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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古吉安庐陵历史和文化(中)庐陵文化篇

 01一线 2018-08-12

探古吉安庐陵历史和文化(中)庐陵文化篇

――吉安古庐陵的上下五千年演变及其历史文化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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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主要概述了吉安古庐陵历史。此篇主要探古吉安庐陵文化。

据考,江西赣古文化主要由六大板块组成,其中赣文化五大文化支柱为:豫章(南昌)文化、浔阳(九江)文化、庐陵(吉安)文化、临川(抚州)文化、饶州(赣东北)文化,构成江右文化的核心。赣南文化属于岭南文化,闽粤人后裔80%,是深度闽粤化的地区。

吉安古庐陵是江西建制最早的古郡之一,是赣文化(吉安庐陵、南昌洪都、抚州临川)三大发源地之一。自古乃人文渊源之地,“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写春秋”,孕育了自成一系的江右庐陵文化,素有“金庐陵”、“江南望郡”、“山水福地”、“文章节义之邦”、“状元之乡”、“才子之乡”、“庐陵风光半姑苏”等美誉。

一、吉安庐陵文化系统及其历史地位

赣中庐陵文化指以庐陵古治属为核心,辐射而涵盖现今吉安市十余县(区)及周边市区的区域性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区域文化系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赣文化的重要支柱。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庐陵文化逐渐形成了兼容并蓄、文节俱高、务实求新、勤奋笃学的鲜明特质。在内容上,涵盖物质文化(农耕文化、手工业文化如青铜文化,后来的瓷器文化,船业、纺织业、印染业文化,商贾文化等)、和精神文化(宗教、理学、书院、名士文化、民俗等)方面,并且成为中国革命文化的发源地。

二、庐陵文化的起源及其发展

俗称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庐陵,今江西吉安市的古称,位于江西省中部西南门户水陆要冲,揽罗霄山脉中段,据赣江中游富饶的吉泰平原。古有“郴衡湘赣之交,千里罗霄之腹”之称。其“咽喉荆广、唇齿淮浙”由来已久。是西接湖南和连接南北东地区的天然纽带;上可溯赣江沟通闽粤,下可泛鄱阳湖与长江相联,顺抵长江下游发达省市,在江西省地理上占有特殊位置。从地势上看,扼湖南、江西南省咽喉孔道,地势极为险要。这里中部为崇山峻岭,两侧为低山丘陵,可谓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层峦迭峰,地势险峻。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不仅山川秀丽,风光旖旎,而且人文荟萃,是古代著名的“江南望郡”和“文章节义之邦”,素有“金庐陵”、“吉州福地”之美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了享誉中华、光耀千秋的“庐陵文化”。

庐陵文化起源于七千年前的物质类农耕文化、手工业文化如青铜文化,后来的瓷器文化等,精神类宗教文化、书院文化、理学文化、节义文化和民俗文化,再到以“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堆花香”名士文化而著称于世。庐陵府历史上考取进士三千(天下第一)和状元二十一(天下第二)。更有甚者,明朝建文二年(1400年),庚辰科共取进士110人中,状元胡靖(又名胡广)、榜眼王艮、探花李贯都是江西吉安府人。明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科共取进士472人。状元曾蓕、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简、二甲第一名杨相、第二名宋子环、第三名王训、第四名王直,都是吉安府人,囊括了前七名。这种“团体双连冠”现象在中国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一)、物质文化

吉安古庐陵是人类在南方较早栖息和开发的重要地区之一。地处江西省中西部,赣江中游。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平原水面为次,号称“七山半水两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自江而南,吉为富州……骈山贯江,扼岭之冲……土沃多稼”,唐时皇甫是在《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中曾这样描述过这块以红壤为主的土地。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在这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可惜境内的崖洞崖壁没有留下他们的崖画石刻,没有留下他们曾经生存的印记;也可惜我们的祖先生于草泽,没于蒿莱,结绳记事,没有留下他们的竹简帛书,使我们无法遥想他们是如何含辛茹苦,耕渔劳作。但是,吉安市河东镇的案山古人类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证明至少距今5000年前这里已有先人生息繁衍。永丰县佐龙镇尹家坪文化遗址出土的稻谷、稻秆,证明在新石器晚期这里就有水稻的栽种。

