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探古吉安庐陵历史和文化（上）历史篇

探古吉安庐陵历史和文化（上）历史篇

――吉安古庐陵的上下五千年演变及其历史文化概略

 

文/01一线

 

吉安地处江西省中部西南门户水陆要冲，揽罗霄山脉中段，据赣江中游富饶的吉泰平原。其“咽喉荆广、唇齿淮浙”由来已久。是西接湖南和连接南北东地区的天然纽带；上可溯赣江沟通闽粤，下可泛鄱阳湖与长江相联，顺抵长江下游发达省市，在江西省地理上占有特殊位置。从地势上看，扼湖南、江西南省咽喉孔道，地势极为险要。古有“郴衡湘赣之交，千里罗霄之腹”之称。这里中部为崇山峻岭，两侧为低山丘陵，可谓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层峦迭峰，地势险峻。

吉安古称庐陵，核心区域在吉泰盆地，大致相当于今吉安市辖境。广义的庐陵指现在整个地级吉安市，狭义的庐陵指庐陵县（今吉州区、吉安县、青原区范围，不含天玉镇、富滩镇）。

吉安古庐陵是江西建制最早的古郡之一，是与洪都、临川同为赣文化三大发源地之一。自古乃人文渊源之地，“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写春秋”，孕育了自成一系的江右庐陵文化。吉安素有“金庐陵”、“江南望郡”、“山水福地”、“文章节义之邦”、“状元之乡”、“才子之乡”、“庐陵风光半姑苏”、“将军市”、“红色摇篮”、“革命圣地”等美誉。

目前，吉安有革命摇篮井冈山、武功山、青原山、资国寺、羊狮慕、白鹭洲书院、吉州窑、庐陵文化生态园、文天祥纪念馆、渼陂古村、陂下古村、快阁、槎滩陂、遂川梯田等著名景区景点。

一、吉安古庐陵的起源

庐陵作为吉安一贯始终的地名是如何得名？《水经注》说庐陵县是因泸水而得名。而笔者认为，庐陵起名源于吉安山水与宁静的屋舍。单从字面理解，“庐”，与房屋有关，意为田中看守庄稼的小屋。按《说文》：庐，寄也。秋冬去，春夏居；按《广雅》：舍也；《汉书·食货志》：田中屋也，余二十亩，以为庐舍。按《左传·襄公三十年》：庐井有伍。按《诗·小雅·信南山》：中田有庐，疆场有瓜。还有古人于父母或老师死后，服丧期间守护坟墓，在墓旁搭盖的小屋居住。结庐：构筑屋子。人境：人间，人类居住的地方。源于陶渊明诗句:“《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可见古称庐舍和坟墓皆与房屋有关。再说“陵”字，《说文解字》：陵，大阜也。《诗·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肴有二陵焉。《国语·齐语》：陵阜陆墐。《易·渐卦》：鸿渐于陵。《聊张衡《西京赋》陵重巘。《乐府诗集·鼓吹曲辞一》：山无陵，江水为竭。斋志异·促织》古陵蔚起。“陵”从阜从夌。阜，大土山；夌，攀越。合起来是“攀越大土山”的意思，引申为“登上、升”义，循陵而走。陵，后来为“帝王的坟墓”专用，有其”专用的升天通道（之处）“的意思。大土山：山陵。丘陵。陵谷迁变（简作“陵谷”）。高大的坟墓：指陵园。陵墓。陵寝。古同“凌”，侵犯，欺侮。单从地名来讲，湖南有醴陵、茶陵，湖北宜都北有古夷陵之说等等。庐山来源也有一种传说，早在周初（大约公元前十七十六世纪），也有说在周威烈王时候（即公元前四世纪），有一位匡俗（裕）先生，在庐山学道求仙。在庐山寻道求仙的事迹，为朝廷所获悉。后来人们美化这件事把匡俗求仙的地方称为“神仙之庐”。并说庐山（匡庐）这一名称，就是这样出现的。因为“成仙”的人姓匡，所以又称匡山，或称为匡庐。

笔者觉得，吉安古时所以称庐陵，与醴陵、茶陵起名同出一辙，盖因雕珑画栋俨然的屋舍和少有的山岳与广袤绵延的丘林有关。再说庐与芦、庐与泸，皆因江南的人间居住与山水及岸边的芦苇有关。至于《水经注》说庐陵县是因泸水得名，笔者猜测，盖因泸水与赣江汇合在现吉安古城神岗山有关。

