武军，御营五军改为神武副军，其将佐并属枢密院”，而刘光世军则改为御前巡卫军，从而重新恢复了枢密院管军的旧制。同时设立御前忠锐军，加上川陕地区的部队，成为绍兴初年的南宋正规军。 刘光世、韩世忠和张俊三个地位最高的大帅，分别统率三支兵力最多的部队，他们三军的番号分别是御前巡卫军、神武左军和神武右军。神武前军和神武后军分别由王躞和陈思恭统领。后来王躞因镇压杨么起义失败被撤职，他的1.5 万军队拨归韩世忠，神武前军的番号随之取消。神武后军在陈思恭死后，大部并入张俊军，番号也暂时取消。神武中军最早由辛永宗担任统制，有兵6000 人。绍兴二年（1132 年）杨沂中出任神武中军统制，兼提举宿卫亲兵，神武中军实际上成了高宗的宿卫兵。神武中军曾设六将的编制，不久将的编制升格为部的编制，后来部又升格为军，至绍兴五年（1135 年）共有前、后、左、中、右、选锋、护圣七军。 岳飞率领的部队番号屡经变化。绍兴元年（1131 年）宋廷将岳飞军的番号定为神武右副军，当年岁末又改为神武副军。绍兴三年（1133 年）九月，宋廷撤消原神武后军的建制，将岳飞军的番号改为神武后军。岳飞本人升任都统制，成为与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平列的方面军统帅。此外，由李横担任统制的神武左副军，原来驻守襄阳府一带。因战败驻地失守，宋廷以其军1.5 万人拨属神武右军都统制张俊，神武左副军的番号也随之取消。 御前忠锐军创设于绍兴二年（1132 年），初有7 将，名义上隶侍卫步军司，实际上由枢密院统辖。各将兵力约有2 万人。除上述各支军队外，绍兴初还有几十名统制官，他们的队伍一般约有几千人，不能独立成军，由于经常调动，也没有固定的番号、驻地和隶属关系。后来一部分拨隶各路安抚使司等帅司，一部分并入各支大军。于是，吴玠、岳飞、刘光世、韩世忠和张俊便成为南宋的五大帅，分别统领着五支兵力最多的部队。 行营护军 韩世忠的前护军以淮东楚州（江苏淮安）为大本营，有兵力8万人，下辖背嵬军、前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选锋军、游奕军、水军等。刘光世的左护军先后以池州（安徽贵池）、庐州（合肥）为大本营，兵力5.2万余人，下辖前军、中军、选锋军、摧锋军、翼武军、亲兵、左军、右军、后军、水军。绍兴七年（1137 年）刘光世被解除兵权，王德（1088～1155 年）和郦琮（1104～1153 年）分别升任左护军都统制和副都统制。郦琼率4 万人叛变投降，左护军名存实亡。张俊的中护军以建康为大本营，兵力8万人，分前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游奕军、踏白军、银枪军、锐胜军、忠勇军、雄胜军、选锋军等。岳飞的后护军以鄂州为大本营，兵力10万，下辖背嵬军、前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游奕军、踏白军、选锋军、胜捷军、破敌军、水军等。吴玠的右护军以兴州（今陕西略阳）仙人关作大本营，兵力7万人。绍兴九年（1139 年）吴玠病逝，文臣胡世将（1085～1142 年）主持川、陕宣抚使司，川陕大军分别由吴璘（1102～1167 年）、杨政（1098～1157 年）、郭浩（1087～1145 年）3 人统率。吴璘任右护军都统制，杨政任川陕宣抚司都统制，郭浩任枢密院都统制。 御前诸军 绍兴和议后，四川吴璘、杨政和郭浩三大将分屯兴州、兴元府和金州。孝宗时规定，兴州都统司6 万人，兴元都统司2.7 万人，金州都统司1.l 万人。后吴璘的孙子吴曦任兴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发动叛乱，失败被杀后，宋改兴州为沔州。四川宣抚使安丙以沔州都统司所统10 军权力太大，请求分置副都统制，各不相隶。于是设立沔州副都统制移司利州，后改称利州副都统制，名为副职，其实与沔州都统制事权相埒。因此四川的屯驻大军由三支增至四支。 在长江中游，有三支屯驻大军。绍兴十一年（1141 年）后，仅设鄂州一支驻扎御前诸军，由田师中任都统制，掌管这支前岳家军。