吉安因为这里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在这里出现了最早的人类。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披荆斩棘,生息繁衍。吉安井冈山地区山沟沟里出土了不少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炎帝时代的农耕、茶山文化。吉安新干县境内有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吉安市河东案山古文化遗址、吉安永和隋唐至宋元末年间吉州窑瓷器文化遗址等都是这里的物质文化历史见证。

除了农耕文化,庐陵手工制作业历史悠久,成就辉煌,造纸、陶瓷、造船、纺织印染和建筑业尤为突出。另外,吉州向朝廷进贡的土特产中,有唐开元年间以水苔为原料的纸品陟麓,有宋代以山竹为主原料生产的吉州竹纸。

1、农耕文化

精神文明离不开物质文明的基础,吉安的农耕文化十分发达。吉安古代庐陵有山有水,造山运动所留下的奇峰峡谷,峰峦起伏,险峰奇立,形成了住可守、攻难破的天然地势,为发展农业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炎帝神农氏作为中华民族第一个由渔猎转入农耕的氏族部落族,创造了中国的农业文化,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之源。12000年时期前,炎帝部落作为早期华夏族的主干,他们经黄河中下游,陕西宝鸡清姜河流域、沿着黄河南北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一部分顺渭水东下,沿黄河南岸向东向南发展。

现陕西、湖北、湖南、山西、甘肃、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已有多处地方留下有关炎帝生平、发祥地及其活动区域的传说与历史遗迹。他们亲尝百草,发展用草药治病;他们发明刀耕火种创造了两种翻土农具,教民垦荒种植粮食作物;他们还领导部落人民制造出了饮食用的陶器和炊具。教先民制耒耜,种五谷,制作陶器,改善生活。

吉安古庐陵为干越之地,其稻作文明承继神农遗风,山沟沟里出土了不少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中华民族始祖炎帝在这里刀耕火种。罗霄山脉在远古就是茶山,景阳山,伟大的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帝曾在这里尝百草,播五谷,农耕文明在这里显露曙光。吉安井冈山地区至今仍将熬中药和女儿出嫁要备茶礼统叫煎茶,这是起源于炎帝茶山文化。

草市一语至迟始见于东晋,然而它的蓬勃发展及在五代十国时期的草市镇发展研究文献记载中的大量涌现则是中唐以后的事。草市,柴草市指其中稍具规模者,但尚未发展成为镇市的民间交易市场。明《东昌志称》这里的柴草市,指的是吉州窑一带柴草交易市场。与柴草市齐名的,比如还有今泰和县的禾市和马市,马市名字的来源同样是因为这一带就是早期的牲畜交易市场。

随着时代的变迁,虽然早已没有人在这里从事这些交易,但有的名字却沿用至今。唐代一县之地,少则方圆数十里,大的占地百里以上,边远地区的农民若想当天往返于县市就很不现实,于是在人口密集的居民点附近,市集就应运而生了。它们在本地乡村社会的需要中崛起,最初独立于政府的控制之外。市集的名称不一,最普遍的称呼是草市,荆南和岭表则称墟市,四川有时称霞市,江南有的地方则称亥市。

中唐以来,随着小农经济商品性生产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民营小手工业的日益发展,农民们对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五代十国时期(907960)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分裂割据时代。此间,随着各国内部局势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草市在唐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北方草市的大量兴起在唐初,北方的交易场所是以一问或数问的草店为代表。它们可能是“草店数间”,固也可能是“驿边起店”。

