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一个夏日，美籍意裔大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与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埃米尔·柯诺平斯基（Emil Konopinski）和赫伯特·约克（Herbert York）在洛斯阿莫斯（Los Alamos）共进午餐，席间聊起了当时在全美传得沸沸扬扬的UFO目击事件，以及同一时期与纽约市垃圾筒失踪有关的新闻报道。当时《纽约客（New Yorker）》上的漫画把这两个热门话题联系了起来，并将责任指向“星际来客”。餐间闲聊气氛轻松，费米表示将两个不相干的现象归结于同一个原因，其实是科研的一个传统。 随后话题开始转向地外生命。显然这些大科学家并没有把与飞碟有关的报道当回事，但对于星际旅行，甚至于超光速旅行却兴趣颇浓。片刻之后，或许在品尝一道美味佳肴期间，费米提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他们究竟在哪？地外生命在哪？ 银河系直径约10万光年。费米认为，如果一个物种有能力进行星际旅行，能够以光速的1%飞行，那么穿越银河系需要1000万年。但银河系的年龄是1000万年的千倍以上，所有技术文明都应该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扩张，并最终移民到银河系的所有角落。一个物种失败了，会有另一个。所以，如果银河系中存在的智慧物种数量可观，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来到地球。然而我们却没有在地球上和太阳系中发现他们。在费米和许多思想家看来，这是一个悖论。 受费米悖论启发，大量的科学文献开始出现。这足以证明费米悖论值得严肃对待，当然它也颇受争议。在科幻小说和电影中，费米悖论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敦促我们从更深的层面，反思人类在宇宙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但是无论是科学界，还是普罗大众，对费米悖论的认识都还是不足的，甚至于还会有意无意地抵制它、忽略它。从意义上来说，费米悖论是一个“罗夏测试”：看待某个问题的方式和态度，能够反映看待者本身具有的某种特质。 费米悖论关心的其实并不只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在地球上发现外星人，它想问的，其实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够在人类的整个“过去光锥”中见到任何地外文明留下的踪迹。过去光锥是我们在理论上所能见到的时空整体，可以一直延伸到几十、上百亿年前，延伸到第一批星系在宇宙中诞生的时期。 2001年，查尔斯·莱恩伟夫（Charles Lineweaver）博士通过计算，得出了银河系类地行星的年龄分布特点。从这一刻开始，费米悖论开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计算结果表明，早在90亿年前，银河系中就已经开始出现类地行星。今天，银河系中类地行星的平均年龄是64±9亿岁。很显然，这个数字比地球和太阳系的年龄都要大。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银河系中，比地球存在时间还久的宜居行星数量很多。假如我们相信，人类，以及人类所在的这颗行星，与其他行星上的文明相比没有特殊性，那么结论就是：其他行星的生物圈及技术发展的平均水平，一定会高于地球的发展水平。如果说人类现在正处于向太阳系移民的转折点，那么其他文明可能已经越过了这个转折点，开始向银河系移民。 近年来，地质化学和古生物学的研究进展表明，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地球生物活动痕迹是距今至少38亿年前遗留下来的，甚至于可以早至距今41亿年前。地球本身诞生至今也不过45亿年。虽然目前我们还基本上无从得知生命产生的具体机制，但是生命的出现过程却在地球演化史的早期阶段中留下了许多证据，这是毋庸置疑的。结论很明显，如果生命在行星形成后不久就能快速出现，那么银河系中所有宜居行星上都存在简单生命的可能性，甚至于某些行星上存在复杂生命的可能性就变得非常大了。 然而地球是个后来者。如果说生命的出现速度很快，那么费米悖论就变得更加让人不可思议了。用物理学家阿德里安·肯特（Adrian Kent）的话来说就是：宇宙静得可怕。 但在现实中，费米悖论实际上并不受重视，屡受嘲讽。嘲讽者中既有尊贵的大学者，如以德拉克方程著称的弗兰克·德拉克（Frank Drake），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葛瑞宾（John Gribbin）。也有一些科学杂志的主编。 无论是什么理由，这其实都反映了一个事实：人类依然认为自己是特殊的。 1543年，两本足以改变人类对自身及宇宙看法的名著出版了。一本名叫《人体结构（On the Fabric of the Human Body）》，作者是比利时医生安德雷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人体结构》奠定了现代医疗科学的基础。