绍兴三十年（1160 年）即宋金战争再次爆发前，宋廷任命刘锜（1089～1162 年）担任荆南（江陵）知府，并兼“节制屯驻御前军马”，接着又升任“本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于是一支新的屯驻大兵至此正式产生。与此同时，又在江州设立了一支屯驻大军。孝宗时规定，鄂州都统司辖兵力4.9 万人，荆南都统司辖2 万人，江州都统司1 万人。 在长江下游，也设有三支屯驻大军。绍兴十一年（1141 年）后，长江下游设置了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前身是韩世忠的前护军。建康府驻扎的御前诸军，前身是张俊的中护军。另外，绍兴十年（1140 年），宋廷重新起用刘光世任三京招抚处置使，临时拼凑了一些队伍。三京招抚处置使司撤消后，所辖兵力仍单独屯驻在池州、太平州一带。绍兴十二年（1142 年），宋廷任命王进任池州、太平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正式作为一支屯驻大兵。后来又规定去掉“太平州”三字，改称池州驻扎御前诸军。孝宗时规定长江下游三支屯驻大军的编额人数建康都统司5 万人，池州都统司1.2 万人，镇江都统司4.7 万人。 这样，宋廷将绍兴十一年（1141 年）前的四支主要的屯驻大军，陆续改组为10 支屯驻大军。在各支屯驻大军中，“东南惟以润（镇江）、升（建康）、鄂三军为根本”，四川“惟兴州偏重”。屯驻大军的统兵官都是都统制和副都统制，其下分军、将两级编制，军一级的统兵官有统制、同统制、副统制、统领、同统领、副统领等。将一级有正将、副将和准备将，下有训练官、部将、队将、押队、拥队、旗头、教头之类军官和军吏。自训练官以下，大致是承袭宋神宗时将兵法的遗制。 三衙南宋初，随着御营使司的设立，三衙统兵制度事实上宣告废除，三衙的机构虽仍然保留，但三衙长官却降为三支兵马的统兵官，不再统辖全国的正规军。绍兴五年（1135 年），“时殿前有兵九百余人，马、步司各六百余人而已”。当年十二月，杨沂中的神武中军改为殿前司军，殿前军才拥有一支较大的部队，但其地位和兵力，仍低于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岳飞和吴玠五大行营护军。岳飞等三大将兵权被罢后，各御前诸军兵力都有削减，唯殿前司军有增无减。高宗扩大三衙目的仍然是为了使三衙军和各御前军内外相制。 杨沂中的神武中军改为殿前司军后，下辖7 军。绍兴十八年（1148年）增至7 万多人，下设12 军。孝宗时规定殿前司的编额为7.3 万人，共分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选锋军、策选锋军、护圣军、游奕军、神勇军、浙江水军等11 军。绍兴七年（1137 年），王参的前护副军拨隶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刘锜，侍卫马军司始能成军。孝宗时规定侍卫马军司编额为3 万人。绍兴十二年（1142 年）任命原张俊部将赵密任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孝宗时规定侍卫步军司的编额为2.1 万人。恢复后的三衙军，其实也是与各御前诸军平列的屯驻大兵，三衙长官也成为与各御前诸军平列的统兵官，不象北宋时那样分辖全国的正规军。三衙长官往往使用主管殿前司公事、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和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等名称。北宋时三衙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侯等高级军职在这时成了大将的虚衔。三衙军的编制，与各支御前诸军相同。侍卫马军司已非全统马军，侍卫步军司亦非全统步兵，这也是与北宋侍卫马、步司不同的地方。 (2)禁兵等非正规军 南宋时，除了屯驻大军等正规军外，尚有禁兵和厢兵等非正规军。南宋禁、厢兵大体上保留了北宋时南方禁、厢兵的番号建制。