中唐以后,草市出现于北方,但数量廖若星辰。降至五代,在北方涌现出了大量草市,首先是区域中心城市周围,草市簇拥。作为五代时四朝首都的开封,是漕运经过之处,由于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到后周时,城内就拥挤不堪。此外,在洛阳周围,也是草市丛生。其次,除两都之外,各州、县城关也有很多草市。滑州城外濒临黄河的地方有草市。后晋天福二年,魏州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叛乱,遣兵渡黄河,“焚草市”,所指的即滑州城外之草市。汾州城下也有草市。宋州南抵汴渠五里有东西二桥,其地有草市:“舟车交会、居民繁多,倡优杂户厥类亦众”。可见此地草市内,不仅定居人很多,而且还有相当规模的娱乐活动。

从五代到宋初,“官府罕至,舟车所聚,四方商贾之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其繁荣程度,连宋州的州市都无法比拟。五代时,草市一词,频频见于北方政府之公文。如周世宗《京城别筑罗城诏》中有:“及兴置宅灶并草市,并须去标帜七里外。”说明随着草市经济地位的上升和草市内居民的增多,政府在加强对其控制的时候,也对其合法地位作了肯定。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的九国不仅战乱较少,而且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随着人口的大量南移而获得了南北经济技术大交流的罕见机缘,故而能在唐朝南方经济发达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草市的发展情况也不例外。

在这个时期,吉州(今吉安古庐陵)太和(今泰和)县的龙泉场和万安镇,皆因地产木材而置镇。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山中尤多枫树,其根破之,文若花锦。人多取为几案盘器,又集以它木,晤为禽鸟花草,色像如画,它处所未见也。可见龙泉一带由于木质精妙,他处所无,故而镇市发展较快。古代,水路运输一直是我国运输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南方,镇市多兴起于便于货物集散的通航河道的沿岸。因地当要津,为商旅必经之地。

长江航运线很早就是我国最大、最重要的内河航道。五代时运河不通、南北交恶,故东西向贸易(指蜀与吴及南唐)就异常活跃。江州也处于东西交通的枢纽地位,西连川蜀,东接江淮,唐人就说江州是:“江涵九脉,缗钱粟帛动盈万数,加以四方士庶,旦夕环至,驾车乘舟叠毂联樯”。五代时期随着长江航运线的繁忙,江州的地位更为重要。这就反映了山区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五代南唐时期,吉州太和县龙泉乡什善镇,因地产木材,南唐保大元年置场,周世宗显德五年升县。农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业领域内商品化倾向的加强和农村中民营小手工业的发的发展。南方经济作物的大片种植。这一时期草市镇的发展,还开启了宋朝市镇大发展的新局面,正如尹进先生所说,宋朝我国出现了封建社会个性的市场经济,或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其名著《宋代商业史研究》中也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宋代“全国市场的形成”。而宋代这种雄厚的发展,实奠基于五代。故五代十国在草市镇的发展史上,占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席。奠定了宋朝时开启了市镇大发展的新局面。

吉安古庐陵以“江南粮仓”闻名。“金庐陵”是对吉安古代农耕文明的赞誉。“金”是比喻金灿灿的稻谷。吉安井冈山邻边茶陵到今天还能看到野生稻。2230多年的东周时期,吉安新干、吉泰盆地就成为了战国的著名粮仓。1800多年前的东汉时,吉安地区开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南齐朝,又辟为焦度将军的封邑。唐末五代,“民聚其地,耕且陶焉”。吉安三面环山,北向开阔,遍布丘陵溪流沃野,水沛林茂,四季分明,适合稻豆油耕种和人类居住。吉安新干大型战国粮仓遗址,是远古农耕发达的明证。吉安井冈山之北有禾山,是永新、莲花、安福的界山,禾山在唐代领导过罗霄山脉中部山岭,旧史称禾山五百里,连接郴衡,这也与今天的井冈山五百里说法一致。禾山产嘉禾,嘉禾又称太禾,泰和,以之名县,唐代泰和县一统永新、莲花、遂川、宁冈、万安。几条河流由罗霄山脉分源,东流入赣江,西流进洣水。这五百里井冈,井冈山也在统率千山万壑,细想起来,这是恢复其远古历史地位。

