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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科举考试要比今天的高考难百倍千倍以上，然而曾巩一家人在同一场科考试中，六人参考，六人进士及第，这可以说是自有科考以来未曾听闻过的奇迹。《挥麈后录》卷六中记载了这个奇迹：“南丰昆弟六人，久益漻落。与长弟晔应举，每不利于春官。里人有不相悦者，为诗以嘲之曰：‘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南丰不以介意，力教诸弟不怠。嘉祐初，与长弟及次弟牟、文肃公、妹婿王补之无咎、王彦深几，一门六人，俱列乡荐。既将入都赴省试，子婿拜别朱夫人于堂下，夫人叹曰：‘是中得一人登名，吾无憾矣。’榜出唱第，皆在上列，无有遗者。” 看来，在参加科考的初期，曾家人并不那么顺利，还被家乡某位不友好的乡亲写诗奚落了一番。但曾巩不受这种事情的影响，他仍然与兄弟和妹夫等人努力学习，竟然一家六人全部通过了乡试，而后又一同去参加进士科。他们离家赴京时，向母亲道别。母亲说，你们这六人中，哪怕只有一个人能考取功名，我就死而无憾了。她没想到的是，去了六位，六位全都考得了功名，不知会把这位老太太高兴成什么样。 但这个奇迹还是让人忍不住八卦一番。古人云：名师出高徒，当年曾巩就是拜欧阳修为师。宋景祐三年，曾巩十八岁时前去参加考试，结果铩羽而归，但这次考试却让他跟王安石成为了朋友。庆历元年，曾巩第二次入京考试时，就拜在了欧阳修的门下。而这第二次的科考，他还是未能取得功名，王安石比他运气好，这次考试取得了进士及第。 曾巩撰《宋大家曾文定公文钞》十卷，明万历七年茅一桂刻唐宋八大家文钞本 到了宋嘉祐元年，曾巩的老师欧阳修当上了翰林学士，而后调回首都，主编《新唐书》，第二年任科考的主考官，而就是在这次，曾家六人一同考取了功名。如此说来，这样的好结果让人忍不住八卦，似乎也能理解，但是这一科的进士及第者，还有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这么说来，这场科考也算不上是偏心。 其实这场考试刚刚结束，欧阳修就因此惹上了麻烦。唐代的科举近似开卷考试，这使得考试成绩多有作弊之嫌，而宋代的科考就要比唐代严格了许多，这些具体措施包括“封弥”“誊录”“初考”“复考”“定号”“奏号”等等，并且考官要在考试之前就住进考院内，直到考试结束判出成绩，才可出院。这期间需要五十多天。制度如此之严，想要作弊确实极难。 嘉祐二年的这场科考，总计五位主考官，同时还有判卷官梅尧臣。梅的职务名称叫参详官，这个职位又称为小试官。这六个人像关禁闭一样，住在一起五十多天，在一起闲得无聊就写诗，等考试结束后，他们把这段时间写的诗还刻成了一本诗集，这本诗集后来也成为了他人攻击欧阳修等人的证据。 这场考试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其中有位考生的文章写得特漂亮，梅尧臣把这份考卷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并建议将这份考卷列为第一名。欧阳修对这份考卷也极其赞赏，但他读来读去，从行文风格上看，怎么都觉得这位考生有可能就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欧阳修觉得让自己的弟子考中状元，肯定会有很多闲话，于是他忍痛把这份考卷列为了第二名。等到最终公布成绩时，才知道这份考卷的作者是苏轼。 曾巩撰《曾文定公全集》二十卷首，清康熙三十二年彭期刻本 由此可证，曾家六人一同进士及第，欧阳修真的没作弊。但群众不这么看，等到礼部发榜的当天，当时深受人推崇的学子都落榜了，而中榜者大多是文风平实的无名之辈，这引起了落榜人的愤怒，于是他们拉帮结伙，在路上拦堵欧阳修的车马，并围攻谩骂。还有的落榜生还写了篇《祭欧阳修文》，将其扔到欧阳修家的院子里，以此来诅咒欧阳修早死。 好在仁宗皇帝给欧阳修以大力的支持，按照规定，科考之后还要进行最终的殿试。按以往的做法，殿试考试还会筛选下一批人，但这一场却很特别，因为所有参加殿试的人一律赐进士及第、进士出身或同进士出身。这种做法的言外之意是，这场考试所有的录取者全部受到了皇帝的首肯。这样论起来，后人再八卦曾家六人同时进士及第，也就应该没什么可说的了。 当年曾巩跟王安石的关系很好，后来王安石职位越升越高，当上了宰相，开始搞变法，曾巩对这件事并不支持，但也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为此二人的关系也渐渐疏远了。但是王琦珍不这么认为，他在《曾巩评传》一书中写到：“在王安石变法中，曾巩较任何人都更处于一种微妙的境地。一方面，他和王安石既是同乡，又是挚友，曾、王二府又是姻亲；另一方面，作为门生后学，曾、王、二苏都为欧阳修、杜衍、韩琦等一辈老臣所赏识与器重；再则，其弟曾布又是王安石变法的左膀右臂。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巩是熙宁前后复杂政局的一位极重要的知情者”，然而《宋史》中却认为曾巩和王安石是“始合终睽”“凶终隙末”。 