二、吉安古庐陵的历史变迁

历史上，夏商时代（约前21世纪～前1066）庐陵地为中原九州之一的扬州西南境域；西周（前1066～前221）属周文王五世孙周章封地；春秋属吴。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年），地入越。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地入楚。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秦灭楚，建九江郡。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36郡，始置庐陵县，归九江郡。辖境约相当于今天安徽、河南淮河以南，湖北黄冈以东和江西全省（秦时置庐陵县、新淦县、南壄县），为九江郡历来范围最大之时，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寿春镇），因此地有众多水泽而得名。

秦末汉初楚汉之际，九江郡割西境置衡山郡，割南境置庐江、豫章二郡，九江郡范围大大缩小，只包括今天安徽省中部淮河以南、瓦埠湖流域以东、巢湖以北地区。汉豫章郡治南昌，辖境大致同今江西省。西汉后期隶属于扬州刺史部。豫章郡，汉书但云“高帝置”。周振鹤认为是高帝初年分庐江郡所置。豫章郡，治南昌县，辖18县，庐陵县在之列。

高祖元年（前206），秦亡，楚汉争霸，英布为九江王，庐陵县属九江王国。汉高祖五年（前202），颖阴候灌婴渡江平定楚地，分九江郡立豫章郡，领18县，庐陵县属豫章郡。新始建国元年（9），改豫章为九江郡，改庐陵为桓亭县。东汉洛阳建武元年（25）即长安的更始帝三年。桓亭县复名庐陵。汉和帝永元年间，豫章郡增置三县：临汝县、建昌县（分庐陵置）、石阳县（分海昏置）。顺帝永和五年（140年），豫章郡领21县，庐陵县在之列。灵帝时又理置数县。东汉初平二年（191），分豫章立庐陵郡，县名高昌。东汉兴平元年（194年）孙策攻破严白虎等事变后，属吴国领地，析西昌置东昌（今吉安县永和镇）。东汉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或建安五年（200年），孙策分庐陵、雩都等县置庐陵郡。治所西昌县（今泰和白口城遗址）。辖西昌、高昌、石阳、巴丘、南野、东昌、新兴、吉阳、兴平、旧城10县。

西晋初，庐陵郡辖西昌、高昌、石阳、巴丘、南野、东昌、遂兴、吉阳、兴平、阳丰10县，治西昌。晋太康元年（280），庐陵郡治迁石阳（今吉水县东北10公里），东昌属之。西晋元康元年（公元291年），置江州，庐陵郡属之，郡治迁石阳县（今江西吉水县城东北8千米处）。东晋咸康八年（公元342年），迁石阳县于今吉安市区孔家湾附近，仍为庐陵郡治。晋太康元年（280），司马炎平吴，庐陵郡治迁石阳，县属沿旧。咸康八年（342），庐陵太守孔伦移庐陵治于今吉安市区，石阳县随徙。

南朝梁天监元年（502），武帝灭齐，高昌县并入石阳县，隶属庐陵郡，郡县同治所。隋开皇十年（590），改庐陵郡为吉州，改石阳县为庐陵县。次年，撤销吉阳（今吉水）、兴平（今永丰）、阳丰（今永丰）三县，并入庐陵县，隶属吉州。大业三年（607）。改吉州为庐陵郡，庐陵县隶属不变。唐武德五年（622），复置吉州，庐陵仍为附廓县。开元二十一年（733），江南道分东、西二道，庐陵县属江南西道吉州。

天宝元年（742），改吉州庐陵郡为吉州，县属不变。十国吴天祐六年（909），庐陵县属杨吴领地。南唐保大八年（950），析庐陵水东11乡置吉水县，庐陵县仍为吉州附廓县。北宋元祐七年（1092），庐陵的同水乡与吉水的顺化乡互易（顺化乡即纯化乡）。南宋景炎二年（1277），忽必烈设立江西宣慰司，改吉州为吉州路，庐陵县隶属如故。元元贞元年（1295），改吉州路为吉安路，吉安之名始于此，相传取吉州和安福州首字为名，寓“吉泰平安”之意，庐陵县仍属之。至正二十二年（1362），朱元璋兵取江西，改吉安路为吉安府，庐陵县属吉安府。辖9县。清乾隆八年增置莲花厅，领9县1厅。明洪武九年（1376），改江西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庐陵县属江西布政使司湖西道吉安府。崇祯十六年（1643）十一月，张献忠克吉安，改吉安府为亲安府，改庐陵县为顺民县。次月，复称吉安府庐陵县。清初沿明制，康熙二十一年（1682），湖西道废，吉安府直属省。雍正九年（1731），庐陵县隶属赣南道吉安府。

庐陵郡是中国汉朝至唐朝的一个郡置，其范围历代均有变化，隋唐两代曾有数次改为吉州，又复为庐陵郡。唐乾元元年（758年）再改吉州。此后未再恢复庐陵郡名。

三、吉安古庐陵的演变进程

吉安博厚，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吉安的上下五千年大致经过神话传说时代、农耕封建时代和农耕陶手工业时代。这里简述吉安古庐陵的上下五千年两个时代的风貌和社会历史大致演变过程。

