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与耿定向
(2013-03-26 20:39:33)
李贽（1527---1602，福建泉州人。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与耿定向（1524---1597，湖北黄安人。字在伦，号天台）最初在南京相识。其时，耿定向的弟弟耿定理（1533---1584，字子庸，号楚倥）、弟子焦竑（焦弱侯）均在南京，他们之间一见如故、交往甚深、堪称莫逆。李贽在云南为官期间，他们（李、耿氏仲昆、焦）之间仍然维持着极深的关系，信件往来不断，相互探讨、推敲阳明心学、禅学。耿定理、焦弱侯均颇信禅学，而耿天台似有些不以为然。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兄弟怡怡”的关系。故尔，在李贽一气之下辞去云南的官职之后，携家眷（妻、女、婿）往黄安投奔耿氏兄弟（其时，天台丁忧在家）。李贽在黄安耿家一方面继续与定向、定理（尤其是定理）探讨学术，一方面教授耿家子侄。万历十二年（1584年）耿定理去世后，李卓吾与天台之间矛盾日深。李贽将妻女遣送回泉州老家。大约在万历十三年（1585年）李贽离开黄安，前往湖北麻城。其主要原因是耿定向担心其子侄辈受李贽的激进的学术思想影响太深、而流为“异端”，因此与李卓吾龉龌不断，迫使李贽愤而离开。耿定向在他与李卓吾往来信件中就指责过李贽误导了他的弟弟耿定理，以致耿定理迷信禅学、不理世事。李贽对此坚决予以否认、严加驳斥。平心而论，耿定向担心其子侄受李贽的蛊惑尚可理解，毕竟他们年纪尚轻，而李贽不仅特立独行、目空一切，其言行又极富煽动性，在社会上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但他指斥耿定理也是因为李贽而崇尚禅学则是很不理智了，很有点迁怒于李贽的意思。耿氏兄弟和当时社会的主流知识分子一样崇信王学（阳明学说），同属泰州学派。不过耿定向始终恪守传统儒家的根本，标榜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但他也受当时的社会风气所影响，在宋学（程朱学说）、王学、禅学之间来回摇摆。他试图融合三学，以王学、禅学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其弟定理则不然，他潜心王学、旁及禅学，以邓豁渠、何心隐为师。与邓豁渠、何心隐、李卓吾不同的是：邓、何、李都是擅演说、好辩论之士，而耿定理则勤于思而呐于言。当时有位名士李士龙慕名来访，定理与之无一语言及学术，李氏以为子庸轻视他，甚恚怒。到李士龙告别时，耿定理送他到船边，问他：“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作何解释？”李士龙按照朱熹的标准答案作了回答。耿定理说：“毕竟"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李士龙因此受到很大的启发。可见耿定理在治学上走的纯然是禅学机锋一派的路子，与李卓吾绝然不同。李卓吾说：“楚倥（耿定理）何曾放肆乎？（李卓吾是放肆一派的）且彼乃吾师，吾惟知师之而已。渠眼空四海，而随人脚跟走乎？”亦见天台指责之谬也。
李卓吾与耿天台的争辩自耿定理死（1584年）后不久即发生，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两人和好，前后经历了十几年之久。最初耿定向对李卓吾的劝诫固然有为其子侄辈担心的原因，也不排除定理死后定向以为能劝诫卓吾的也唯有他天台了。为卓吾计，他亦不得不奋起任之。可是耿定向在反复劝诫卓吾的同时，在别的场合、在与自己的别的朋友的信件往来中不免流露出对李卓吾不满、指责。而李贽是个典型的心直口快、表里如一的人，他最为反对的就是虚伪和假道学。他把耿定向对他的劝诫和耿定向在别的场合对自己的评价、议论、批评联系起来，认为耿定向虚伪、假道学。于是李贽对耿定向开始不满乃至愤怒，在于耿定向的往来信件中毫不留情对耿定向的哲学观、人生观、世界观以及耿定向所持的学术做全面的抨击。从其往来的信件中看，李卓吾的批评初期还是比较温和的、侧重于学术上的“"学其可以无术与？"此公之至言也，此公之所得与孔子而深信之以为家法者。仆又何言哉？然此乃孔氏之言也。非我也。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这是卓吾有名的“叛逆”言论，表现了他对耿天台的蔑视。李卓吾拒绝耿定向对他的批评时说：“而公乃索之于形骸之内，哓哓焉欲以口舌辩说渠之是非，以为足以厚相知，而答责望我者之深意，则大谬矣。”李卓吾甚至说：“因公言之，故尔及之，然是亦哓哓者，知其无益也。”表明他们之间的争辩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朋友之间，争辩都不屑于了，还能称得上是朋友吗？果然在后来的信件中火药味越来越浓。李贽颇为看重耿家的子侄“唯公家二三子侄，可以语上。可以言而不与之言，失人。此则不肖之罪也。”