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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起 笔者等参加周原遗址考古工作多年，对周原考古学研究历程略有了解。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80多年来学界在商文化、先周文化和西周文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有一现象随着各项工作的开展也日益明显，即商文化京当类遗存对理解周人迁岐的指示意义一直被忽略或很少提及。当然也可以换做另外一种表达形式，即周原遗址京当类的存在与古公亶父迁岐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笔者不揣鄙陋，试求一解。 二、京当类遗存研究 1942年，石璋如先生开展了传说中周都的实地考察，在周原岐阳堡采集到一件鬲口沿残片（图一）。 图一 1941 年岐阳堡采集陶鬲口沿 他认为“在河南是殷代及其以后的产品，那么它可能与早期的周代文化无关”。根据现在的研究来看，这应是一件殷墟一期左右的商式鬲，也就是周原考古第一次所见的商文化遗物。
对周原商代遗存首次进行综合研究的是邹衡先生。他在1977年将关中东部的商文化遗存归入商文化二里岗型，将关中西部的遗存归入京当型。此后，徐天进根据耀县北村遗址的分期结果，认为扶风白家窑、周原遗址王家嘴和岐山京当等处发现的商文化遗存的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或稍早，并根据关中地区商文化遗存的分期、年代与分布状况，认为商文化有一个由东向西发展的历史过程。壹家堡遗址发掘后，孙华指出，在壹家堡遗址第一期前后（商王盘庚至武丁时期），关中地区的商文化遗存就应与关中以东的商文化遗存有所不同，应当单独作为商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独立出来。他称之为“老牛坡类型”，以老牛坡遗址为代表。张天恩则在朱马嘴遗址发掘后，观察到朱马嘴遗址与北村、老牛坡遗址的早商时期遗存差别较大，将后者仍归入二里岗型商文化，下限可到殷墟一期，而前者则仍归入京当型，下限可到殷墟第二期或略晚。付仲杨以老堡子遗址发掘资料为基础，对周原遗址京当型和先周时期遗存进行了综合分期与分类，而且通过各期文化因素分析，探讨了各考古学文化的演变轮廓及它们之间的相互更替及融合的过程。马赛对周原和关中西部的京当型商文化及其与关中西部的先周时期遗存进行了综合研究。宋江宁基于朱马嘴和老堡子等几个遗址资料，对京当型进行了新的分期研究，探讨了其发展过程和与郑家坡文化的关系。
商文化在关中地区自西向东传播的过程中面貌逐渐发生着变化，这是上述各家都公认之处。笔者之一认为其差别表现在在与土著因素的结合程度上，同意将老牛坡类型与京当类分别开来，礼泉朱马嘴遗址以西为京当类，以东为老牛坡类型。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将关中西部时代为二里岗至殷墟一期左右，遗存面貌以商文化为主体的遗存称为京当类遗存。
以上研究基本理清了关中地区商代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内涵，都关注或包含了周原遗址商代考古学遗存的文化属性和年代序列，对进一步开展商代关中社会角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结各家意见，笔者以为关中地区的商文化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商代早期。这一阶段的前提是商文化处于全面扩张时期，商文化各地方类型的主体人群都是商人，在行政上很可能是从属于商王朝的。第二阶段为商代晚期。商文化核心区北移至豫北冀南，并向东扩张，长江流域、郑洛地区被放弃，晋南与关中地区远离核心区，其商文化和社会可能走上了独立的发展道路，尤其是关中地区距离殷墟距离更为遥远，也许已经脱离了王朝的直接控制，已经类似古希腊城邦时期的殖民地。笔者曾经论证老牛坡遗址在商晚期时长期是关中地区的中心遗址，关中西部土著文化的发展可能更多是向它学习的结果；也曾指出周原遗址在商代最晚期时取代老牛坡遗址成为关中地区新的中心遗址，但并未对这一事实和京当类时期商人对周原遗址的经营进行关联解释。因为周原遗址的这两个阶段之间不只是时间上的早晚相继，更可能是土著人群在周原取代了京当类的人群后，全方位取代和继承了前者在关中西部的中心地位，并以周原为基地向东发展。下文拟从聚落考古的角度对周原遗址京当类遗存在关中西部商代社会中的地位进行简要地分析和梳理。