曾巩撰《南丰先生元丰类稿》五十一卷，明崇祯曾懋爵刊本 王琦珍认为元代人修《宋史》是根据司马光等人的观念，故而修史者据此来断定是王安石背弃了曾巩，所以王琦珍说：“这种历史的偏见一直沿袭到今天。”而后文中举出了蔡上翔反对此说的例子，曾巩在元丰三年的文章中说过“吾君吾相之美，相与有成”这类的话，蔡由此说：“吾相非介甫乎？设子固果有大不悦于介甫，则不直斥其过可矣，亦何至称道其美若是？则吾不知世传两人始合而终睽者又因何事也。”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元丰六年，曾巩病逝于江宁，王安石闻讯后却没有写哀挽之词，这件事也是后人认为王安石做得太过的地方。但是曾巩去世后的第二年，苏轼由黄州迁汝州团练副使时路过江宁，王安石换上便装，骑着一头驴到码头去看苏轼，二人在聊天时，王称赞苏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东坡闻此颇为动情，而后又写诗又写文给王安石，据此，王琦珍得出的结论是：“曾、王相交之深，远胜于苏、韩，而对新法的批评，曾巩则不及他们尖锐，更何况十分注重节行操守的曾巩，对一手抚育成长的弟辈们那样深地卷入变法，从未有过责备。王安石对苏轼尚且这般宽容与厚爱，以如此胸次而对曾巩反衔恨至此，以至殁而不吊，那显见是不合情理的。”王琦珍进一步认为，曾巩去世时，说不定王安石写过挽联，只是未曾传世。究竟事实如何，也只能任由后人猜测了。 曾巩还有一件事被后世广泛猜测，那就是“被罢修《五朝国史》”。元丰三年九月，曾巩六十二岁时，由亳州前往沧州赴任知州，路过京师时受到了神宗皇帝的召见。因为曾巩的应答让皇帝感到满意，于是下令曾不用再去知州，留在朝廷编史书。此事记载于宋李焘撰、清黄以周等辑补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朝散郎直龙图阁曾巩，素以史学见称士类。方朝廷叙次两朝大典，宜使与论其间，以信其学于后。其见修两朝国史将毕，当与三朝国史通修成书，宜与巩充史馆修撰，专典史事。取三朝国史先加考详，候两朝国史成，一处修定。仍诏巩管勾编修院。” 曾巩撰《元丰类纂》五十一卷，明蓝格钞本 而后曾巩遵皇帝之命，开始在京师编修《五朝国史》，但到了第二年的四月，其突然被要求停止这项工作。《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述了其中的缘由：“（元丰五年四月戊寅）罢修《五朝史》。先是，曾巩上《太祖本纪》，篇末《论》所论事甚多，而每事皆以太祖所建立胜汉高祖为言。上于经筵谕蔡卞曰：‘巩所著乃是《太祖汉高孰优论》尔，人言巩有史材，今大不然。’于是，罢巩修《五朝史》。” 从这段话可知，罢修《五朝国史》的原因是曾巩写了篇《太祖本纪》。曾巩将此记拿给神宗审阅，皇帝看后很不高兴，于是就跟蔡卞说：曾巩拿太祖跟汉高祖进行比较，人们都说曾巩有史才，从此文看来，不是那么回事。 为什么曾巩的这篇文章会让皇帝不高兴呢？后世为此做出了不同的解读，比如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七中说：“会南丰上《太祖纪》叙论，不合上意，修《五朝史》之意浸缓。未几，南丰以忧去，遂已。”而后王应麟也赞同陆游的说法，其在《玉海》中称：“（元丰四年）十一月，巩上《太祖总论》不称上意，五年四月，遂罢修五朝史。”但是余嘉锡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中称：“是神宗于阅《太祖总序》后尚谆谆以修史之体式义例问巩，何尝如《玉海》所言以《总论》不称上意，遂罢修《五朝史》也哉？” 既然神宗已经看过了《太祖总论》，并且还仔细询问曾巩修史的体例，怎么可能又突然觉得曾巩没有史才而让其罢修呢？余嘉锡认为，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有人上谗言，这个上谗言的人名叫徐禧，因为在此之前，曾巩得罪过他。此事记载于王铚的《默记》：“曾子固作中书舍人还朝，自恃前辈，轻蔑士大夫。徐德占为中丞，越次揖子固甚恭谨。子固问：‘贤是谁？’德占曰：‘禧姓徐。’子固答曰：‘贤便是徐禧？’禧大怒而忿然曰：‘朝廷用某作御史中丞，公岂有不知之理？’其后，子固除翰林学士，德占密疏罢之，又攻罢修《五朝史》。” 看来是曾巩当年不尊重徐禧，引起此人大怒，后来徐禧向皇帝上谗言，攻击曾巩所编的《五朝国史》，为此而被皇帝下令罢修，因此余嘉锡得出的结论是：“盖神宗读巩所上《太祖总论》后，虽甚不悦，尚未欲遽行废罢，特其意浸缓而已。惟其神宗之意已缓，故谗毁之言易入。此所以徐禧之疏甫上，而《五朝史》即罢修矣。《长编》仅据《神宗宝训》修入，而未考他书，宜其不知所以罢之故也。”但李俊标认为徐禧的攻击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李在《曾巩研究》中说：“不论其是否真为言者所攻击，由上述分析可知，曾巩被罢修的关键在于神宗不悦，若有谗毁之言也仅只是推波助澜而已。而神宗又为什么不悦，余嘉锡未作论述。” 那么神宗皇帝看到《太祖本纪》后为什么不高兴呢？徐度在《却扫集》中有这样一段说法：“未几，撰《太祖皇帝总叙》一篇以进，请系之《太祖本纪》篇末，以为《国史》书首。