李椿说：“三衙卫士、江上之兵、荆襄之兵、蜀边之兵，有用之兵也；诸州厢、禁军，诸路将兵，无用之兵也。”各路的系将禁兵，不系将禁兵和厢兵、各县县尉司的弓手，巡检司的土兵，都成了无用的非正规军。这些非正规军之所以成为无用之兵，并非是法律规定，而是由于各类官员竞相役使所致。南宋曾明令禁止私役禁、厢兵。但由于军政腐败，禁而不止，有关法令成为一纸空文，造成禁兵“但知谄辞媚色，以奉守帅，勇夫壮士，专充工匠充役之用”。李心传也说：“今禁兵但供厮役，大抵如昔之厢军。”绍兴末，杜莘老上奏说：“今东南厢、禁、土军，员额无虑十数万人，皆为监司、守臣、兵将官冗占”，一语道破了禁军等非正规军成为无用之兵的根源。 南宋各种非正规军大约有20 多万人，只能用来维持各地治安，或镇压小规模农民起义。在军情紧急时，也往往将禁兵中的壮卒，抽调到正规军中。因此，又形成了拣中禁兵和不拣中禁兵的差别。高宗时规定，诸路禁兵隶帅府，士兵、射士隶提刑司，即各路安抚司统辖禁兵，提典刑狱司统辖土兵和弓手，这是南宋3 种非正规军的统辖体制。 二、南宋中后期的兵制 南宋中后期的兵制，同前期相比，发生了较为重大的变化。具体说来，一是以文制武体制得到恢复，一般由文臣担任的宣抚使、制置使等，逐渐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各屯驻大军都统制的指挥权；二是在各屯驻大军之外，又创设了各种名目的新军，并逐渐成为正规军的主力，而各屯驻大军的兵力逐渐削减，从而降居为正规军的一小部分；三是守内虚外的兵力布局被打破，大量兵力部署在沿边一带。 (1)以文制武体制的恢复 以文制武是赵宋王朝的传统国策。然而，自神宗实行将兵法以后，武将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至南宋初年，由于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宋政权风雨飘摇，以文制武体制受到更大的冲击，基本上已荡然无存。“自祖宗世，陕西、河东、北三路，皆以文臣为经略使，领大兵，武臣为总管，号将官，受节制。熙丰后，始置武帅，论者非之。自渡江以来，沿边之兵尽归诸大将，帅臣反出其下。”虽然宋廷也设置都督府之类机构来节制各支大军，但实际上已不可能对武将们进行有效的控制。为了防止武将们握兵自重，位高震主，宋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步骤，恢复以文制武体制。如在四川，高宗曾派遣王似、卢法原任川陕宣抚处置副使，以监督和节制都统制吴玠，并亲笔赐书要吴玠遵守“尊卑之分”。但高宗的告诫并非收到应有的效果，吴玠最终还是排挤了王似和卢法原而独掌兵柄。至于对韩世忠、岳飞等官高权重的大帅，宋廷不可能也没有派遣地位更高的文臣来节制他们。 岳飞等三大将兵权被罢后，宋廷设置了淮东、淮西、湖广和四川四个总领，同时加强总领的监督职能，规定总领除管理各支大军的钱粮供应外，还“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诸军并听节制，盖使之与闻军事”。但实际上总领并未实现对各屯驻大军的有力监督。自孝宗至宁宗前期，也委派过一些文臣任制置使、宣抚使等，然而各都统制依旧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宁宗开禧北伐时，文臣邓友龙任两淮宣抚使，薛叔似任京湖宣抚使，程松任四川宣抚使，但前线的军务，仍由都统制们主持。宋德之为此向宁宗谏言：“今敌未动，而轻变祖宗旧制，命武臣帅边，以自遗患，晋叛将、唐藩镇之祸基于此矣。”可见，此时的都统制仍拥有相当大的权力。 开禧二年（1206 年），吴曦叛变降金，宋朝野震惊。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宋廷逐步加强制置使、安抚制置使、宣抚使、督视军马、都督军马之类官员的统兵权力。这些官员基本上由文臣担任，尽管他们的品位高低不一，但却逐步削弱和取代了各都统制的军权，成为大军区统兵官，直接指挥前线军务。宋宁宗末年的宋金战争中，贾涉曾任主管淮东制置使司公事兼节制京东、河北路军马，后升任制置副使。