南朝的陈霸先登上帝位,改朝换代,是吉安人民为他提供了大量军粮。他积谷巴丘,委派胡颖为县令,沿赣江两岸广收军粮50万石。若按当时全市人口33万计算,人均1.5石,折合为人均贡献90公斤,这件事发生在公元551年间,可证见当时吉安的粮食生产水平。

自唐、五代至宋、明、清,吉安市的丘陵,山地垦殖面积不断扩大,“自邑以及郊,自郊以及野,峻岩重谷,昔人足迹所未至者,今皆为膏腴之壤。”(曾安止《禾谱》序)就是说,在宋代,吉泰平原也是赣中粮仓。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时任泰和县令的黄庭坚曾深入山区,考察民情,作诗10余首,有“清风源里有人家,牛羊在山亦桑麻”句;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诗人张孝祥进入清江、新淦境内,见“沃址百里,黄云际天”,感叹“他处未有也”,并赋诗:“野水弥漫欲涨川,稻云烘日更连天…黄犊眠处高树荫,白鸡啼时远炊烟。” 宋代朝廷每年调运贡粮600多万石,仅吉州一地供应五、六十万石,占全国十分之一左右。以此促进了漕运粮船的制作和槎滩陂等筑陂修渠业的兴起。金灿灿的稻谷,孕育了富庶与安康,滋养着浓郁的农耕民俗。在水映蓝天、鸟鸣花香的明媚春色里“开秧门”;在阳光灿烂、稻谷浅黄的夏日,邀亲朋“吃新”,祭祀谷神土地,洋溢着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宋明年代,发达的农耕文化有了新的标志,其一是北宋年代宋哲宗时泰和人曾安止撰写的《禾谱》,记载了50多种水稻品种的特性和种植方法,是中国第一部水稻品种专著。其二是明代安福人欧阳必迸发明的人力耕地机,是中国古代第一台机械耕地农具。农学专著《禾谱》仅从残存书稿来看,记录了当时吉泰平原栽种的50多个水稻品种。苏轼贬往岭南,路永和东昌,过泰和,得见此书,惜其只记农作物而未记农器具:“过庐陵见宣德郎曾安止,出所作《禾谱》,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所缺,未谱农器也。”于是东坡先生将他在湖北武昌见过的农器具秧马描绘一番,并作《秧马歌》附《禾谱》之末。到南宋时,曾安止侄孙曾之谨“追述东坡作歌之志”,撰《农器谱》与《禾谱》配套,并寄给当时大诗人陆游,陆游赋诗感叹农艺农事不为世人所重。曾氏祖孙能在那个重功名仕途的年代总结农业科学,并因此与当时文坛大家建立友谊,是吉安农耕文化的骄傲!还有麻、桑、茶、果的栽种,代有珍品,时有贡品。

吉安这里山连水、水连山,峰回路转、彩云飞驰,处处有引人寻趣的景色, 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还使吉安自古享有“金庐陵”的美誉,被称为江南大地上的彩色明珠。当前,“乌鸡、金桔、狗牯脑”是吉安地方特产三宝。此外,峡江鲥鱼和米粉、万安红玻璃鲤鱼和金丝枣、安福火腿、遂川板鸭美名天下扬。

吉安还是著名的茶乡。好山出好茶,遂川狗牯脑山,就出产一杯好茶狗牯脑,因巴拿马获金奖而名扬海内外。一杯好茶狗牯脑,简简单单的七个字,说出了茶的好。叶片细嫩均匀,碧色中微带鹅黄,表面着一层柔软细密的绒毛,泡出的茶水,清澄而金黄。茶味清凉、芳醇、香甜,沁人肺腑。虽说名字没有碧螺春、龙井那么斯文雅致,但喊一声“狗牯脑”,一如叫自己的毛头野小子,亲切入耳。薄雾沁过的嫩芽,微雨洗过的静叶,经过制茶师傅在铁锅里反复翻腾,就着头顶的阳光一起揉搓,入味。陶壶浸泡,茶,活了,人,醉了,连同吉安的堆花、冬酒、豆腐、井冈山的红米、峡江的米粉、永丰的板粟、泰和的乌鸡、安福的火腿、永新的狗肉等等一同装点着春天的诗行,印证着吉安人间的美好愿望。