（一）、神话传说时代

　　吉安山水形胜追溯宇宙轮演，大地经历洪荒时代、远古时代、古时、近世、现今。洪荒时代又分混元、洪元、太初三个时期。远古时代也分为太古、上古、中古、下古四个时期，每个时期又有初、中、末三个阶段。大约50亿年以前太阳系形成，49亿年前地球雏形诞生，但两极磁场尚未形成，流星体冲击地表，那时地球的地壳很薄，温度极高。遍地烽火，熔岩横溢，此后经历了二叠纪，三叠纪，侏罗纪，直到人类诞生早期。造山运动引发了洪水，最后一次在人类早期被记录下来，指地球上的早期“洪水”。洪荒是地球形成以后世界混沌蒙昧的早期状态。

　　传说一片混沌的宇宙核心处诞生了混元老祖盘古大帝。盘古大帝劈破混沌，开天辟地，形成天和地。宇宙乾坤按自然天道法则运行，天地万物必须遵循自然天道法则，否则，天诛地灭。洪元时期，混沌万物中的盘古神族还十分弱小，无力同洪荒神兽仙禽抗争。太初时期，一场天劫杀灭了混沌神兽仙禽。从此，天地间最强横无匹的混沌神兽仙禽在宇宙天地中绝迹。天劫过后，大小不等的天灾地难频发。

再后一场天劫造成大地又一次洪荒，世界流传“大洪水”的传说，西方有“诺亚方舟”，东方《山海经》有“大禹治水”之传说。谢灵运《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详观记牒，洪荒莫传”，然构成吉安的地貌，按地理之说，永和镇西坑村留传有赣江东西两岸的《七姑岭和雷公榭》这里最早的一个神秘传说。至于气候，由于赣江水系及山形地貌调节，吉安自古春夏秋冬，风调雨顺，四季分明。唯独清明时节，吉安不但留传，而且实际也存在清明节的前三后四，一般会出现《缺臂龙的传说》的这种局面。这些传说表明了吉安一带的天时地利演化。

山水风光历来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古吉安在最早的《水经注》有记载：“洣水发广兴县太平山。”广兴县是莲花地头上晋代建立的县，洣水是茶陵水，是湘江一级支流，发源于罗霄山脉，其源头在湖南的桂东，而《水经注》则认为源头在茶陵、莲花、永新的大山里，茶陵的古代县治在源头之上，后人为加以区别将这里的源头称为茶水、泥水，还有一种可能，在远古时代，这里的水系确实要大的多。

太平山是个被人遗忘的山名，但太平山自古不太平。罗霄山脉在这里造成一道神秘的山谷，是赣江与湘江在上流连接的陆路通道，商旅战争假便于此。吉安的井冈山雄峙一方，其战略位置在古代就十分重要。炎帝葬于茶山之尾，有很大成分也与战争相关，中华民族另一祖先蚩尤是三苗百越的头领，炎帝与蚩尤大约在井冈山地区也有过征战，少昊由东向南大约也跟这里的山林相关。

据《吕氏春秋》记:“神农死托祀南方”。《汉书》记：“南方之神炎帝”。晋代皇甫泌《帝王世纪》：“帝葬长沙茶乡之尾是茶陵。”宋代吉安人罗泌则亲往茶陵考证，将炎帝葬茶山之尾载之于《路史》。有茶乡，则有茶山，远古时，不仅仅有炎帝在这一带活动，还有另一个古帝叫少昊氏。是东夷部落的首领，又称青阳氏、云阳氏，武功山绵延至茶陵、攸县、安仁则叫云阳山，有少昊氏帝陵在。明代《名胜志》记：“史记炎帝葬于茶山之野。茶山，即景阳山也，以林谷间多生茶茗，故名。”清嘉庆《茶陵州志》记：“景阳山在州东，接江西吉安永新县界，一名茶山。”景阳山，山在东方，迎东山之阳，其景万千。

黄帝之子少昊氏是东夷部落的首领，东夷也称干越，他们依托山林与南方蛮荆融合有了百越杂居。少昊氏以鸟为图腾，驯鸟为家禽，以鸟名百官之职，而这里有一则鸟的故事耐人寻味。唐《初学记》有庐陵木客鸟的故事，古庐陵在泰和，在井冈山之东，与安成、茶陵古县互为呼应。故事说木客鸟号令严明，鸟的首领各有等级，飞集有度，这与少昊以鸟官统率东夷有相似之处。木客鸟传为伐木人所化，伐木人又传为秦代建阿房宫逃避深山的工匠，另有传说木客是隐居深山的百越山民，故事给井冈山增添了神秘的色彩。现在的井冈山则是客籍与土籍山民杂居，伐木人会不会是他们的祖先则另需考证。而古代战争往往在这里砍伐大木建造大船直下长江，夺取中原。