安丙任四川宣抚使，赵方任京西、湖北路制置使，他们都是以文臣身份充任一个大军区的统兵官。如赵方“起自儒生，帅边十年，以战为守，合官、民、兵为一体，通制（置）、总（领）司为一家”，成为独揽一个大军区军政、民政和财政的方面大员。 宋理宗绍定末即宋蒙战争正式爆发前，宋已形成制置司和都统司两级指挥体制，三衙和十都统司的体制已发生变化。宋蒙战争开始后，各都统司的地位继续下降，其兵力愈益削弱，而制置使之类官员的地位更加提高。如吴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时，还兼重庆知府、四川总领、夔州路转运使，总揽四川的军、政、财权。在东南地区的沿江、沿海一带，制置使司之类的机构也同样主持了第一线和第二线的防务。淳佑七年（1247 年），沿江五都统司（江州除外）正式受京湖、沿江制置使司节制。李曾伯说：“自开禧、嘉定以来，军政日坏，各路有制阃（制置使司），各州有节制，往往侵夺诸戎司（都统制司）权柄。”可见在宋元战争前的制置使司和都统司两级指挥系统，至此已演变为各路制置使司和各州节制屯戍军马司两级指挥系统。度宗时明文规定：“戎司及屯军大垒，则总之制司，或无制司，则并各郡总管、軡辖，并总于帅司（安抚使司）。”十都统司的军事体制已名存实亡。 伴随着以文制武体制的恢复，各种弊端也随之产生。正如文天祥（1236～1283 年）所说：“既有宣阃，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抚副使。事权俱重，体统未明。”机构重叠，十羊九牧，重蹈北宋覆辙，这是以文制武体制恢复的必然结果。 (2)各种新军的创立 制置使司的存在侵夺了各都统司的职权，而各种新军的创置，又削减了各都统司所辖兵力。在屯驻大军之外另建新军，开始于高宗时期。当时设立的新军有泉州左翼军、赣州右翼军、循州摧锋军等，这些新军名义隶属殿前司，但实际上独自成军，受当地文臣节制。宋孝宗时增设的新军逐渐增多。其中主要有楚州武锋军、潭州飞虎军、扬州强勇军、江陵府神劲军、成都府飞山军、成都府雄边军等几支。 军都统制。后将武锋军分为四军，移屯楚州。乾道时宋廷又将镇江御前右军3000 多人并入武锋军，定编为1.1 万人。武锋军作为当时最大的一支新军，时而独立成军，时而隶属步军司，时而又由镇江统帅兼领。潭州飞虎军是淳熙时由辛弃疾创立的，有步兵2000 人，骑兵500 人。开始时隶属步军司，后改隶御前江陵军，但实际上受潭州知州、湖南安抚使统辖。直到理宗后期，飞虎军仍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劲旅，号称“虎儿军”。扬州强勇军是淮东安抚司直属的一支新军，驻扬州，开始时有兵1000 人，后宋廷移用镇江府都统司的兵力编额，增编至5600 人，成为淮东的一支劲旅。江陵府神劲军是直属湖北安抚司的一支新军，兵力1000 人，至嘉定时成为京湖制置使司的一支重要部队。淳熙时范成大（1126～1193 年）任四川制置使，教阅成都府禁兵1000 人，改称成都府飞山军。其后任胡元质又选拔四川各地禁兵1000 人，驻于成都，称雄边军。 此外，还有神武、忠勇、忠锐、忠武、忠毅、忠顺、义胜、义勇等等名目的新军，一般兵力很少，或者旋置旋废。因此，孝宗时虽设立了不少名目的新军，但并未侵夺各支屯驻大军的兵力编额，也未动摇各屯驻大兵作为正规军主力的地位。 宋宁宗开禧北伐时，屯驻大军大多腐朽颓靡，一败涂地，倒是各支新军“稍以立功自见”。开禧北伐的失败，说明屯驻大军已衰弱不堪，难负重任，故另组新军的风气也随之大为兴盛。李曾伯说：“自开禧、嘉定以来，军政日坏，各路有制阃，各州有节制，往往侵夺诸戎司权柄，创招军分，理填阙额”，而“沿江诸戎司遂致倒坏”。如鄂州都统司原编额为4.6 万余人，至淳祐十二年（1252 年）竟减至5360 余人。而新组建的各军，却占用了鄂州都统司兵力编额的4 万多人。不只是鄂州都统司，其他如荆南、江州、镇江、建康、池州、都统司，兵力都有锐减。 宋理宗淳祐末，四川4 都统司的兵力合计不过1.7 万人，还不足四川总兵力的2/5。可见，新组建的各军已成为南宋正规军的主力，而原各支屯驻大军却变成了正规军中的一小部分。南宋后期各种新军的编制，大致与南宋前中期的御前军相同。