农耕发展又造就了唐宋以来的人文进步,庐陵文化与湖湘文化在这里交融,耕读文明曾一度达到顶峰,产生了武功道教、禾山禅宗宗教文化。

2、青铜文化

吉安古庐陵是长江中下游的青铜王国。吉安古为干越之地,山沟沟里出土了不少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说明1.2万年前的中华民族始祖炎帝曾在这里刀耕火种。

吉安古庐陵西面的井冈山就是古茶山,万洋山,景阳山,属罗霄山脉(万洋山、诸广山和武功山的统称)中段,在远古时代,吉安伟大的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帝曾在这里尝百草,播五谷,农耕文明在这里显露曙光。

吉安北面的新干从城南桁桥马脑山新石器遗址中发现大量的新石器文物,表明五千年前的原始先民就已打造了农耕狩猎的石制工具。

特别是从新干大洋洲牛城遗址和程家商墓发掘出土堪称“中国青铜第一”的大量青铜器。表明4000年前的殷商时期新干已建立了地沃粮丰、民富国强的江南青铜王国。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郡县天下,新干开始建县到大洋洲商代大墓,一个个神奇的历史密码,已揭开了中国江南青铜文化的历史新篇章,并昭示出赣文化古老的根系和渊源。

新干大洋洲商基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品种之全,为江南出土青铜器之最。1989920日发现的大洋洲镇程家村商代大墓,现出土了1300多件文物,其中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陶瓷器139件。青铜器尤为引人注目,其数量之大,造型之奇、纹饰之美、铸工之精,堪为江南商墓之冠,就是在全国也是罕见的。通高105公分,重78.5公斤的大铜甗,为全国之最,有“甗王”之称;巨型大钺被专家誉为“中华钺王”;青铜犁铧,全国仅此一例;青铜豆,专家赞叹举世无双;青铜瓒,国内独一无二;提梁方卣,实属孤品;双尾铜虎,体型之大,堪称“虎之王者”,世所未见……四足铜甗、乳丁纹虎耳方鼎、伏鸟双尾虎和玉器神人兽面形玉饰、侧身羽人佩饰更是被评为“国宝”。吉安新干大洋洲商基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品种之全,为江南出土青铜器之最。其中的青铜大钺为至今全国出土同类青铜器中最大的一只,青铜犁和镰也属首次发现。

曾经江南到底是“荒蛮腹地”还是“文明古国”?那里到底曾经发生过什么?有着怎样的历史记忆?1989年,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掘,大量青铜器的出土,石破天惊改写江南文明史。

从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青铜器群和陶器群来看,新干大墓所反映的文化性质,决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中原商文化的传播,而是属于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同时也表明在3000多年以前,赣江流域确曾有一支与中原商周文明并行发展的土著青铜文明。有与中原殷商王朝并存发展的另一个地域政权,也就是存在着一个有相当规模、国力强盛、科学文化高度发达的方国。

3、瓷器文化

陶瓷(英文China, 是中国古代智慧与伟大发明之一。吉安永和吉州窑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黑釉瓷生产中心基地,是瓷器文化是吉安古庐陵物质文化的一座丰碑。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铜、铁应用有限,日常生活的大量器具是陶瓷,是须臾不可离的。吉安市陶瓷文化起源于新石器时代,青原区河东镇庄塘村东的案山,出土了印纹陶片。沉睡在吉安市天玉乡簸箕岭上的千年临江古窑,是目前中国已发掘的最大古窑作坊遗址,它再现的制姿工艺全过程,能让人想象到昔日吉安瓷业的辉煌。为保存这一对研究中国陶瓷史有重要价值的文化遗址,天字第一号的国家工程一京九铁路不惜改道。