罗霄山脉有武功山、万洋山、诸广山。井冈山现已替代万洋山甚至包括了武功山、诸广山的部分山岭，令世人瞩目。武功山旧称罗霄，泸潇，现在仍以罗霄统称一座大山脉，号称武功根盘八百，今八百里井冈。清代《吉安府志》有永宁山，宁冈山之称。今称井冈山市，很明显这是以县名山的。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依据《郴志》称其为石舍山，山有石室，名舍，或以为石令山，又称为万羊山，现写作万洋山。石舍山连接吉州泰和，延袤数百里，跨永新、及湖广桂阳、茶陵州界。井冈山中心区域没有石室或岩洞名称，大洞在永新、莲花、茶陵一带，莲花在隋唐时就有六峒之称。石头房子却在武功山金顶，是道教神殿，湖南人每年有龙章会前去祭祀。

唐代王勃有诗：“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荆蛮而引瓯越。”从地理大势上看，井冈山分水赣江、湘江，伐木直下中原，可说是牵一发而动全局。荆蛮为楚地，井冈山之东遂川、万安有赣石十八滩，孟浩然有句：“赣石三百里，沿洄千嶂间。”这实际上是控制了进入赣南、南粤、八闽的要道。而西北有茶陵、莲花界化垅、棠市垭口，号称吴楚雄关，元代高僧天如惟则写道：“白云峰在夕阳边，目送吴云入楚天。”白云峰为禾山高处，看吴云通过垭口入楚十分壮观，这是宏伟壮丽的自然景观，也是一种文化南行西进的人文现象。

（二）、农耕封建时代

吉安古代庐陵有山有水，造山运动所留下的奇峰峡谷，峰峦起伏，险峰奇立，形成了住可守、攻难破的天然地势，为发展农业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1、吉安古庐陵的封建农业与初期手工业

吉安市是人类在南方较早栖息和开发的重要地区之一，也是古今理想创造神话之地。吉安因为这里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在这里出现了最早的人类。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披荆斩棘，生息繁衍。吉安市河东案山古文化遗址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吉安新干县境内有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炎帝神农氏作为中华民族第一个由渔猎转入农耕的氏族部落族，创造了中国的农业文化，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之源。12000年时期前，从神农起姜姓部落共有九代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尊称，号神农氏，也称五榖神农大帝。他们经黄河中下游，陕西宝鸡清姜河流域、沿着黄河南北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一部分顺渭水东下，沿黄河南岸向东发展。炎帝部落作为早期华夏族的主干，在其从弱到强，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其迁移和活动空间必然是从点到面不断扩展扩大的，已有多处地方留下有关炎帝生平、发祥地及其活动区域的传说与历史遗迹。其中有陕西、湖北、湖南、山西、甘肃、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他们亲尝百草，发展用草药治病；他们发明刀耕火种创造了两种翻土农具，教民垦荒种植粮食作物；他们还领导部落人民制造出了饮食用的陶器和炊具。教先民制耒耜，种五谷，制作陶器，改善生活。

吉安古为干越之地，其稻作文明承继神农遗风，山沟沟里出土了不少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中华民族始祖炎帝在这里刀耕火种。罗霄山脉在远古就是茶山，景阳山，伟大的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帝曾在这里尝百草，播五谷，农耕文明在这里显露曙光。吉安井冈山地区至今仍将熬中药和女儿出嫁要备茶礼统叫煎茶，这是起源于炎帝茶山文化。

2230多年的东周时期，吉安新干、吉泰盆地就成为了战国的著名粮仓。1800多年前的东汉时，吉安地区开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南齐朝，又辟为焦度将军的封邑。唐末五代，“民聚其地，耕且陶焉”。宋时永和镇吉州窑更是见证了吉安的历史文化辉煌。

草市，柴草市指其中稍具规模者，但尚未发展成为镇市的民间交易市场。明《东昌志称》这里的柴草市，指的是吉州窑一带柴草交易市场。与柴草市齐名的，比如还有今泰和县的禾市和马市，马市名字的来源同样是因为这一带就是早期的牲畜交易市场。随着时代的变迁，虽然早已没有人在这里从事这些交易，但有的名字却沿用至今。

