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北海的客廳。

文字丨『誰最中國』

圖片丨來自網絡

《邪不压正》之后，让本就在文艺圈小有名气的作家张北海，着实又火了一把。

张北海何许人也？原名张文艺，祖籍山西五台山，1936年出生于北平，逢时局动乱，13岁时和家人去了台湾。后又从台湾到纽约。

初到纽约的日子，张北海一边读书一遍四处打工，加油站、花店、镜框店，收货员、银行统计，各样工作都做过，还曾在圣塔莫尼卡的一个马戏团找了一份工作，最惊险的是为大象表演放道具，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一根长长的工字钢条放到高高的木台上，稍有疏忽，大象的重量砸到头上，就没命了。

直到1972年，36岁的张北海在联合国谋得翻译工作。面试时考官问他为何会想要考到联合国，他说“联合国是个正式工作，而且钱又多，当然要。”面试官笑了，于是他就那样被录取了，从此正式定居纽约，并开始写作。

60年代的纽约，摇滚乐、嬉皮士、黑人民权运动、妇女权利运动等等，令整个美国沸腾不已，那一切，对张北海来说都“简直是震撼！”于是他以敏锐的观察和幽默的笔调描绘美国世相，从牛仔裤、地下铁，到摇滚乐、无名诗等等，从《人在纽约》到《一瓢纽约》，他用一篇篇光怪陆离的碎片，拼出了一个活泼的美国。

张北海在纽约

他对自己生活过的城市了如指掌，哪条街当年是“无人区”，现在已经是曼哈顿最繁华的地区；哪家餐厅是谁创立的，什么时候烧毁，什么时候又重建了；他仿佛是纽约市的“活百科全书”。

作家庄欲安说：“倘若张北海穷到孑然一身，只要他谈论身上任何一个纽扣、皮带、眼镜、名片、口袋、面纸的沿革历史，或是走到街口第一个转角所看到的某一个公用电话、信箱、窗帘、对讲机、汉堡、自动贩卖机的兴衰沧桑，一定可以换到糊口为生的笔润。”

也因为这份了解，许多无论国内还是港台的初到美国的艺术家都会去拜访他，他家的客厅成了许多初抵纽约的华人必到之地。

从6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批年轻艺术家先后不约而同地来到纽约，几乎叫得上、叫不上名字的，大陆的、台湾的，作家、音乐家、艺术家，都和张北海有所交集。关锦鹏就曾带着张曼玉等“三个女人”住在他家，拍摄电影《人在纽约》；阿城、罗大佑、李宗盛等也都是他的老哥们儿。

作家阿城

画家陈丹青

诗人木心

王安忆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也说到她与母亲1980年代第一次去美国讲学，就住在张北海的家。似乎有意无意中，张北海就见证了华人艺术家在纽约的发展史。

1997年，台湾音乐人陈升在纽约街头邂逅了旅美作家张北海。初春的深夜，两个醉酒的游魂在纽约逡巡徘徊，张北海嚷嚷说要去吃唐人街吃炒河粉，午夜的街头上，两人鬼哭狼嚎。半晌，张北海叹道，“你不知道，我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其实，我想象那些流浪汉那样就醉死在百老汇街……”

然后，陈升哭着跑回了旅店，抱着马桶吐了一夜。“走在异乡午夜陌生的街道，你低着头微笑着说，百老汇不懂游子的心情，不如归去，多年以后，你要寻找最美的天空……”后来陈升这首充满乡愁的《老嬉皮》，唱的正是张北海。

张北海不是常人印象里的那种作家，与其说他是作家，不如说他是个奇人。或者再亲切一点，可以称之为“老嬉皮”。

在他的侄女张艾嘉眼里，“叔叔张北海就是中国最后一位老嬉皮，永远的棒球帽、牛仔衣和匡威鞋，是他的招牌形象”。

提起嬉皮，大部分人的印象都是长发、五颜六色的服饰搭配，基本上都爱大麻，行为乖戾，恣意妄为。但真正的文化精神，要与内心是浑然一体的，是在外在的模仿过后，还要用心去理解、认同、推广。就像张北海那样，嬉皮精神，是真正住在他心里的。它是反对暴力的信念，是对生命的热爱，是内心的一团火，是极具魅力的“个人风度”。

在画家陈丹青的口中，他是“纽约的蛀虫”，爱酒、浪漫、慷慨；而作家阿成则说：“我在张北海的文字中，总能发现自己思维的空白点。这就是张北海的风度，我迷张北海文字的根本原因，在于迷其风度。”

大概，这种风度就是张北海对生活由衷地热爱，以及那份不管是8岁还是80岁都不曾失却的好奇心。

张北海年轻的时候，总是“很拉风”。初一时，他被学校以“泡茶室玩茶女”的理由开除。高一时，他在作业本中画乌龟调侃政权，被训导主任和军训教官叫到办公室，质问“究竟受谁指使”。1958年，“8·23金门炮战”爆发，张北海以记者身份前去报道，但因喝多威士忌睡过了头，错过了最后一艘去金门岛的登陆舰，结果那艘登陆舰被炮火击中沉没了。

年轻时的张北海，此图被用作《一瓢纽约》的封面。

这一切经历，于常人而言，俨然是传奇。经历过抗战、内战、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披头士摇滚……都是世上的一些重要时刻。

岁月更迭，物非人是，这个曾做着“京华侠梦”的纽约客还在那栋老公寓里笔耕不辍。“现在的生活作息非常简单，每日10点左右起床，下午拟个初稿，晚上再整理一遍，看看书，写写东西，that’s it!”如今八十多岁的他如是说。

纽约与北京，算是张北海生命中最重要的两座城市。纽约是他身存的城市、精神的故乡，纽约的蓝调也囤积着他浓浓的乡愁。他享受那城中的一切，并且如实记录。住得越久，写得越多。北京则是他记忆中的城市，他在近知天命之年开始动写《侠隐》的念头，两年搜集资料、四年写作，终于将消逝的老北京投诸笔下。

人们常说，中华的文脉，经历无数战乱坎坷，几千年不断绝，就是因为有人在不断地创造、不断地思考，让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血脉相连。

张北海与他的客人们，或是他笔下的人物们，自觉不自觉地，做到了这些“相连”。那些形形色色的人，带着各自的过往，经过相同的“张北海”一站后，又奔赴各自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