早在远古时期,这里的炎帝部落先民就开始制造出了饮食用的陶器和炊具,制作陶器,自然是为了改善生活。

西晋末年至1800多年前的东汉,曾为古庐陵东昌县治的永和镇,开始了陶瓷的早期开发。南齐朝,又辟为焦度将军的封邑。唐末五代,这里“民聚其地,耕且陶焉”。

五代时期。一方面农民不必再用宫铸的伪劣农器,另一方面民间的铁器铸造业也得到了发展的机遇。此外,陶瓷器的主要器皿,如碗、勺、盆、罐、钵等,虽有精粗之分,高低级之分,但都是人民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故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中越窑的青瓷、湖南长沙铜官窑的釉下彩色钵和贴花纹水注、华北的自瓷钵都是唐未五代畅销国内外的优质产品。器物以日用的碗类居多。尽管九世纪以前,中国陶瓷已远输各地,但作为重要的贸易商品出现,却是晚唐、五代时期,这一时期中国陶瓷不仅输往东亚、东南亚各国,对南亚、甚至更远的西亚和东北非各国都有输出。这对陶瓷产地的经济发展是大有裨益的。丰富的考古发掘遗址也证明这一时期南北方确有许多民窑。北方有耀州窑(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磁村窑(山东省淄博市郊)、扒村窑(河南禹县)、西关及窑沟窑(河南密县)、邢窑(河北临城县的岗头、祁村、西双井)、定窑(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山村)。南方有吉州窑(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西侧)、萧窑(安徽萧县白土镇)、龙泉窑(浙江龙泉县)。分布广泛的窑址,其产量肯定是可观的。上述手工业品多是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其面向的市场也主要是农村,这就为农村草市镇的繁荣注入了活力。

自唐以来,东昌县治永和古镇开始繁荣昌盛,附居者数千家,人口四五万。特别是宋代,制瓷业得到飞速发展。最有名的是座落在赣江西侧吉安永和镇的吉州窑,又称东昌窑、永和窑。永和原属庐陵泰和,泰和谓西昌,故永和古称东昌。永和窑群中最出名有5家,5家中又以舒姓父女的“舒窑”价最高,特别是舒翁之女舒娇的陶瓷制品几乎与当时天下最有名、“一瓶一钵,动辄十数金”的浙江龙泉“哥窑”等价。到南宋时,吉州窑烧制的紫黑釉瓷别具特色,其纹饰手法多种多样。吉州窑后来衰落了,许多技术工人去了景德镇,对那里的陶瓷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景德镇陶录》说:“今景德镇陶工故多永和人”,因此也有“先有永和镇,后有景德镇”这么一种说法。吉州窑产品远销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各国。瓷业的兴盛,又带动了商业、手工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在南宋最盛时具有“六街三市七十二花街”的繁华规模,有直接为瓷业而设的专业市场,如瓷器街、柴草市等。还有粮食糟行、竹木商行、五金店辅、茶楼酒肆等。“百尺层楼万余家,六街市连廒峻宇。金凤桥地杰人稠,鸳鸯街弦歌歌舞”。一时商贾云集、樯桅林立、车辐辘辏,成为“舟东一大都会”。对于永和镇昔日的繁荣,明初永乐年间的《东昌志》称:“异时谈吉安之盛,萃于庐陵,故庐陵为郡之望;谈庐陵之盛,萃于永和,故永和(笔者注:当时与广东佛山、湖北武汉同号)为天下三镇之一。”

古吉州城南郊的吉州窑集南北名窑之大成,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吉安境内有我国最大的保存最好的古窑遗址吉州窑,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黑釉瓷生产中心。永和镇瓷窑始于唐五代,盛于北宋南宋,衰于元末,至今遗存24个窑包。“先有永和镇,后有景德镇”的佳话流传至今,它烧制的“木叶天目”等名品成为世界各国竞相收藏的瑰宝。据《景德镇陶瓷录》记载:景德镇自元朝以来所创的青花瓷,是从吉州窑彩绘中脱颖而出的。永和吉州窑是全国目前保存最多、最完整的古名窑遗址(遗存24个窑包)。流传至今的吉州窑产品十分珍贵,英国收藏的凤首瓷瓶视为世界级珍品,日本收藏的几件瓷器被当作国宝。