中唐以来，随着小农经济商品性生产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民营小手工业的日益发展，农民们对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一方面希望能够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剩余品，另一方面又能买进他们所缺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必需劳务。唐制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农民们只能到县市去进行交易。唐代一县之地，少则方圆数十里，大的占地百里以上，边远地区的农民若想当天往返于县市就很不现实，于是在人口密集的居民点附近，市集就应运而生了。它们在本地乡村社会的需要中崛起，最初独立于政府的控制之外。市集的名称不一，最普遍的称呼是草市，荆南和岭表则称墟市，四川有时称霞市，江南有的地方则称亥市。根据加藤繁先生的研究，草市一语至迟始见于东晋，然而它的蓬勃发展及在五代十国时期的草市镇发展研究文献记载中的大量涌现则是中唐以后的事。

五代十国时期（907—960）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分裂割据时代。此间，随着各国内部局势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草市在唐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北方草市的大量兴起在唐初，北方的交易场所是以一问或数问的草店为代表。它们可能是“草店数间”，固也可能是“驿边起店”。

中唐以后，草市出现于北方，如德州安德县黄河北岸有灌家口草市，汴河岸上也有草市。这恐怕与唐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南轩此有关。但总的来说，草市的数量仍是廖若星辰。降至五代，在北方涌现出了大量草市，首先是区域中心城市周围，草市簇拥。作为五代时四朝首都的开封，是漕运经过之处，由于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到后周时，城内就拥挤不堪。此外，在洛阳周围，也是草市丛生。其次，除两都之外，各州、县城关也有很多草市。滑州城外濒临黄河的地方有草市。后晋天福二年，魏州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叛乱，遣兵渡黄河，“焚草市”，所指的即滑州城外之草市。汾州城下也有草市。宋州南抵汴渠五里有东西二桥，其地有草市：“舟车交会、居民繁多，倡优杂户厥类亦众”。可见此地草市内，不仅定居人很多，而且还有相当规模的娱乐活动。从五代到宋初，该市“官府罕至，舟车所聚，四方商贾之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其繁荣程度，连宋州的州市都无法比拟。五代时，草市一词，频频见于北方政府之公文。如周世宗《京城别筑罗城诏》中有：“及兴置宅灶并草市，并须去标帜七里外。”说明随着草市经济地位的上升和草市内居民的增多，政府在加强对其控制的时候，也对其合法地位作了肯定。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的九国不仅战乱较少，而且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随着人口的大量南移而获得了南北经济技术大交流的罕见机缘，故而能在唐朝南方经济发达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草市的发展情况也不例外。众所周知，唐时，南方水道线上的草市就很发达。江淮流域，“草市尽迫水际”；①长江中游也是草市密布；③四川地区也有鼓州九陇县水坝头的堋口市、③盐亭县的雍江草市、④雅州严道县的遂斯安草市⑤等。降至五代，这些草市经过进一步发展，规模壮大、收入可观。南方各国政府大多将他们置镇来进行控制，也有的上升为县治所在地。故五代时草市发展的另一重要趋势是南方草市的大批镇市化。湖州的水口，唐时为一草市。坐落在著名的茶山顾渚山下，杜牧有《人茶山下宿水口草市绝句》一首。以后这个草市经过唐未五代的发展，成为湖州长兴县一个著名的市镇。其繁荣历两宋而不衰。唐未五代至宋初，湖州这样的市镇发展到24个。宋初基本反映的也是五代时的发展情况。这些市镇直到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还存在16个。此外吉州（今吉安）太和（今泰和）县的龙泉场和万安镇，皆因地产木材而置镇。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山中尤多枫树，其根破之，文若花锦。人多取为几案盘器，又集以它木，晤为禽鸟花草，色像如画，它处所未见也。可见龙泉一带由于木质精妙，他处所无，故而镇市发展较快。古代，水路运输一直是我国运输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南方，镇市多兴起于便于货物集散的通航河道的沿岸。江州德化县之星子镇，杨吴时置镇，镇内有神林湾，夏秋水涨，商旅萦纡牵舟循绕，人力疲劳，又号“西疲湾”。但因地当要津，为商旅必经之地，故杨吴时置镇，宋时升县。五代时期南方各国总的升县镇数为40个，北方为10个，南方镇市的发展速度远超过北方，南北经济发展上存在着不平衡。五代时，不仅南北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南方各国之间镇市的发展也存在差异，南唐和闽发展较快。尤其是南唐，新置镇市为15个，镇市升县数为23个，居于南方各国之首。吴越升县镇数虽不多，但国内镇市却不少。仅湖州一地，就有镇市24个。相对而言前后蜀和楚稍为滞后，南汉则不见于记载。总的趋势是交通、经济发达的东部、南部沿海地区镇市数量多、发展快；而广大的中部和西部地区镇市数量少，发展慢。这恐怕与当时各国人口密度有关。人既是促进商品生产、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也是雪商业服务或市场面向的对象。人口的数量与密度直接影响市镇分布网点的疏密。

