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全球变暖？市场为我们提供生存的最佳机会

导读

当今的环保主义运动，越来越演变为一场以全球变暖为名促进中央计划管制的非理性狂欢。反对他们的人被冠以不信奉科学者和全球变暖“否认者”的污名。《科学美国人》最近刊出的文章，表明即使一个人赞同全球变暖，也不必然赞同气候专制政策。

恐惧全球变暖？

市场为我们提供生存的最佳机会

文

瑞恩·麦克麦肯

禅心云起 译 

数十年来，反全球变暖活动家的一般策略，是尽可能夸张地预测世界末日、死亡毁灭的景象。用这种言过其实之法来推广这类观点：为避免气候变化，就要对所有人类活动实施全球性政府控制，而在这一过程中，几乎不必付出什么过高的代价。

毕竟，当你面对世界末日时，成本效益分析又顶什么用呢？最终，这个信息不过是如此简单：要么把经济控制权交给一小部分气候计划精英，要么我们都会面临灭顶之灾。

这当然是煽动者在痴人说梦，但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会涌现更多理性头脑，认为拟议中任何政府行动的代价，都必须拿来和替代行动的代价作一番比较。

为便于讨论起见，就让我们假设全球变暖的预测多为真实。尽管说，我们如果决心相信，非得让气候活动家及其支持者取得对全球经济的控制权，并对我们实行减损财富的管制，就必须首先提出和回答以下问题：

 

1）从生活水准的角度，你的计划对于不同人群来说有什么代价？

 

2）你的计划，相对于其他解决方案，例如人群逐步从沿海地区内迁，代价是高还是低？

 

3）你能否表明你的计划有很高的成功可能性？如果不能，为何我们非要实行这一计划，而不是把这些资源用在其他更实际的解决方案和更直接的需求，比如干净的水、食物和基本生活必需品上？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往往是“相信我们就好，你这个反科学的穴居人！你在浪费宝贵时间，事实上，如果你不按我们现在所说的去做，你就愈发注定要可怕地死去”。在这样的情况下，质疑拟议中的解决方案和策略，甚至是不可接受的。存在一个“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一揽子政策议程，你要么接受它，要么不理睬它。当然，如果你“不理睬它”，不管你对科学的实际观点如何，你都是“反科学”的。

然而不足为奇的是，即使是对全球变暖警告有共鸣者，连难以说是自由至上、对任何政府干预形态并非一律反对的那些人，也发现这种方法不具有建设性。

 

环境问题解决之道

无需全球气候官僚体制

 

许多关于这一问题更见多识广的观察家早注意到，人类的聪明才智面临着许许多多艰巨挑战。而且，尽管人类史并非从一个辉煌成功不停走向下一辉煌成功，可仍有足够多的成功，表明世界末日近在眼前的气候变化叙事，也许不过是弄错了。

看起来，世界末日派也许会输掉这场夸下海口之争。

上个月，《科学美国人》发表了约翰·霍根题为“关于全球变暖，我们是否应该冷静下来？”的文章，探究了“科学和其他领域的持续进步将帮助我们克服环境问题”的想法。

 

具体而言，霍根着眼于最近两位论及该主题的作家，史蒂文·平克和威尔·布瓦韦尔。

 

可以说，平克和布瓦韦尔都不具备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资格，也不认为气候变化不存在。两人都假设气候变化会带来麻烦。

 

然而，两人还是认为，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并不需要全球气候专制的存在。此外，人类社会早存在着抓住诸般关键来克服潜在气候变化挑战的动机。

 

也就是说，通过技术创新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

 

布瓦韦尔在“进步和危险”网站上一篇题为“征服气候”的文章中，开头写道：

 

“气候变化会有多糟？不算太糟。

 

不，这不是一篇否定论者的辞令。人类的温室气体排放，会让这个星球变暖，使海平面升高，扰乱天气，由此产生的酷热、洪水和干旱，都将是灾变性的。

 