曾经千年窑火的庐陵永和吉州窑自唐代中期到明末600余年间,是江南陶瓷大型生产基地,盛时3万多窑工,窑场延绵2公里,存有24座窑包遗址。木叶天目、兔毫天目、剪纸贴花等产品的制作工艺,是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深受皇室贵族、平民百姓喜爱。无数的陶瓷沿赣江北下南上,流向海外,至今仍被南亚、欧美等国家视作稀世珍品珍藏。这些陶瓷是庐陵人智慧的结晶,通过出口外销,把庐陵人的创造精神,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舒翁作为吉州窑当时瓷塑技艺的一代高手和出类拔萃的制瓷大师、宋代著名的民间陶瓷家,舒娇从父学艺,瓷塑技术一亚其父。父女为中国瓷塑工艺一代名家。当时永和各窑品种繁复,有青釉、白釉、黑釉和彩绘等诸多名品,其中白釉、黑釉以舒氏父女所制最佳。舒翁、舒娇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父女俩名重一时,遐尔并闻。他们的美名,当永为志铭,千古流芳。

吉安古庐陵各类有代表性的文物遗迹有:以新干大洋洲程家商墓遗址为代表的青铜文化遗址发掘出土陶、硬陶、原始瓷器139件,以青原区临江窑为代表的古窑址5处,而吉州窑是吉安境内最大的保存最好的我国古窑遗址。

4、船业、纺织业、印染业文化

吉州居赣江中游,境内江河多,因故造船业兴盛。南唐保太三年五月,吉州铁铸的十字锚,长2尺,重650公斤,系战舰或木筏用。北宋天禧末年,江南及西北造船2916艘,吉州525艘,占38%。南宋建炎二年,据史载“全国造船2676艘,其中吉州造船898艘,数量之多,居全国之冠”。

《新唐书》所载的吉州贡品中,有丝葛苎麻布。纺织业的兴盛,促进了印染业的发展。光绪十六年,全国有染工匠1000余人,最大的染坊在吉安,工匠100多人。

5、商贾文化

商贸业和手工业是一对孪生兄弟。自古“吉安老表一把伞,走出家门当老板”。

湖广、云贵川通都大邑,都设有庐陵同乡会和会馆。庐陵商帮主要经营绸缎布匹,南北杂货,也开典当钱庄。庐陵人周富九是上海的大富商。清初,吉安商人刘尔凯,在武汉、长沙拥有数百的商号和工厂。乾隆皇帝封他为大夫。他在家乡建造民房60幢、大祠堂5座。历史上庐陵商人曾修过一条青石板路,从吉安通湖广。路上,十里一亭,遇江建桥,遇河设渡。

千里赣江,舟楫如织,诏书、政令驰往百越,贡品、使臣呈向天阙,贬官商贾,戍卒举子,艺人浪人熙来攘往,给封闭的内陆吉安的农耕文化带来了人才流动、货物流动、信息流动,还有观念冲击,从而惠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它从万安良口入境到新干三湖出境,纵贯61市,全长264公里,它千年流淌,不舍昼夜,不但养育了两岸儿女,更主要的是在陆路、空中交通尚不发达的中古社会,曾是沟通中原与南粤,直至通向海外的主要交通。

赣江的便利,除了军用、客用,更主要还是货运。自唐武德元年(618年)赣江清运就很发达,吉安市作为赣江中游的航运码头,曾是货物集散地,这也刺激了吉安的造船业。宋朝就开始在吉安设立了由宦官监督的造船场,造船所需木材,主要从永新、遂川采买。赣江航运运走的是吉安的粮食、矿产、木材、茶叶、陶瓷、蓝能染料及柑桔水果等大量土特产品。到明、清时,每年8万余担大米也由赣江“运止于淮”,通过南北大运河,转运到京郊通州。

