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汝平生功名，黄州惠州儋州。

昵称44915626 2018-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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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叨

一个读书人的聚集地

“我可以说苏东坡是

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

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

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

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

.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

一个月夜徘徊者,

一个诗人,一个小丑。

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

一提到苏东坡,

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

这个结论也许最能表现他的特质。”

——林语堂《苏东坡传-自序》

《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有这样一个片段。（第一季第15集）

和珅献给皇上一件东坡之物，而后和纪晓岚许下脱靴之赌，如果第二天上朝纪晓岚没有拿出东坡遗物，不仅欺君之罪，还要为和珅脱靴。文人的气节怎么能丢，但一个修四库全书的文官，哪里来的钱去买东坡真迹，但第二天纪晓岚还真的献上了货真价实的东坡之物——东坡肉。纪晓岚的机智引得皇帝开怀大笑。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在苏轼的整个仕途中，刚进士及第，母亲就病逝了，甚至没有听到他高中的消息，算是苏轼的一大遗憾，然后妻子和父亲接连逝世，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守孝三年，期满，回归朝堂，这时，震惊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因为新旧党争，然后贬官，自此奔波在回京，贬官，回京，贬官的路上，最终死在了这个回京的途中。

官途并不是那么美满，但所到之处，无不拥戴，不论官职高低，真真正正是一个爱民利民的好官。相信所有读四书五经的士人，初心都是治国平天下，但是在官场这个染缸走一圈之后，还能保留赤诚之心的，万分难能可贵。苏轼的内心必然有一条座右铭：士，不可以不弘毅。

除此之外，他游教书画诗酒食，无疑都是宋朝第一人。

嘉祐元年（1056年），苏门三父子( 苏洵，苏辙，苏轼）进京赶考，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状元变探花。

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就问苏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其实是他自己编的，但欧阳修不知道啊，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因为欧阳修的称赞，苏轼一时名声大噪，每有诗作便传遍京都，上至太后皇帝，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对其称赞不已。

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苏轼的成绩为“百年第一”，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父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

苏东坡走上仕途，他的父亲因病去世了。苏轼，苏辙两兄弟扶柩还乡，又是守孝三年。

父亲去世一年后，感情深厚的妻子王弗过世。亲人的接连过世，让苏轼深受打击，整整三年在眉山上种了3万棵树。

十年后，梦中惊醒，为亡妻王弗做了一首诗《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东坡十九岁，品学一流，王弗年方十六，年轻貌美。

“有一天，他的老师王方带领众学生去春游，在一碧波池前驻足，想为其取一名，众学子争相取名，王方都觉得不太满意，看向苏轼，苏比较谦虚说：”晚生才疏学浅，言恐不中，既然有命，不敢违背。池中鱼儿很解主客之乐，唤之即来，挥之即云。”于是大笔一挥，一气呵成“唤鱼池”。清新而又雅致，巧的是，王方的爱女王弗，也题名“唤鱼池”，让丫环送至湖边，众人惊呼，王方情不自禁说：“此乃天缘之合”。并且王方本身就欣赏苏轼的一身才华，便将爱女许配给了苏轼。从此，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

苏轼生性好交朋友，几乎对每个人都坦诚相待，毫无防人之心。交得朋友多了，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于是，每次有朋友来时，王弗便立在屏风后面听他们交谈。等朋友离开后，她再根据客人刚刚说的话，对来客的人品进行点评。开始苏轼还是将信将疑，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王弗每次点评都精准无比。

王弗的去世，对苏轼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诗中深情与怀念，后世读之，亦不禁泪目。

王弗去世三年后，苏轼迎娶了王弗的堂妹王润之为妻，相差11岁，王润芝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嫁给苏轼后，尽心尽力得照顾三个孩子，陪伴苏轼走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先后经历乌诗台案和黄州贬谪，“乌台诗案”中，苏轼被捕入狱，惊慌的王闰之将过错归于苏轼写下的那些诗文，为了不给别人口实，她将家中的诗文稿全部烧毁。这成无数苏轼迷心中的一大遗憾了，亦是苏轼心中的遗憾。

王润之

贬谪起伏中，始终相随。更让感动的是，当家中的经济紧张时，苏轼决定自己开荒种田，而从未干过农活的她，也毅然下地帮忙，上山采菜，下地耕田，她都做得不亦乐乎。苏轼在王闰之死后，写下了一篇祭文，“我日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

在妻子死后百日，苏轼请她的朋友，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幅罗汉像，并请和尚为其超度，将这10张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苏轼死后与其合葬，实现了祭文中唯有同穴的愿望。

这时，苏轼再次还朝，震惊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注定站在王安石的敌对面。他的很多师友包括当时赏识他的欧阳修，因为反对变法或与王安石政见不和，离开京师。