一般来说，人口数量多、密度大，需要消费的商品数就多，市镇的分布就越密集；反之，则比较稀疏。长江航运线很早就是我国最大、最重要的内河航道。五代时运河不通、南北交恶，故东西向贸易（指蜀与吴及南唐）就异常活跃．而鄂州，地处汉水、长江会流之处，为“百越、巴蜀、粥、汉之会”乃长江中游一重镇。是入蜀下吴船支的中转商埠，故沿江之镇市也就随之发展。五代时，鄂州之羊山镇、鲇渎镇、永安镇、青山及通华镇，大冶场院都于吴及南唐统治时期置县，江州也处于东西交通的枢纽地位，西连川蜀，东接江淮，唐人就说江州是：“江涵九脉，缗钱粟帛动盈万数，加以四方士庶，旦夕环至，驾车乘舟叠毂联樯”。五代时期随着长江航运线的繁忙，江州的地位更为重要。这就反映了山区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五代时升县的镇市除具备上述一般性的地理特征外，他们各自的发展又有何特点呢?以南唐以例，略作说明：首先，在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之处，镇市升县较为普遍。如吉州之萧滩镇，以地当冲要，升为清江县。其次，在商品性农副业产品基地，镇市也有较快的发展。吉州太和县龙泉乡什善镇，因地产木材，南唐保大元年置场，周世宗显德五年升县。再次，还有一些镇市，由于离县城较远，经济发展、人口增多后上升为县。如洪州之靖安，本建昌县地。

草市镇发展原因五代十国时期，草市镇何以会有这么迅速的发展，其原因何在呢?我们认为：最基本的原因是农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业领域内商品化倾向的加强和农村中民营小手工业的发的发展。南方经济作物的大片种植五代时期。一方面农民不必再用宫铸的伪劣农器，另一方面民间的铁器铸造业也得到了发展的机遇。此外，陶瓷器的主要器皿，如碗、勺、盆、罐、钵等，虽有精粗之分，高低级之分，但都是人民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故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中越窑的青瓷、湖南长沙铜官窑的釉下彩色钵和贴花纹水注、华北的自瓷钵都是唐未五代畅销国内外的优质产品。器物以日用的碗类居多。尽管九世纪以前，中国陶瓷已远输各地，但作为重要的贸易商品出现，却是晚唐、五代时期，这一时期中国陶瓷不仅输往东亚、东南亚各国，对南亚、甚至更远的西亚和东北非各国都有输出。这对陶瓷产地的经济发展是大有裨益的。丰富的考古发掘遗址也证明这一时期南北方确有许多民窑。北方有耀州窑（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磁村窑（山东省淄博市郊）、扒村窑（河南禹县）、西关及窑沟窑（河南密县）、邢窑（河北临城县的岗头、祁村、西双井）、定窑（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山村）。南方有吉州窑（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西侧）、萧窑（安徽萧县白土镇）、龙泉窑（浙江龙泉县）。分布广泛的窑址，其产量肯定是可观的。上述手工业品多是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其面向的市场也主要是农村，这就为农村草市镇的繁荣注入了活力。然而农业领域内商品化倾向的加强和手工业的发展仅是草市镇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统治者正确的市场和商业政策，它们不会自发导致草市镇的繁荣。五代时期的立国者，大多起子草莽，有的还亲自从事过商业活动。他们对地方财源的所在和经济的作用比从小久居深宫的统治者有更清楚的认识。当他们建立割据政权后，面对满目疮痍的景象和来自邻国的压力，不得不采取发展经济的措施，以期在竞争的态势下获得生存并谋求发展，因而在政策的制定上，跟唐代相比，显得灵活而实用。五代十国时期，各国统治者对城市商业和市场的发展大多采取了一种宽松和吸纳的政策。这个时期草市镇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唐代。不仅南方草市大量置镇、镇市大批弄县；北方也涌现出一批草市并有大量镇戍自镇市、州、军、县转化。这一时期草市镇的发展，还开启了宋朝市镇大发展的新局面，正如尹进先生所说，宋朝我国出现了封建社会个性的市场经济，或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其名著《宋代商业史研究》中也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宋代“全国市场的形成”。而宋代这种雄厚的发展，实奠基于五代。故五代十国在草市镇的发展史上，占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席。

总而言之，唐初北方草市的大量兴起如吉林市的柴草市，指的是目前的长春路西南窑一带，如华州的三家店，河南府洛阳伊水东草店等，这些都是在北朝道店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唐以后，尽管草市大量兴起于南方，却并未得到政府的认可，也不预于地方建制之列。当时的州郡地志根本不记载这种州、县坊市之外的草市。政府的公文也绝少提到。五代十国时期，又促进了北方南方草市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宋朝时开启了市镇大发展的新局面。