新干界埠的战国粮仓规模不小,它是官仓还是屯积的军粮?但它紧挨赣江,是古代政治家或军事家利用赣江的物证;三国鼎立时,东吴大都督周瑜也曾在赣江的峡江河段操练水师。

南北朝时,本是江苏人的陈霸先发迹于岭南,于公元5516月,趁赣江“水暴起数丈,三百里巨石皆没”(《陈史》),亲率大军从赣州顺抵泰和,得到赣江沿岸豪强大族的响应支持,筹集军粮50万石。正是这种水利、人和成全了一代枭雄,使他得以取梁而代之,在南京建立了陈朝。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堂堂大宋皇帝的伯母隆佑太后被金兵追得仓惶南逃,曾留宿峡江的江边小村。穷苦百姓们尽了良民的义务。因国难中的这份难得情份,她给小村赐名“暮膳”,至今仍为巴邱镇一个自然村。后来太后在万安皂口(今为造口)舍舟登陆,才没蒙受当俘虏的国耻。赣江保全了赵宋天子家的面子!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爱国诗人辛弃疾在江西提典刑狱任上,一次赴赣州经万安,对这段辛酸国史感慨万端,提笔写下了传诵千古的《菩萨蛮·书江西皂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今赣州城里建有郁孤台,这一旅游资源应是从万安“借”去的。

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民族英雄岳飞沿赣江而上去赣州,曾驻节伏魔寺(今新乾县荷蒲中学内),还曾题诗于寺壁:“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恶魔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据说,韩世忠、梁红玉夫妇也曾驻军赣江之滨的新乾县,该县神政桥乡的庄上村,古名“旌忠庄”,即韩、梁夫妇的庄园。

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偏安的南宋已如秋风里的瑟瑟枯叶。一片丹心的文天祥,屡经失败后又从广东募集万余人马,沿赣江北上去临安(今杭州)勤王。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12785月在岭南被俘。元军押他过了梅关上了囚船。他知道将要经过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母校白鸳洲书院,感叹“青山重回首,故人无复见”,打定主意绝食而死,归葬故里,引至泰和江面时,留下了绝笔诗:“书生曾拥碧油幢,耻与群儿共竖降。汉节几回登快阁,楚囚今度过澄江。丹心不改君臣谊,清泪难忘父母邦。惟有乡人知我瘦,下帷绝粒坐篷窗。”后因顺流风急,不久便到吉安,并未饿死,才恢复进食,两年后就义于元大都(今北京市)柴市口。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天国后期军事领袖、忠王李秀成攻打吉安,正值赣江水涨,他利用集结在余家河一带的商贩木排,顺江而下,虽无轴轳千里,却也浩浩荡荡,毫不费力地连下数县。

赣江的云水波痕,樯橹风帆,两岸的青山碧树,沃野田畴,给了历代经赣水到吉安的文人雅士们多少清新的灵感!南宋时与陆游、杨万里齐名的范成大船过清江、三湖一带,见岸滩“桔园甚果多”,悠然吟诗:“芳林不断清江曲,倒影入江江水绿”“暑风泛花兰芷香,秋日篱落愁青霜。”

一些受到政治迫害与打击的文人便没有这样的好心情。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苏东坡贬往广东惠州,在将要过滩急浪险的万安十八滩时,写下了《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欢喜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达观如东坡,也有心寒孤泣时。7年后,宋徽宗继位他才蒙恩遇赦,北返路上,一路流连。船抵新干,迎接他们的知县是同窗好友张好古。当时新乾县城内金川河上正在建一拱桥,张好古便请这位大手笔题名,苏东坡欣然挥笔,写下了“惠政桥”3字。这是诗人与故友共勉?还是诗人此时对朝廷赐恩感激的心声?为政者德,“惠政”应是通向民心的桥梁!历近千年风雨,惠政桥依然在向人们昭示这一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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