军一级的统兵官有统制和统领，也有都统制和总辖。军下设将，有正将、副将、准备将等统兵官。 宋宁宗嘉定以后，特别是理宗、度宗两朝，在大量创设新军的同时，又陆续任命了不少新的都统制。其中某些兵力较多的新军设都统制，一些制置司、宣抚司等设帐前都统制，不少地区或州府，也另设都统制。南宋前中期，都统制作为高级军职，只有少数人才能获此职务。而到南宋后期，都统制已不能算作大官，都统制地位的降低，是南宋后期滥设滥授和原先10 都统司军事体制崩坏的必然结果。在南宋前中期，总管、钤辖、都监之类的官员，大都成为闲职。但到南宋后期，他们中的一部分又重新成为握有实权的统兵官，不过地位不高，大致与统制、统领相当。这是南宋后期兵制的又一变化。 (3)守内虚外兵力布局的破坏。 蒙古军灭亡金朝后，又把矛头指向偏安东南的南宋。面对其不断进攻和强大的军事压力，南宋被迫调整兵力部署，原先三衙和10 都统司“守内虚外”的军力布局自然也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知枢密院事李鸣复在描述临安府的守备时说：“臣近见田庆余具到步司所管在寨军13600 余人，老病、借差约五千有零外，止管强壮8242人，三千人充采石捍御，五千人仅可管干寨栅及随番救扑。”作为南宋都城守备部队的步军司的兵力已如此单薄，至于其他腹部地区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当时兵力的布署情况，总的说来，就是四川的重兵由蜀道后撤至川东山地，而东南的重兵则由沿江进驻淮汉一带。大量军队集结于沿边，表明南宋前中期那种“守内虚外”的兵力布局已被完全打破。 总而言之，以文制武体制的恢复，各种新军的建立及其逐渐成为正规军的主力，都统制的滥设滥授和守内虚外兵力布局被打破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南宋中后期的兵制同前期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这种变化的不断发展，南宋朝廷也走向穷途末路。 三、水军的突起 从军兵种的构成而言，南宋不同于北宋的最突出特点就是水军的突起。如前所述，北宋时期，因主要战略方向在北边，因而对水军的建设不太重视，水军的数量也不多。但是到了南宋，由于偏安东南，长江和海路成为金元南下的重要通道。南宋在金和蒙古的威胁下，不仅需要在沿江布防以阻止敌军渡江，还需要在沿海设防以防御敌军进攻。江防和海防的极端重要，促进了南宋水军的发展，从而使南宋水军规模大大超过北宋。 (1)南宋前期的水军 宋高宗即位之初，宰相李纲（1083～1140 年）就建议在沿江各要地设立水军，教习水战。但由于投降派黄潜善、汪伯亭等人的阻挠，此项计划被搁置一边，水军建设废弛。因此三年之后，金帅兀术得以轻易突破长江防线，迫使南宋小朝廷一度流亡海上。杨么起义爆发后，以洞庭湖为根据地，依靠水军与宋官军抗衡。宋廷为镇压起义，被迫打造大量战船装备部队。岳飞在扑灭起义烽火之后，将缴获的1000 余艘战船和大批起义军水兵编入所部水军，因此“鄂渚水军之盛，遂为沿江之冠”。刘光世军有李进彦所部水军5100 余人。张俊部未专设水军，但也拥有大小战船380 多艘。韩世忠部也有水军。 除几个大将的水军外，绍兴四年（1134 年），宋廷下令“临安、平江、镇江府、秀、常州、江阴军、太平、池、江、洪州、兴国军、鄂、岳、潭州各置水军，以五百人为额，并以横江为名”。但这项计划并未付诸实施。直到次年，张俊以现有湖南水军及原杨么起义军周信等部为基础，才拼凑成横江水军10 个指挥，大约有5000 人。另外，张浚都督府也有一支不大的水军，屯于镇江。杨沂中神武中军的水军也在平江府许浦镇屯驻。 宋廷还设置了沿海制置使司，专门负责海防。其所属的水军，后来达到“士卒逾万”，“舟船数百”，由曾在庆源府五马山寨领导抗金的沿海制置副使马扩负责阅习水军。另外，张浚谪官福州时，也“大治海舟至千艘，为直指山东之计”。 (2)南宋中后期的水军 自宋孝宗以后，为了防御金军的南侵，宋在沿淮、沿江和沿海陆续设置了20 余支水军，分布在各重要州军。其中主要有：鄂州都统司水军，这是在原岳飞部水军的基础上建立的，有兵数千人，是一支强大的水军。 