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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考入了柏林爱乐乐团卡拉扬乐队学院，在柏林爱乐两年多的学习经历是我音乐历程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卡拉扬乐队学院是上世纪70年代初卡拉扬为培养缺少合奏经验的年轻乐手，帮助他们顺利进入柏林爱乐乐团而创办的。参加乐队学院的这段经历让我从正统的学院学习步入了一个新领域，通过更多实践了解到如何开拓创造性空间，从而进一步地探寻西方音乐的精髓。 那一年，我从200多名竞争对手中胜出，赢得了那个唯一的名额。也许是我临场发挥得最好，也适合他们乐团理念的缘故吧。当柏林爱乐长笛声部演奏家们到爱乐大厅后台向我握手道贺时，我还出乎意料的淡定，直到走在回家路上我才意识到——我成功了！  ▲ 翁斯贝在柏林爱乐乐团演奏马勒《第七交响曲》，小泽征尔指挥 乐队学院的每一位学员每周都有一堂由声部首席单独执教的课，此外大多时间参加乐团的乐季排练和演出，通过实战学习和积累乐队经验。 当年柏林爱乐乐团有两位长笛首席，一位是卡拉扬时代加入乐团的Blau先生，而另一位就是当今的长笛明星Pahud（读音是[pa’jü]，字母h和d均不发音，应译为“帕于”而非“帕胡德”——编者注）。 当时只有Blau先生负责授课，而另一位长笛演奏家Hasel负责我的短笛课程，在乐团里的实战演练则更多安排在Pahud旁边进行。我幸运地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演奏风格和技术，汲取各位吹奏者的优点。 在Blau的第一堂课上，他对我的演奏表示赞赏，但希望我在音色上有更一步的提高。其实我向来用心追求音色，所以不明白他要的音色是什么概念。圈内人都说柏林爱乐有自己独特的音色，可是音色看不见摸不着，尤其是管乐的音色是通过体内发出的气息来营造的，分辨音色靠的是演奏者的听觉，但要把听到的瞬间记住并用身体连通乐器加以再现，这只能靠造化来实现了。 在柏林爱乐乐团我开始学会如何倾听，感受乐团每一位音乐家演奏出来的音色——无论是弦乐、管乐还是打击乐，无论是独奏还是合奏。乐团每一位演奏家也在时刻互相倾听，寻找着平衡点。在不参加演出时我会坐到观众席中去听，再加上Blau和Pahud等名家的指点，我在乐团里努力做到融合，慢慢地我对音色审美也有了自己的判断和设想。  ▲ 与世界著名长笛大师尼科莱合影 我曾在柏林音乐节上听过多支世界级乐团的演奏，在比较后我意识到柏林爱乐在音色上的独特： 这是一种德国式的深沉、淳厚、圆润，是一种富有肉感的共鸣，也许这也是我一开始在乐团演奏时遇到的掌握难点。在指挥棒挥下去后稍过片刻乐团才发出乐音，要让自己的发音达到那样的醇厚质地，身体与乐器是需要时间来准备的。 柏林爱乐的音色十分统一。在木管声部中，每一件乐器的音色都很独特，但演奏家们尽量做到彼此融合，互相衬托，如水彩画不同颜色间互相渗透一般。 直至现在我仍不禁感叹，他们的木管互相衔接时有时分不清是哪一种乐器在演奏。不仅如此，从弦乐、木管到铜管，音色都极为统一，听不出有任何界限而是一个完美的整体，百余号人一起演奏却如同一人。这支乐团的声音张力也极其惊人，他们不断挑战极限，却又没有极限的感觉，仿佛仍游刃有余。  ▲ 与法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布列兹合影 柏林爱乐乐团对待每一次排练都如同正式音乐会，因此我必须做到精神高度集中。大家态度都十分严谨，但氛围却很融洽。乐队首席和声部成员之间，或是乐师和指挥之间都是互相沟通来提出自我观点和建议。每一位演奏家——直至弦乐最后一排的演奏者——都如乐团首席一样拼命，对音乐同样主动，玩的危险而又刺激，这是其他乐团里非常罕见的。 每位音乐家的全心投入令我感到自己肩负重任，我必须让奏出的每一个音符都具备最高质量。他们的齐心协力以及对音乐的热情如洪水飓风般把我裹挟其中，也让我的音乐演绎水到渠成。每一个高潮我都能感受到舞台如沸水般翻腾着，如烈火般燃烧着。超越自我身心极限的挑战让我享受着为音乐献身的无限快乐。 当然他们对乐器的掌控力给他们提供了这般勇气和自信。声部成员在排练中若表现不够理想也不会再为他单独排练，这对我这个新手来说压力很大，一切都在台上见。