“夫以人才难得如此，苟幸一得焉，而又失之，岂不憾哉？”李贽在离开耿家去麻城之前，深深以为耿家子侄不得良师而深深遗憾。同样在这封信里，李贽写到：“若夫贼德之乡愿，则过门不欲其入室。盖拒绝之深矣。而肯遽以人类视之哉？而今事不得已，亦且与乡愿为侣，方且尽忠告之诚，欲以纳之于道。其为所仇疾，无足怪也，故失言耳。”直斥耿定向为“乡愿”。《论语》里有“乡愿，德之贼也。”卓吾说耿定向是“乡愿”，他们之间的矛盾之深可见一斑了。在那篇著名的《答耿司寇》的信中，李卓吾说“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于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釐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为利他；我怜东家之饥也，又恩西家之寒难可忍矣。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矣。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行虽端谨，而好以佛法害人。而此以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未必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又说“公之用心，亦太琐细矣！既已长篇大篇书行于世间，今又令别人勿传，是何背戾也？反复详玩，公之用心，亦太不直矣。”
王阳明的爱徒邹守益（字谦之，号东廓。江西福安人）是耿定向所仰慕的人之一。黄宗羲是这样评价邹守益的“先生之学得力于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染矣尘俗者也。”“阳明之没，不失其传者，不得不以先生为宗子也。”可见邹守益在王阳明学术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因阳明学说是当时社会的主流学说，因而邹守益在当时社会思潮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耿定向以他为楷模是可以理解的。李卓吾说耿定向无法比拟邹守益“且东廓（邹守益字东廓）先生专发挥阳明先生”良知“之旨。以继往开来为己任，其妙处全在不避恶名以救同类之急。公其能此乎？我知公详矣。公其勿说谎也。”李卓吾批评耿定向“名心太重、回护太多。”他进一步剖析耿定向“每思公之执迷不返者，其病在多欲。。。。。。。又欲清、又欲任、又欲和。”他毫不客气地揭露耿定向的贪婪庸俗“分明贪高位厚禄之足以尊显也，三品二品之足以褒宠府祖二亲也。此公之真不容已处也。是正念也。”真的是直击心灵，针针见血。让耿定向的灵魂隐私直接暴露在阳关之下。这就是李卓吾的作风，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不理会社会的规范，任凭自己的心意驰骋、一泻千里。这封信无论爱当时还是在后来的历史上都给当事者双方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对耿定向而言，它像一把匕首无情地剖开了他的外表，使他的心灵的阴暗处暴露无遗。特别是作为好友的李卓吾说出来，可信度更高。当时乃至当今人们都认为耿定向虚伪、庸俗乃至于奸诈，是假道学的标本。然而，李贽自己也说“人皆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私不可怕，可怕的是耿定向时时以圣洁者自居，以教训者自居而毫不理会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李卓吾也因为如此激烈的言论不仅为后来反对他的保守、正统人士所攻击，甚至为同时朋友辈（如焦弱侯）诟病。
李卓吾与耿定向的矛盾除了学术各异、性格各异外，历史上人们认为还有一个外在因素，那就是何心隐之死。何心隐，原名梁汝元，字夫山，江西永丰人。师从泰州学派大家颜钧（字山农）。《明儒学案》是这样介绍颜钧的学说的：“其学以人心妙万物而不测者也。。。。。。。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卫之道。。。。。。。凡儒先见闻，道理格式，皆是障道。此大旨也。”说颜钧的性格“山农游侠，好急人之难。”何心隐在很多方面都得其师之真传。唯稍缺其师的敦厚，性格偏狭、喜张扬，易招众人之怒。他看到《大学》中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他率先从“齐其家”入手，以自己的全部家产在他的家乡创办了“萃和堂”。这是一个“农村公社”性质的农村基层组织。他亲自管理“萃和堂”的生产、生活、教育、赋税，乃至婚丧嫁娶，无不躬亲。“萃和堂”实行一定程度上的公有制，所谓“一切通其有无”。创立的初期很有成效。不久，该县县令在正常赋税外另有加征。加征行为在嘉靖年间虽不属常见，但也是政府的权力。这种行为在以每家每户为征收对象时，几乎不会遇到什么阻力。