灾变性，可不是世界末日。虽然气候变化很大，但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却很小。从更广泛的经济发展背景来看，气候变化几乎不会减缓我们提高生活水平的前进步伐。”

 

布瓦韦尔接着指出，对诸如高温、干旱以及水灾区域人口流离失所等问题，技术创新都提供了最好的解决办法，人们早就在寻求这种创新。

 

我们比以往更需要

资本和创新

 

例如，在干旱的情形下，经验表明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手段在于增进财富。具体而言，布瓦韦尔以中东地区最近的干旱为例，说明这样的干旱何以“对以色列的影响和对中东其余地区的影响大不相同，因为以色列拥有更大资本和更多人类的聪明才智”。

 

更富裕、更牢牢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能够更好地处理这些及那些问题。毕竟，20世纪的苏维埃政权是迄今所知的、损害全球环境最严重的政权之一，这并非巧合。财富带来了寻求更原生态环境的内心欲望和实现手段。

 

在他题为“开明环保主义”的议论中，平克尔反对气候变化运动的“激进化和宿命论”。这种运动促进了一些特别危险的意识形态。具体而言，他注意到环保主义的招牌，有像极端反资本主义者纳奥米·克莱因这类活跃支持者，“在她2014年畅销书《这改变一切：资本主义对阵气候》， 主张我们不该把气候变化的威胁，视为防止气候变化的挑战，相反，我们应把它视为取消自由市场、重构全球经济、再塑我们政治制度的机会。”

平克认为，克莱因观点存在的问题是，富裕程度较高的社会，是那些更可能谨慎处理环境问题的社会。他总结道：

 

“人类并不处于生态自杀的不可逆转道路上。世界变得越来越富裕，技术越来越高超，实现了非物质化、非碳化和密集化，节约了土地，保留了物种。当人们越来越富有，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他们也就更关心环境，想方设法保护环境，也更有能力负担成本。”

 

平克通篇用经验数据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是的，富裕社会是更干净，更具生态意识的社会。全世界以市场体系为特征的那部分地区，也是全世界最关心环境维护和清理的那部分地区。在全球贫困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十年来脏乱、饥饿和赤贫都在减少，同时全球市场在扩大。

 

尽管平克和布瓦韦尔都没有提倡不受束缚的自由市场，但他们都认识到，市场的创新和财富创造力，带来了攸关于克服环境风险和难题的技术。布瓦韦尔总结说，如果人类继续发展本身已在寻求的技术：

 

“我们将种植更多粮食，利用更多水，给自己送去更强劲的凉爽，迁移到新土地，建设和翻建新城市。我们将运用技术性突破，但主要是改进熟悉的技术，并将其运用得更加广泛。我们会做到这一切，不是因为全球变暖，而是因为人口增长以及对更高生活水平的追求等等挑战迫在眉睫。我们克服气候变化所造成之具体问题的手段，感觉不太像绿色环保分子设想的原生态‘可持续发展’，而更像一直维持着我们的生活的常规发展。”

 

这最后两句尤其重要。让人类在受全球变暖影响的世界中蓬勃发展的，与其说是新的、特殊的、改造世界的规制或全球制度，不如说是“常规发展”，由更高生活质量的日常需求所驱动，创造了对于处理环境问题而言至关紧要的技术。

 

事实上，在变暖后的世界里，人们早就在尽力寻求让生活不仅过得体面，还令人快乐的一切。必要的激励已经就绪。人们已在追求增加能源效率、更干净空气和无浮油海滩的技术。然而，许多环保人士拒绝承认，技术带来解决方案，而市场才是技术背后的驱动因素。

 

所以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讨论的问题。实施抑制市场的全球气候计划、并在全球人口中实施更“可持续”（即更低）生活水平的代价到底有多大呢？如果平克和布瓦韦尔是对的，我们不得不认为代价会高到极点。如果采用激进的新环境法规，市场创新和资本形成就很可能受到极端负面的影响。虽然反资本主义者会为此欢呼，但潜在后果是毁掉那些我们需要用来解决环境挑战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