他们在现场的灵变和创造性让音乐充满了不可复制的活力。  ▲ 与小泽征尔合影 Blau在教学上非常严谨苛刻，但在乐团工作时却会适时保护我。记得有一次一位顶级指挥大师要求我演奏得再大声一点，我即刻点头准备卯足劲拼了，而一旁的Blau却马上对指挥说：“这地方很难，长笛不可能给出更多了。” 指挥家欣然接受。 这不禁又让我想起初入柏林爱乐时那场惊心动魄的音乐会，这也是柏林爱乐候任总监佩特连科（Kirill Petrenko）的首秀。在拉赫马尼诺夫第二交响曲第四乐章起始处，我比整个乐团早进了小半拍，当时我就懵了，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演完的。 音乐会结束后全体起立谢幕，Blau与我握手并宽松安慰我说：“现在你可以和父母说，今晚你在柏林爱乐大厅有一句大Solo！” 这句德国式的幽默让我一下子如释重负。  ▲ 与西蒙·拉特合影 Pahud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长笛演奏家。他突破了长笛长久以来的局限，演奏的张力和气息的控制得到了全面的拓展，他的每一次演奏总会给我带来许多启迪。 在台下他可以和你嘻嘻哈哈，轻松愉快地说笑，但在排练时绝对是要求百分之一百，较真起来的态度绝不是“可怕”这个字眼可以来形容的，而是会让人觉得尴尬。正是从他这里我学到很多演奏和运气法的诀窍。 记得有一次我们演的一首现代作品中有一段长笛华彩段落，从我担任的第二长笛开始，把第一长笛引入。音乐会后木管和弦乐“大佬”们都向我祝贺，有些同事说“你的音色太棒了，和Pahud非常融合，不用眼看的话都分不出来是谁在吹。”我当时很欣慰，不过我不希望自己去模仿任何人，我有我自己的审美和个性，也希望以此去努力追求更高的境界。 Pahud总是有问必答，我一有机会就吹给他听，总能得到很好的指点，之后他还感谢我与他在艺术上的交流。真正的音乐大师让人崇敬的不只是高超的技艺，更是他的人格。  ▲ 作为第二长笛与Pahud一起参加柏林爱乐乐团演出 目前柏林爱乐乐团里只剩15位卡拉扬时代的演奏家。从卡拉扬，阿巴多到如今的拉特，柏林爱乐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总监的更替，乐团的音乐品味和声音个性也在变化，但自身的独特个性和传统依然得到保留。 我常常想，这就像生命的延续一般，无论相隔多少代、无论在哪里，通过身上的DNA总能找回生命延续的起源，这是何等的神奇！  人物小档案：长笛演奏家翁斯贝 现任澳门乐团长笛首席，出生于上海音乐世家，其父是著名笙演奏大师翁镇发。她曾多次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2004年慕尼黑国际音乐大赛(ARD)中，成为该比赛有史以来首位获奖华人长笛选手。2002-2008年加入柏林梅纽因现场音乐协会（Yehudi-Menuhin Live Concert）。 1999-2002、2002-2005年分别就读于德国柏林艺术大学及慕尼黑高等音乐学院，先后师从安妮特·施塔科尔伯格（Annette von Stackelberg）、卡尔海因茨·佐勒（Karlheinz Zöller）、安德拉什·阿多扬教授（András Adorján）教授，获德国“大师班最高演奏家文凭”。2005年考入柏林爱乐卡拉扬乐队学院，成为柏林爱乐木管声部历史上首位中国人，受该团长笛首席安德雷阿思·布劳（Andreas Blau）和艾曼纽·帕于（Emmanuel Pahud）指点，参与国际知名音乐节的演出，如萨尔茨堡音乐节、爱丁堡音乐节、伦敦BBC逍遥音乐会、柏林音乐节、瑞士琉森音乐节等。 她以独奏家身份在中国各地举办个人独奏音乐会并和乐团合作演出，包括香港中乐团，香港室内乐团和厦门爱乐乐团等。 2016年受上海音乐学院邀请举办室内乐大师班，受香港电台邀请任“驻台艺术家”，今年成为中华青少年交响乐团导师。已故长笛大师及教育家尼柯莱（Aurèle Nicolet）曾赞誉她：我深信中国在世界长笛界会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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