三、周原遗址在关中西部商代社会中的中心地位 由于周原遗址所处的七星河流域进行了全面的区域调查，而关中西部地区又缺乏京当类遗存分布的具体资料，故本文只选取七星河流域和关中西部其他地区已知的几处遗址与周原遗址进行对比分析。
（一） 周原遗址
1972年，京当村出土二里岗时期戈1、爵1、斝1、觚1、鬲2，可能同属一座小型窖藏。简报认为属于殷墟早期阶段（图二）。 图二 1972 年京当窖藏出土铜器 1973年，扶风县美阳大队村民在岐山县京当镇王家嘴村北发现铜器8件，计有鼎1、鬲1、簋1、卣1、高足杯1、斧1、锛1、凿1。简报认为其年代从二里岗上层到殷墟晚期（图三）。 1976—1978年陕西周原考古队在贺家西北、村南砖场附近和贺家村东、礼村北壕三个地点发掘了商周时期墓葬57座、车马坑4座和灰坑2个。可见到2座京当型墓葬和1件采集的陶鬲（图四）。
1996—1997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先周文化的研究与年代测定”专题组对周原王家嘴遗址进行了发掘，共发掘商时期灰坑114座、房屋残迹2处、墓葬21座，资料尚未发表。2001年，周原考古队在王家嘴和贺家两个地点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商及西周时期的灰坑、墓葬、陶窑等遗迹，通过这次发掘，基本建立了周原遗址商时期的分期编年谱系，对周原遗址商时期的文化面貌也有了深入的了解（图五）。 图五 2001 年王家嘴遗址 H64 出土陶器 4、9. 盆（H64：23、9） 同年，还在周原遗址范围内对商时期的文化遗存进行了田野调查，基本了解了商时期文化的大致分布状况和范围。2002年七星河流域调查过程中，周原考古队在王家嘴采集到典型二里岗上层时期陶鬲口沿（图六）。 图六 王家嘴采集鬲口沿 2010年，岐山县周原博物馆在王家嘴村南抢救发掘残墓一座，采集到玉璋1、铜凤鸟形饰3、铜兽首2、铜圆锥形器足3、铜三棱锥形器足3、铜刀形扁足3、大小铜片180余。简报认为铜器“显系认为砸碎所致”，可能为“碎物藏”或“毁器葬”。2013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双庵遗址进行发掘时，在王家嘴地点发现一批京当型墓葬与灰坑，出土了精美的铜器、玉器、卜骨等，由于资料未发表，具体情况暂不清楚。2013年开展的周原遗址调查综合以上发现，将周原遗址京当类遗存分为五个区，认为可能是不同的“族邑”（图七）。 图七 周原遗址京当型遗存功能区分布 综合以上资料和研究成果可知，周原遗址京当类遗存的分布当在500万平方米左右。遗迹种类有居址、高等级墓葬（至少3座贵族墓葬）和低等级墓葬、窖藏（至少一座）。遗物类别有铜器、玉器、卜骨等高等级和陶器等一般器物。可见此时的周原社会已经是一个等级分明的阶级社会，其面积巨大，应是一处中心性聚落。
（二） 下康一老堡子遗址
遗址坐落在扶风县法门镇下康村、魏家村、尧院村、曹家沟村和老堡子村一带，位于七星河东岸台地上。京当型主要分布在老堡子村周围，面积在170万平方米左右。发掘了9座京当类遗存的灰坑，出土有日常的陶器、卜骨、骨器、石器等，仅有1件铜钩（图八）。 图八 老堡子遗址出土陶器 10、11.盆(H55②:96、H45:22) （三） 白家窑遗址
遗址坐落在扶风县法门镇白家窑水库大坝一带,位于七星河东岸。1973年在水库大坝西南出土9件陶器，可能出于一座墓葬。1976年于一灰坑出土假腹豆1件。两者时代大体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2002年七星河流域调查时未见商文化遗存，可见遗址面积较小，为普通聚落（图九）。 图九 白家窑水库出土陶器 1. 商式鬲 2. 罐 3. 假腹豆 （四） 北后峪南遗址
遗址坐落在岐山县青化镇北后峪村南后峪沟北岸台地，位于七星河西岸。遗址面积为1万平方米左右。遗址内发现有一段长约30米的地层，在地层中出土有麦粒状绳纹陶片等（图一〇）。 图一〇 北后峪南遗址出土陶器 1. 罐肩部 2. 罐口沿 （五） 吴家底遗址
遗址坐落在岐山县青化乡吴家底村东南台地上，位于七星河西岸。遗址面积约12万平方米。发现灰坑等遗迹。采集的陶片标本中以西周陶器为主，个别为麦粒状绳纹陶片，可能京当类遗存。
（六） 孙家东遗址
遗址坐落在岐山县青化乡孙家村东，祁家沟西岸台地上，位于七星河西岸。面积约7万平方米。未发现灰坑，只采集到麦粒状绳纹陶片，可见该遗址也是一处普通聚落。
（七） 壹家堡遗址