“王安石变法：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场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剥削，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

王安石

这时候，如果苏轼顺应变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变通，或许宋朝还能繁荣昌盛几百年，而苏轼也将登上那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宰相之位。

但是苏轼当时是反对变法，因为他在返京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在盛世之下，五谷丰登的年月，逼得百姓有家不得回，回家便被捕之入狱，因为尚未还清对官家借的款项和利息。故觉得新法是“富国”而“贫民”。

而新党夸大了新法的优点，对其弊端闭为不谈。所以每逢有新法实施，苏轼必上书反对，某年冬天，神宗想要讨得后宫的欢心，采纳王安石减价收购浙灯四千盏的主张，苏轼针对这一主张又上《谏买浙灯状》一书，反对朝廷为了元宵节观灯的娱乐，夺去千百卖灯小民必要衣食的做法，神宗觉得苏轼说的在理，马上下令停止收购。对此事，浙西人民无不拍手称好。就此，苏轼觉得自己可以造福于民，皇帝又肯采纳建议，于是就接连续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神宗皇帝书》，全面抨击新法。王安石对苏轼的言论再也难以容忍，视他为反对派主要人物，开始指使人开始弹劾他。于是，变法派中有人联名攻击他，有人趁机陷害他，于是，万般无奈，自请离京。

其实宋神宗也算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虽然文韬武略都有点拿不出手，但是立志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所以重用王安石，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甚至为此将欧阳修等保守派赶出中央，所以利用这次机会，新党趁机赶走了早就碍事的苏轼。

王安石本身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和才华的人，王安石，苏轼，欧阳修并存的阶段也是北宋的一段非常精彩的历史，彼此作为对方的政敌即是幸又是不幸。三人的冲突也决定了苏轼的宦海生涯，也决定了宋朝的命运。

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这样持续了将近10年。迎来了人生的第一祸端。

这时候的苏轼已见其豁达，天下的事情，他做不了主，，但一个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是我所管辖，我就把它治理好，果然，深得民心，政绩斐然。遂给皇帝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 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牵连甚广，苏轼坐了103天牢狱，深知在劫难逃写下绝命诗时。一场救援活动由此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包括已经经辞官的王安石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曹太后也提醒神宗说：“当年你祖父将他当做后世子孙的宰相来培养，怎么说杀就杀？”

▲ 为苏轼求情的曹太后

“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检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

神宗才饶他一命，将他贬到黄州。

▲ 宋神宗—赵顼

尽管苏东坡和王安石在政治上水火不相容，但他们却相互钦服各自的人品和文才，能够为此而冰释前嫌，尤其是晚年双方相处得甚欢，感情相当融洽。

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可以说是既是水火不容的政敌又是可以冒死相救的朋友。

“乌台诗案”差点让苏轼丧命，而被贬黄州，却是苏东坡生命的起点。

初到黄州，生活环境十分糟糕，幸好太守徐君猷为他辟了“临皋亭”；俸禄微薄，他便在黄州城外的东坡上开荒种地，建了“东坡雪堂”，“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当时，太贫穷了，只能捕鱼，挖笋吃一些不耗钱财的食物。

此时黄州粮多猪多，但黄州人大多喜食羊肉，故而猪肉的价格是及其低廉的，苏东坡便经常买来食用。用其四川老家眉州的方法烹制，一次偶然的机会，和友人对弈，忘记了还煮着的猪肉，局终，恍然想起，以为肯定烧焦了，结果东坡肘子面世了，还写了一首《猪肉颂》：“洗净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现在他是苏东坡了，东坡名声实在是响——琴棋书画诗酒花，柴木油盐酱醋茶，无不涉猎。豪放洒脱，明白畅达，并未因生活窘迫而怨天尤人，反而成为他走上北宋第一词人转折点。其书法最高成就的《寒食帖》就是在黄州完成的。

[北宋]苏轼《寒食帖》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

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由之前反对新党变法，到抨击旧党腐败，可见苏轼的政治思想是“以人为本，仁政爱民，”不畏强权，不盲从权贵，以是否有利天下苍生作为自己的处事准则，对于王安石变法中的冒进与害民之处，坚决反对与上书皇帝。到司马光当政之时，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之举。

在差役法废除与否的问题上，苏轼置私人感情与个人荣辱于不顾，与司马光发生激烈争执，以激愤于太过保守大骂其“司马牛”。

试想，如果苏轼对于王安石稍加附会定得重用，毕竟当时皇帝重用王安石，看重新法。对于司马光如果不是一味反对，定可飞黄腾达。然而苏轼只求独行其是，将一切付之悠悠。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筑建苏堤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

苏轼《潇湘竹石图》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