但是，萃和堂是一种社会组织，何心隐又自恃懂得大明的法律，情形就不一样了。不惟如此，何心隐的读书人的毛病此时又犯了，“贻书以讥之（县令）。”犯了法还有理！何心隐因此被“下狱”。后经友人相助得以解脱。不久他前往京师，与罗近溪、耿定向等人交游。一天何心隐、耿定向等人在一僧舍与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不期而遇。此时，张居正还在国子监任司业。张居正少年成名，以才学名冠天下。何心隐恃才自傲的毛病词时又犯了。他内心不服张居正的名声，因而轻率的问道：“公居太学，知太学道乎？”张居正岂是谁都能随便挑衅的？他虽然不知道什么“太学道”，但他以自己的气势压制住何心隐“目摄之曰："尔意时时欲飞，却飞不起也。"”一下子击中了何心隐的心病。张居正走后“心隐舍然若丧”。何心隐在北京期间与社会各界交往密切，尤以方技杂流之类为甚。当时正值严嵩专权、忠鲠之辈纷纷遭害。嘉靖皇帝崇信道术，以“青词”与上帝沟通。严嵩就是擅写“青词”而受宠的。这时有个道士叫蓝道行，颇得嘉靖皇帝的信赖。何心隐与蓝道行秘密交往。在事先探知严嵩将会有事上奏的情况下，提前“乩神降语：今日将有一奸臣言事。”由此破除了嘉靖皇帝对严嵩的宠信，终于扳倒了严嵩。但蓝道行不久事败，下狱致死。何心隐也逃出京师，为躲避严嵩余党的仇杀，改“粱汝元”为“何心隐”。
张居正当政后正对当时社会文人讲学成风、宗派林立、各种思潮杂乱纷然的情况，奏请万历皇帝严禁讲学。这对于不仅以“讲学”宣传自己的思想、树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同时也以“讲学”谋生的何心隐来说不啻是灭顶之灾。他自大的认为张居正是冲着他来的。他把禁止讲学和他当年与张居正的冲突联系起来，四处宣扬：他当年就说过“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弄得湖广江西一带传的沸沸扬扬。很多想巴结张居正的人都想与何心隐为敌，以向张居正献媚。从万历三年起，何心隐就一直遭到以“禁讲”名义的追杀。终于在万历七年被捕入狱，同年死于湖北武昌狱中。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里认为李卓吾因何心隐之死而怨恨耿定向“乃卓吾所以恨先生者。何心隐之狱。唯先生与江陵（张居正）厚善，且主杀何心隐之李义河又先生之讲学友也。斯时救之，固不难。先生不敢沾手。恐以此犯江陵不说学之忌。”李卓吾在《答邓明府》的信中明确指出：杀何心隐的不是张居正。并不是因为张居正不敢杀，是因为张居正不屑杀。何心隐口口声声说杀他之人必是张居正，不过是为提高自己的声誉而已。杀何心隐的是那些阿谀逢迎张居正的人。从李卓吾留下来的文字中看不出他因为何心隐之死而怨恨耿定向的痕迹。而恰恰是耿定向在何心隐之死一案的前前后后的种种表现，让人觉得与李卓吾的道德标准大相庭径。倘若李卓吾真的知道耿定向在此案中的种种行径，怕此事真的腰成为他与耿定向分裂的主要原因了。所以，黄宗羲的观点更多的还是从耿定向的行为中推测出来的。况且，何心隐死于万历七年，李卓吾万历九年还从云南辞官来到黄安耿家。那时，如果他真的知道耿定向的行为，他还会来耿家吗？
万历二十三年（1895年）李卓吾赴黄安见耿天台。卓吾说“余是以不避老、不畏寒，直走黄安见耿天台于山中。天台闻余至，亦喜之若狂。志同道合，岂偶然耶？”这一年，卓吾68岁，天台71岁。两位年届古稀的老人在经历人生风风雨雨之后能言归于好，的确是一大幸事。李卓吾在记述这件事的《耿楚倥先生传》中除了怀念耿定理外，多处讲到他与耿定向的感情。他说“吾女吾婿，天台先生亦一以己女己婿视之矣。”“嗟嗟！吾敢一日而忘天台之恩乎？”至此，李卓吾认为他与耿定向和好的的原因是：“今幸天诱我衷，使余去"未发之中"，而天台亦顿忘"人伦之至"。乃知学问之道，两舍则两相从，两守则两相病，势固然也。两舍则两相忘，两相忘则浑然一体，无复事矣。”再过两年，天台就将散手人寰；再过七年，卓吾已将自刎于北京狱中。他们在人生道路的末端尚能捐弃前嫌、重归于好，不能说是他们人生的幸福。
回首李卓吾与耿天台的人生交往，数百年之后的我们仍然不禁为之唏嘘不已。两个人性格水火不容，学术上又是南辕北辙。就是因为在南京的一次偶然相遇造成了一辈子难舍的朋友、难分的敌人。经十几年的相互攻訐后又能重归于好。岂天意乎？在李卓吾看来他们的和好是双方在学术和人生的境界上更上进了一个层次的缘故。倒不如说是人性的回归。耿天台在不自觉中为李卓吾搭建了一个展示自己的反传统、倡自由、讲正义而标赤心、嘉孺子而哀妇人的千古难得的哲学思想的平台。如果没有他与耿天台往返批驳的信件，我们能看到那些批驳孔孟、反对理学的檄文吗？耿定向由此成了李卓吾历史舞台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李卓吾的伟大的光环照射着那段充满生机也充满变数的历史，也将耿定向笼罩在这光环之下，他的善良、他的虚伪、他的猥琐，在这光环下毕现。
2013年3月24日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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