宋宁宗末，创立兴国军御前防江水步军，编额3000 人。宋孝宗淳熙年间设立江州水军，有兵1000 人，宋理宗时江州水军和防江军共有几千人。宋孝宗时池州都统司有水军1000 人，宋宁宗时增至3000 人，宋理宗时池州有水军和防江军共计8000 人。孝宗时创立太平州采石驻扎御前水军，有兵2500 人，后改驻建康府靖安镇，宁宗时这支水军编额为5000人。孝宗时将太平州水军一部移驻靖安镇后，成为都统司靖安水军、嘉定八年（1215 年）又创置唐湾水军2500 人，嘉定十四年（1221 年）将两支水军合并，并改为御前水军，有兵力5700 多人。理宗时创建建康府龙湾游击水军，编额2000 多人。孝宗时，镇江都统司御前水军编额5000人。孝宗时设江阴军水军，有兵4000 人。理宗时设平江府福山、魏村、江湾忠节水军，有兵约1000 人。平江府许浦水军原驻明州定海县，后移驻许浦，由殿前司水军改为御前水军，最多时员额达1.4 万人，是南宋最大的一支水军。淮阴水军有兵5000 人。两淮水军有兵2000 人。宁宗时创嘉兴府金山水军，有兵1000 人。宁宗时创立嘉兴府澉浦水军，有兵1500 人。理宗时设殿前司浙江水军，驻于临安，有兵2800 人，度宗时增至1 万人。庆元府定海县沿海制置使司水军在高宗时已达1 万人，孝宗时定编为2000 人，后来扩至4000 人。理宗时又扩充至6500 人。孝宗时设沿海水军，编额为1000 人。泉州水军，编额2000 人。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司水军，编额2000 人。 由上述可知，南宋中后期，在沿江、沿淮、沿海各重要的府州军，大都设有规模不等的水军。至于水军的统辖体制，在各个时期也不尽相同。孝宗时一度以“知建康府史正志兼沿江水军制置使，自盐官至鄂州，沿江南北及沿海十五州水军悉隶之”。在当时条件下，要对自长江中游鄂州至杭州湾的临安府盐官县的水军实行集中统一的指挥，是不可能的。加上水军调动频繁。因此，一般情况下，都由当地制置使司等机构负责指挥。各支水军的编制，同其他部队差不多，军下设将，将下设队。统兵官也同其他部队相同。 水军在南宋时期异军突起，成为一个不仅在数量上可与陆军（包括步兵和骑兵）并驾齐驱的一个重要军种，就其战绩而言，也比陆军出色得多，对维持南宋半壁河山，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建炎四年（1130年）的宋金镇江水战中，韩世忠率领8000 水军在镇江江面阻截金兀术10万大军，将金兵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被迫退入一条死水港黄天荡中。绍兴三十一年（1161 年），金完颜发动60 万大军，水陆并举，企图一举灭亡南宋。南宋水军将领李宝（？～约1165 年）率战舰120 艘、水兵3000 人从扬州北上，迎击金战舰600 艘、水兵7 万人的庞大舰队，结果在山东灵山卫附近的唐岛将金水军全部歼灭。致使金海陆夹击临安的企图化作泡影。与此同时，在两淮主战场上，南宋陆军一败涂地。而在采石渡江时，金军却遭到宋水军的拦截，金终以失败告终。若无水军的胜利，南宋小朝廷便难以立足江南，偏安一隅。宋军长于水战的优势，一直保持到宋蒙对抗时期。南宋在蒙古军队的不断猛攻下之所以能苟延残喘一段不短的时日，也与水军的出色表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蒙古铁骑所至，无不望风披靡，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元朝建立后，吸取了以往攻宋的经验教训，改变战略方针，重视水军建设，编练了一支数目庞大的水军，在后来的宋元决战如阳逻堡水战、丁家洲水战、焦山水战和崖山海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南宋随着其水军优势的丧失，终于走向覆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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