吉安井冈山之北有禾山，是永新、莲花、安福的界山，禾山在唐代领导过罗霄山脉中部山岭，旧史称禾山五百里，连接郴衡，这也与今天的井冈山五百里说法一致。禾山产嘉禾，嘉禾又称太禾，泰和，以之名县，唐代泰和县一统永新、莲花、遂川、宁冈、万安。几条河流由罗霄山脉分源，东流入赣江，西流进洣水。这五百里井冈，井冈山也在统率千山万壑，细想起来，这是恢复其远古历史地位。

吉安是江南粮仓。“金庐陵”是对吉安古代农耕文明的赞誉。“金”是比喻金灿灿的稻谷。泰和在宋代出了中国第一部《禾谱》，吉安井冈山邻边茶陵到今天还能看到野生稻。农耕发展又造就了唐宋以来的人文进步，庐陵文化与湖湘文化在这里交融，耕读文明曾一度达到顶峰，产生了武功道教、禾山禅宗宗教文化，养育了像泰和罗钦顺、安福邹守益、永新颜山农、莲花刘元卿、茶陵李东阳一批学者诗人，哲学思维和文学诗篇一度达到顶峰，吉安井冈山地区历代进士近3000人。

宋时吉州窑所在地永和镇“东坡井”表苏东坡农学家曾安止，曾为其所著《禾谱》补写了农具图，作《秧马歌》。吉安三面环山，北向开阔，遍布丘陵溪流沃野，水沛林茂，四季分明，适合稻豆油耕种和人类居住。大型的新干战国粮仓遗存，是远古农耕发达的明证。古庐陵以“江南粮仓”闻名，宋代朝廷每年调运贡粮600多万石，仅吉州一地供应五、六十万石，占全国十分之一左右。以此促进了漕运粮船的制作和槎滩陂等筑陂修渠业的兴起。金灿灿的稻谷，孕育了富庶与安康，滋养着浓郁的农耕民俗。在水映蓝天、鸟鸣花香的明媚春色里“开秧门”；在阳光灿烂、稻谷浅黄的夏日，邀亲朋“吃新”，祭祀谷神土地，洋溢着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吉安还是著名的茶乡。好山出好茶，遂川狗牯脑山，就出产一杯好茶狗牯脑，因巴拿马获金奖而名扬海内外。一杯好茶狗牯脑，简简单单的七个字，说出了茶的好。叶片细嫩均匀，碧色中微带鹅黄，表面着一层柔软细密的绒毛，泡出的茶水，清澄而金黄。茶味清凉、芳醇、香甜，沁人肺腑。虽说名字没有碧螺春、龙井那么斯文雅致，但喊一声“狗牯脑”，一如叫自己的毛头野小子，亲切入耳。薄雾沁过的嫩芽，微雨洗过的静叶，经过制茶师傅在铁锅里反复翻腾，就着头顶的阳光一起揉搓，入味。陶壶浸泡，茶，活了，人，醉了，连同吉安的堆花、冬酒、豆腐、井冈山的红米、峡江的米粉、永丰的板粟、泰和的乌鸡、安福的火腿、永新的狗肉等等一同装点着春天的诗行，印证着吉安人间的美好愿望。

吉安这里山连水、水连山，峰回路转、彩云飞驰，处处有引人寻趣的景色， 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还使吉安自古享有“金庐陵”的美誉，被称为江南大地上的彩色明珠。当前，“乌鸡、金桔、狗牯脑”是吉安地方特产三宝。此外，峡江鲥鱼和米粉、万安红玻璃鲤鱼和金丝枣、安福火腿、遂川板鸭美名天下扬。