遗址位于扶风县壹家堡村西，湋河北岸的塬地上。面积约40万平方米。1980年以来，扶风县博物馆曾清理了墓葬3座、陶窑2座，灰坑若干。出土器物有铜器、陶器、石器、骨器、卜骨等。1986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进行了发掘，面积约150平方米。清理牲畜圈栏1座，陶窑3座，灰坑12个，灰沟1段。出土器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卜骨和铜镞等。孙华将遗址分为四期6段。张天恩将孙华的第一二期合并作为第一期，性质为商文化京当型，时代为殷墟一期。笔者之一同意张天恩将第一二期合并作为第一期的意见。遗址征集铜器有鼎1、钺1（图一一）。从遗址面积和出土器物来分析，壹家堡遗址也存在一定的阶级差别，级别应低于周原遗址。
图一一 壹家堡遗址出土京当型遗存铜鼎和铜钺 （八） 朱马嘴遗址
遗址位于礼泉县北牌乡马家嘴村北，坐落在泾河南岸的台塬顶部，面积约30万平方米。70年代曾出土青铜器多件。后半坡博物馆做过试掘，但未发表资料。1985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曾做过调查，认为是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1995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联合发掘，发掘面积90多平方米，清理灰坑、陶窑、墓葬等遗迹，出土器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卜骨等。张天恩将朱马嘴遗址分为三期四段。第一期包括一二段，约当于二里冈上层时期或稍晚。第二期为三段，约当于殷墟一期或略晚。第三期为四段，约当于殷墟二期或略晚。遗存面貌皆为京当型。朱马嘴遗址出土的铜器有鼎2、甗1、觚1、爵1、戈1、镞1（图一二）。朱马嘴遗址的阶级分化也很明显，但级别似也低于周原遗址。
图一二 朱马嘴遗址出土铜器 1、2. 鼎 3. 甗 4. 觚 综合比较以上八处遗址，根据遗址面积、遗存种类和等级三个标准可以将其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为周原遗址。面积最大，达500万平方米，远超其他遗址。遗存种类最丰富，遗物等级最高，应是整个关中西部地区京当型社会的中心性聚落。第二等级为出土有铜容器和兵器的遗址，包括壹家堡和朱马嘴两处，可能为次一级的中心聚落。第三等级为其他遗址，为普通居址。由此可见，周原遗址正是关中西部社会的中心聚落，为商王朝的统治据点所在。
四、周原京当类遗存对周人迁岐的指示意义
《诗经·大雅·绵》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溪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史记·周本纪》云古公亶父时，“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二者皆讲到古公亶父翻越北山进入关中平原，也即是从泾河流域来到渭河流域的岐下，诗经中更是具体讲到了岐下的周原。
上文已经证明，在京当类时期，周原遗址是关中西部社会的中心聚落，为商王朝的统治据点所在。我们可以进而推测周原遗址作为当时整个泾渭流域西部最大的聚落，在当时的社会网络中应是众所周知的社会中心，辐射和影响着周边社会。这个现象是以往研究中从未提及和关注的。须知，周原遗址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时期一直处于发展壮大的过程之中，从所处七星河流域的中心聚落成长为泾渭流域西部，整个关中地区甚至西周王朝的中心。这个不间断的过程再次证明了京当类时期周原遗址在泾渭流域西部的中心地位，因为之后的周人再次选择了周原作为自己的统治中心并将其沿用至西周晚期。考古资料表明，京当类遗存在周原遗址逐渐消失后，其周边的土著文化便持续迁入。周原遗址在关中西部各先周时期遗址中遗存种类最多，包括了来自渭河流域东西部，泾河流域的老堡子类遗存、刘家文化、碾子坡文化、郑家坡文化等，这正是中心性聚落的特征之一，而其他著名遗址如老牛坡、碾子坡、郑家坡、孙家的文化面貌都相对单纯。所以，我们以为，商文化京当型时期周原遗址在关中西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对理解周人迁岐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如无前者的开发与经营，后者的迁徙至此与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文章来源：《文博》2018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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