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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明，张仪被秦武王驱逐第二年故于魏，吕不韦是在去巴蜀的路上选择自杀的。秦国这些有功之大臣为何不得善终呢?卓著的功绩背后，往往也捆绑着许多个人与邦国命运，个人功名与国家荣辱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问题中所提到的这几个人，都是秦国功绩卓著之臣，然而又是矛盾源头。他们为何到最后要面对如此矛盾的局面？ 首说改革者商鞅，商鞅不是战国首个改革者，却是最成功的一个改革者。他的成功在哪？首先在于有个绝对信任和支持他改革变法的秦孝公；其次他在最野蛮，最落后，最贫穷的秦国建立了战时法治国家的秩序；再者，建立了秦国社会政治经济的诚信体系和公正体系；最后改革了秦国的军队体制。这些在当时看来是前所未有的。 秦之是个多原始民族的诸候国，这个多民族不同文明的多民族，而是处于原始部落野蛮的多民族。战国时期，秦国人的祖先源起于西陲，后来秦穆公灭西陲原始戎狄数十国，收复雍岐之地才有了秦国的基础。几百年来秦人与其它诸候国不同，秦人一直与戎狄人原始部族居住在一起，过着马背和刀口舔血的生活。 秦人中，多数为原始部落融入而成，民族多、习俗多，自秦穆公征服了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原始部落后，这些戎狄原始部落的后代们多数沦为秦国的最底层人口，或为贱民，或为奴隶，这些被征服的原始部落人只是充当老秦人贵族的战争和剥削的工具，他们跟贵族秦人之间有着一道不可跨越的阶级“鸿沟”，战争中不管立下多大的功劳都不会得到社会地位的改变。 商鞅变法后，秦国贵族与秦国贱民奴隶之间这道不可跨越的阶级“鸿沟”首先在律法上击破。过去由于贵族与隶农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官府对身份不同的人不管是在待遇上还是在政策都是不会平等对待的。对身份低下的人赏罚不公，赏罚失信。秦国贱民奴隶纵然面对贵族的不公也只能低头认栽，因为当时不管是官府，还是秦法，都是公然保护贵族的。商鞅变法后，秦国贱民奴隶的法律地位瞬间就与贵族们处在同等的水平上。这个惊天动地的变化啊！这意味着贵族彻底失去了以往的特权，没有了这些特权之后，他们的高贵的身份就与秦国贱民奴隶同等。也就意味着贵族彻底没有了剥削贱民奴隶权利。贵族们原来享受着剥削贱民奴隶所带来的利益突然没有了，这便是商鞅首先触动了秦国贵族利益后，引发贵族对商鞅强烈不满的根源之一。 其次惩治违法贵戚，赏有功之贱民。一直以来贵族在“刑不上大夫”的教条面前是最大的得利者，纵然违法也不会受到刑罚。贵族容易违法是因为他们都可以免于刑罚。 商鞅通过刑治秦孝公身边的两大重臣，其中公子虔还是秦孝公的亲哥哥，有效地杜绝“贵有罪无刑”的问题。被削去利益和特权还要受刑罚的贵族可谓恨透了商鞅。只是，在秦孝公在世之时他们也只能忍在心里，明面上也不得不顺着商鞅变法的路线走下去。 直到秦孝公一死，这些被削去利益和特权的贵族们开始集体对商鞅发难，变法功成失去靠山的商鞅也只能最后担当起所有贵族的怨恨，将这些怨恨一起随着自己埋进土里，避免因为这些怨恨将好不容易强大起来的秦国再次因为卷入内部斗争而衰落。 商鞅作为变法者，是因为阶级矛盾导致了他的不得不死，那么以上的白起、吕不韦、李斯则与商鞅不同，他们的不得善终多与享受得了无上权力，担不起无边委屈有关。基于篇幅过长，下面重点说说战国四大名将之首白起，为何不得善终。 白起不得善终根源在于长平之战，在军事上他成功打赢了长平之战，却没有战胜长平之战背后的诸多无奈。从史书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长平之战胜利后，就跳出来一个专给白起“穿小鞋”的小人，这个小人是谁？范睢。长平之战后屡屡挑拔白起与秦王的关系，最后导致秦昭王赐死白起。表面上看来，范睢过于小人行径了，其实是他在替秦王当了这个小人。