其说以为太祖大度豁如、知人善任，使与汉高祖同，而汉祖所不及者其事有十，因具论之，累二千余言。神宗览之不悦，曰：‘为史但当实录以示后世，亦何必区区与先代帝王较优劣乎。且一篇之赞已如许之多，成书将复几何？’于是书竟不果成。”看来，神宗不高兴的原因是曾巩拿宋太祖跟汉高祖刘邦进行比较，并且写了两千字之多。 读书岩 汉高祖那么伟大，曾巩拿宋太祖与其比较，这本来有抬宋太祖的意思，那为什么神宗还大为不高兴呢？原来这件事涉及了宋朝皇室一段不愿提及但又不得不提及的一段历史。 首先说，当年赵匡胤就是从后周叛变，而后建立的宋朝，而这赵匡胤就是宋太祖。如何把他背叛后周而建立宋朝，说成是一种合法的过渡，这是史官很难下笔的问题。第二大难点，则是皇权的过渡问题。赵匡胤也就是宋太祖，他当了皇帝之后，本应当是他的子孙世世代代接替皇位，然而从宋朝的第二位皇帝——赵光义开始，北宋此后的所有皇帝都不是赵匡胤的后代，因为赵光义是赵匡胤的弟弟。也就是说，北宋的这些皇帝们除了赵匡胤本人之外，其他的都是赵光义的子孙。 即此可知，北宋的皇帝要修国史，首先就要面对开国皇帝赵匡胤如何登基的问题。如果史官评价不高，则有辱大宋国威；如果评价高了，则又会让不是太祖子孙的这些皇帝们不高兴。这其中的微妙心理是怎样构成的呢？这跟赵光义取得皇位的传闻有一定的关系。 香樟木雕造的曾巩像 按正史上的说法当然很简略，《宋史·太祖本纪》上称：“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殡于殿西阶。”这句话只是说，某天太祖突然死在了万岁殿，究竟怎么死的，一个字也没有提。《宋史纪事本末》就比这详细了很多：“冬十月，帝有疾。壬午夜，大雪，帝召晋王光义，嘱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俄尔帝崩，时漏下四鼓矣。宋皇后见晋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晋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甲寅，晋王光义即皇帝位，改名炅。” 这段话说，太祖生病时在某个大雪夜召见了弟弟赵光义，太祖觉得自己身体已经不行了，于是单独向赵光义交待后事，当时其他人只能站在窗外看着里面晃动着的身影，大家只隐约地看到太祖拿着一把斧头戳着地，大声地跟赵光义说了句话，而后就死了。皇后见此况十分吃惊，请赵光义做主。再后来，赵光义就继承了帝位。 但是这段记载还是有很多不明确之处，因为不知道太宗和太祖在大殿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文莹在《续湘山野录》中的所言就生动了许多：“是夕果晴，星斗明灿，上心方喜。俄而阴霾四起，天地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门，召开封尹，即太宗也。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下雪已数寸。太祖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伺庐者寂无所闻，太祖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逮晓登明堂，宣遗诏罢，声恸，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玉色莹然如出汤沐。”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烛光斧影”的故事。这个故事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历史上分成了两派，比如司马光就在《涑水纪闻》中极力地替太宗辩解，他说太宗来到之时，太祖其实已经去世了。而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也同意这个说法。然而这件事也确实可疑，因为按照古代的改元惯例，皇帝去世后，当年所剩的几个月仍然延续旧的年号，而新皇帝虽然已经登基，但新的年号会从第二年元旦算起。赵匡胤去世之时，离本年结束仅剩了两个月，但赵光义登基后就立即将开宝九年的所剩两个月，改为了“太平兴国元年”。为什么连两个月都等不及呢？也有人说赵光义继承哥哥的皇位，是因为遵从了杜太后的遗诏。 究竟事实怎样，到现在也没有结论。但不管怎么说，曾巩在《五朝国史》中大赞宋太祖赵匡胤堪比汉高祖刘邦，这样的比喻很让神宗不高兴，可是神宗又说不出什么来，他毕竟不能指责曾巩赞赏高祖，所以也只能批评曾巩写得不好。但话又说回来，曾巩难道不明白皇帝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吗？如果他知道还这么写，难道他要做董狐吗？后来，皇帝并没有将其撤职或治罪，而是做了另外的提拔，这其中的原因也只能由后世做各种解读了。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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