它证明人体并不神秘，也是一种物理体系，是可供科学研究的——在本质上和动物体没有多大差异。第二本书名叫《天体运行论（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由一位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波兰博学家所著，这位博学家的名字叫尼古拉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天体运行论》的重要程度绝不亚于前者。它推翻了占据统治地位近2000年，倍受当时政治与宗教势力推崇的传统宇宙观。哥白尼在不经意间，重新定义了“运行（revolution）”这个词，将其从一个单纯的术语，变成了所有领域都通用的，可以用来描述显著性变化的常用标签——“革命（revolution）”。 “哥白尼革命”，有时候又被称作“科学革命”，其使命不仅仅是要确定地球是否是宇宙的中心，不仅仅是要确定太阳和行星是否围着地球转；其真正的使命，是重新思考人类是否是宇宙间最重要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哥白尼革命带来的地球“去中心化”，并不只是一种能够让我们用新方式反思自己的动因，而是一种结果：我们现在变成了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目的。假如地球是围绕一颗普通恒星运行的普通行星，假如太阳是一个普通星系中的一颗普通恒星，那么要赋予人类以特殊性就将失去科学的支撑。“哥白尼主义”总体上认为，人类在空间、时间和其他更为抽象的参量里，没有任何的特殊性。自维萨里、哥白尼与人类中心主义开战以来，我们已经在科学上获得了显著的进步。 但事实上，我们的习俗依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甚至于是自我中心主义。我们会很自然地拒绝承认自然的其他部分拥有和我们相同的基本权益，包括那些与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即使它们的DNA中，有97%是和我们一样的。我们还在污染环境，对生态系统缺乏最基本的敬意。我们治理污染，多半只是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不便。即使是在纯抽象的知识领域，也有人认为物理学是“冷冰冰”的，原因可能是它们不像人类中心主义那样，能够更方便地随哲学和艺术进行传播。“哥白尼革命”已经过去了四百多年，而我们的大脑依然活在中世纪。 人类中心主义让我们忽视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以致于有意无意地忽视费米悖论。我们总是在潜意识里假设我们是特殊的。所以没有人会认真地问出“那些和我们一样复杂、一样重要甚至于更复杂、更重要的家伙在哪里”这样的问题。我们认为外星人不在这里，是因为别处并不如我们这里重要。哥白尼之后，达尔文和弗洛伊德在生物学和精神领域的贡献，更让我们对自己独特性和重要性产生了无穷的幻想。费米悖论本身并没有让我们的特殊性神话破灭，但是感谢它，在哥白尼、达尔文、弗洛伊德等人的基础之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 要接受费米悖论，就需要我们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接受我们是平凡的。很多人宁愿暗自相信我们是特独的，而非直面费米悖论答案的真实可能性。有人认为人类是一个内化的文明，不可能有机会朝太空发展。看轻未来，在潜意识里是想让我们回避费米悖论。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的外星兄弟也做不到，这样我们就可以不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太空探索方面。这是一种改头换面的人类中心主义，会把我们引往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毁掉人类的希望。 正如1983年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所言：
2043年，将是《天体运行论》出版500周年。希望那时候我们能够真正完成“哥白尼革命”，张开双臂，拥抱现代天体生物学必然要面对的深层难题。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代，在人类最大、最古老的谜题面前，人类最顽固的本性正在展露无疑。我们不应该错失这个机会，错过这个，能够与自己身上那种唯我独尊的潜意识斗争的机会。我们应该正视自己被赋予的那种平凡性。只有这样，死一般的寂静才会被打破，宇宙才会不再沉默。 原作：米兰·塞尔柯维奇（Milan Ćirković）（贝尔格莱德天文台高级副研究员，塞黑诺萨维德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编译：老孙 参考：http:///issue/63/horizons/our-attitude-toward-aliens-proves-we-still-think-were-speci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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