在《吕氏春秋应言篇》我们不难发现什么？“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粮食索”。 也就是说，长平之役后，秦国力消耗殆尽，将领提出继续乘胜追击，心里是不滋味的，因为他想，却没办法提供更多用于军队作战的物资和兵员，但又不能以没有国家资产提供给军队所以不能战的理由来说明自家已经穷困和打击全国军民的士气。此时，虽值大胜，但是高涨的秦军士气与损失惨重的国力成为了进攻邯郸的突出矛盾了。如果此时由秦王说出休兵的话，对于将士们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士气大打击。但是如果任由白起因为战役层面的有利而不顾当时秦国的困境一味冒进的活，结果可能是由大胜变成大败，因为这不是战术上的问题，而是秦国根本补不上长平之后的物资供给。 既要将士休兵又不让别人知道自家米缸空的办法唯有一个，就是必须有个小人跳出来背这个“停战的锅”，劝秦王休兵不战。然而这个小人不能由秦王来做，毕竟秦国是秦王的国，他始终要威严富强形象来治理这个秦国。但是，面对经济上的困境与胜利之师的高涨士气，这个“搅局”的小人角色必须要有人来演。秦昭王此时更需要的快快劝他退兵的“小人”来缓解经济与国力的不足，而不是冒进的勇士。 范睢看到了问题的要害，背了这个“黑锅”。表面上，白起和秦军将士恨透了他，其实秦王却最感谢他，他将所有的怨恨揽到自己身上解决了粮草严重不足与士气高涨的矛盾，把秦王与秦军将士的矛盾转移到自己身上了。 白起在处理长平之战之后的矛盾却没有范睢那样敢“背锅”了。为了“战神”的声誉将最难堪的丑事赤裸裸地往形象威严的秦王身上扔，就是长平杀赵军降卒的事。收降率与粮食供给上出现了刻不容缓的矛盾，几十万人要填饱肚子，已无粮可供。然而杀降，是一件最丧失仁义的事，做了名声不保，以后各诸候国必定仇秦，仇秦意味着，往后各国对秦军开战只有血战到底而求生，绝不投降而送死。 “仇秦”与“与仇白起”相比，孰重孰轻？不言而喻。因为列国一旦仇秦，就会引发宁死不降恶秦的后果，对秦军在统一的路上就是个巨大的障碍。 白起没考虑这层，只是认为杀降的话，他白起“战神”的名声荡然无存。他没有像范睢那样自告奋勇地抛开个人荣辱得失为秦国的利益演好这场“不是秦王要杀降，是秦王劝我不杀降，是我白起非杀降不可”把暴名留给自己，把仁义之名留给秦国和秦王的戏。白起不肯牺牲自己的名声来维护秦帝国的名声，可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罪过。秦帝国给了白起最高的爵位和封号，给了白起无上的荣耀，白起同样有使命担当起秦国的所有不堪和屈辱，因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威严和命运前途远比一个臣子的个人荣辱得失大。 最后因范雎在邯郸问题上是与他的看法相背的，但是秦昭王听取了范雎的意见，撤军与赵国和谈后没过多久，赵王违背和谈条约使秦昭王发怒决定再次发兵攻邯郸。由于当初秦昭王没有采用白起的建议，如今再次攻邯郸白起认为最好的时机已经错失，认为秦军没有他白起就玩不转，公然负气抗命不执行秦王命令导致被处死。 白起、吕不韦、李斯等都建功于秦，也就是因为他们有功于秦，在面对个人与邦国命运问题上，个人功名与国家荣辱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很明显在他们心里，个人命运和功名荣辱远在邦国前途命运之上。吕不韦放不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被秦王驱逐后自杀于路上；李斯在秦国命运转折点选择了保护自己的宰相之尊，听信赵高之言，放弃了为秦帝国作出正确选择的理智。结果，邦国亡了，自己又身死于市，又何来宰相之尊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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