2、吉安古庐陵的封建手工业

吉安新干县大洋洲程家村沙洲商代青铜王国，现在是这里最早的工业发现。目前发掘的大洋洲镇程家村商代大墓遗址兴许出于殷墟时期的工业文明。

而据《后汉书》、《三国志》的地理志记载，东汉献帝兴平元年孙策分豫章立庐陵郡。即东汉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孙策析西昌置东昌县（今吉安县永和镇），分豫章郡置庐陵郡，辖西昌、高昌、石阳、巴丘、南野、东昌、新兴、吉阳、兴平、旧城10县。《晋书》地理志有云，吴置庐陵郡下统十个县：西昌、高昌、石阳、巴丘、南野、东昌、遂兴、吉阳、兴干、阳丰等，唐武德八年，东昌并入太和县（改泰为太），属吉州。唐永淳元年（公元682年），迁吉州城庐陵县于今吉安市区北门街道辖区内。东昌隶属庐陵县（注：笔者推测）。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吉州为庐陵郡，太和属庐陵郡。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庐陵郡复改吉州，太和属之，直至南朝。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置吉州庐陵郡军事。至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庐陵郡又复建东昌县。其地理位置在今泰和县西，吉安市南，治所在永和。过去有人认为东昌县是建于南北朝时期，或认为宋元丰年间所建。如《青原山志》中谈到：“青原山对江，为永和东昌镇，齐后军将焦度，封东昌县子，则东昌为县矣！”据《南齐书》焦度传说，南朝宋顺帝（477-479年）升明元年冬（477年），沈攸之发动事变，焦度平定沈攸之事变有功，则“转后军将军，封东昌县子，东宫直阁将军。”这里只说封焦度为东昌县的子爵位，东昌县并非建于此时。又《东昌志》钟彦祥《东昌图境记》中谈到：“永和名东昌，地旧属泰和，宋元丰间，割属庐陵，隧以泰和为西昌，永和为东昌，东昌之名肇于此。”史实说明，宋元丰年间只是东昌县的复建，并非始建。由于前人的误解，至今仍有人跟着认为东昌县始建于南朝或宋代。吉州窑是因地得名，永和是因窑设镇，因此有人把建窑和建县的时间结合起来考虑，这是合理的。但东昌县建于宋元丰年间这一说是不能成立的。而往前推进一步而又曾复建东昌县的，就应是唐代了。

永和镇吉州窑陶瓷的兴盛，印证了吉安“金庐陵”“江南望郡”的美誉。原县治所在地石阳镇（从北迁移至今吉州区）处古代中原至岭南交通要道赣江水道之畔，为江南重要商埠。县内永和镇之吉州窑陶瓷业，兴于晚唐，盛于南宋，而衰于元末，名闻遐迩，产品远销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至今遗留24座小岗似的古窑包，足显昔日兴旺。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吉州窑遗址已开发建成一个新的景区，成为吉安一个重要景点之一。

特别是宋代，制瓷业得到飞速发展，吉州窑产品远销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各国。瓷业的兴盛，又带动了商业、手工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一时商贾云集、樯桅林立、车辐辘辏，成为“舟东一大都会”。明《东昌志称》：“谈庐陵之盛，萃于永和。”永和古镇在南宋最盛时具有“六街三市七十二花街”的繁华规模，有直接为瓷业而设的专业市场，如瓷器街、柴草市等。还有粮食糟行、竹木商行、五金店辅、茶楼酒肆等。“百尺层楼万余家，六街市连廒峻宇。金凤桥地杰人稠，鸳鸯街弦歌歌舞”便是时称“永和为天下三镇之一”的历史写照。

永和窑，宋代南方著名民间瓷窑。窑址在江西吉安永和镇。隋至宋，吉安称吉州，故名。又因烧造地点在永和镇，也称“永和窑”。永和窑产品胎质有“似陶非陶”的特征，因胎土中含砂较多，使胎质粗松、吸水率高，粗看似陶，击之有金属声，成为区别其他窑口的显著特征。集北宋各窑制瓷技术之大成，是永和窑对中国陶瓷发展史的重要贡献。永和窑以黑釉瓷和彩绘瓷为代表，黑釉瓷中的各种釉斑、木叶纹、刻花和剔花等独树一帜，尤具特色。从南宋起，永和窑的黑釉窑变瓷器深受各国欢迎，成为外销瓷的主力军，这在世界各国的考古发现和藏品中可见一斑。

永和镇不仅闪烁万家灯火，汇集八方商贾，而且还是“文墨之邦”。宋初，三朝重臣、仕至丞相的周必大，坚持抗金的名臣欧阳珣、白鹭洲书院山长、教育家欧阳守道都出于此镇。文天祥的祖居地也在这里。镇内唐代有本觉寺塔（飞来塔）等，宋代有吉州窑、东昌井、金钱池、莲池街、东坡井、清都观凤风精舍、绿野坊、智度寺、秀水沟、周必大遗址等，尤以吉州窑的青、白、黑各色釉瓷和彩绘瓷，青花瓷是“中国的瑰宝”享誉全世界，木叶天目盏属国内外首创，极为名贵。

在吉安这块肥沃的土地上，不仅山川秀丽，风光旖旎，而且历史上成就了“文章节义之邦”和“江西望郡”的辉煌。

吉安厚重的历史必然有其悠久的文化。吉安古庐陵文化从遗址发掘中印证的远古农耕文化、陶器文化、青铜文化、茶山文化一路起来，直到有文字记载后的士文化、理学、宗教、书院、民俗等文化，形成了赣中庐陵文化特有的一个博大精深的区域文化系统,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庐陵文化逐渐形成了兼容并蓄、文节俱高、务实求新、勤奋笃学的鲜明特质。在内容上，赣文化涵盖士文化、理学、宗教、书院、民俗等方面，并且成为中国革命文化的发源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