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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我在台大念书的时候，台大和德国考试的内容完全不同，后来到德国念书的时候考实例题，上课的时候老师讲一个题目： 有个人去打电话，那边有一个电话亭，结果他就投一个钱进去，后来机器坏了，钱跑出两个来，他拿钱四望无人，就去买东西了。 他问，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如何？ 傻住了，为什么呢？ 从来没有这样子想过问题，从来只是想它是要约还是要约诱引，是债权行为还是物权行为，钱跑出来的时候所有权归属于谁？光知道这些基本概念还不行，还要有一个请求权的基础来处理它。 那个时候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法律思考的世界，当时很多当法官或者律师去考试，第一次的民法考试统统不及格，为什么呢？因为从来没有见过。 在德国,我先在海德堡念书，那个时候海德堡有十个台大法律系的人同时在那个地方，因为有一个德国文化交流基金会，当时只有台大法律研究所念德文，所以很多同学靠奖学金，我是靠教育部的奖学金在那念书的。  那个时候买机票到德国去要一年的薪水，即使有奖学金也不能坐飞机，要坐船，那个时候很艰难，要一个月。出国的时候台湾还没有电视机，回来的时候我家里也买了一个电视机。 海德堡人太多，想换个环境，就到慕尼黑念书。当时德文讲不好，又恐惧，我很有幸跟拉伦兹先生。为了让他认识我，上课的时候我都坐第一排，他看有一个东方学生在这边，印象深刻。 过了一个学期，我就大胆地去敲他的门。一个德国教授通常有三四个助教，他问我有什么事情？在德国一个教授见他也要先预约的，他说常常看到我。 我说我想做研究，他说你做一个报告好了。我就花了几个月写一个报告，内容是台湾法律跟德国法律之间的关系。这个报告写得还不错，他主动帮我登在了德国最有名的杂志上，我第一次得到了鼓励。 后来我要跟他写论文，他说好，他说这样子，你写的题目要写德国法的题目，一个月以后找五个题目给我看看，我决定一个。 那一个月，我非常勤奋，读德国的书，写了几个题目给他，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对德国法了解还不错。 我选的题目是「解除契约」，在德国法上也一个特殊的问题，法定解除权跟契约解除权的关系，尤其是契约解除权对法定解除权的准用关系。 这个题目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第一，它是纯粹德国法问题；第二，它又是准用的问题。拉伦兹先生主要研究民法跟方法论，这个很重要。  选一个博士班的老师、硕士班的老师，选他的时候第一个就要很彻底地读他所有的书，从这里面吸收他思考的方法、吸收他做学问的方法。 这个问题牵扯到纯粹的德国法，所以我就去研究法律解释权的问题，什么叫准用？什么叫类推适用？ 这个问题还牵扯到很多判决，那个时候在台湾念法律系的时候，没有读过一个判决，也很少有老师在上课时拿着判决在讨论。 但是你知道，在德国，所有的人都在读判决，国家考试就是考几个月前的判决，把它改造一下，就考这个东西，德国法学看着好像抽象的规范，实际上它包含了大量的判例法，并不是纯粹抽象的法律规范。 法学写作的方法 那个时候我就很用心的读一些判决，三四年下来就拿到了学位，这三四年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我学习到了一个方法。回到台湾来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方法开始写「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什么方法呢？ 即法律释义学，研究法律的概念、体系、论证的构造等内容的。拉伦兹先生有一个法学方法论的书，我去德国念书以前没有听过，不了解法律的解释适用等等，在德国念书的时候才学习到法律解释的方法。 我们去看德国或者很多国家的判决，每一个时期的风格都不一样，比如1990、1914年。随着社会的变迁，从概念法学到自由法学到利益法学到战后的价值法学，它都表现在判决上面。 我第一次了解到这些东西，法律解释的目的、法律解释的方法、法律解释的各种客观性、漏洞的概念、漏洞填补、法律创造等等，这些变成了一个思考的工具。
德国的法律跟台湾的法律有所不同，而写的论文是德国的东西，属于比较法的范畴，就是在比较德国法和台湾法。后来我对英美法有一点了解，日文也看一点，这些研究可以促进你的思考。 将来写文章或者说论文，我个人认为以下几点非常重要：
第一，法律的体系概念。比如人格权法的问题，我们看王利明院长写人格权的意义、人格权的保护范围、概念体系、构成要件、因果关系，这些都是学习法律的基础；
第二，法律解释学。大家一定要多看一些法律解释的书，让自己具备这些说理的能力和解释的能力，这个能力是需要培养的；
第三，一定要读判决。现在我几乎每天都在看判决，也看英美法的案子，德国法的案子也看，看教科书的时间很少，都在看判决，判决很重要；
第四，比较法。比较法让我们尖锐。我举个例子，比如大陆民法通则制定某一个条文，在某种程度我就可以知道，这个条文大概是德国的、日本的，还是自己创造的，是不是在立法上第一次出现。因此，具备比较法的知识是非常要紧的。
我希望每个同学从大一开始，或者硕士班、博士班，让我们通过跟老师的学习具备法律释义学能力，熟悉法学解释论证的基本的方法，将比较法的观点适用到判例的研究上，这个观点要长期的培养。 法学的训练在于写作 图书馆里，台湾的同学大部分都在看书，拿一个笔画来画去，如果你到美国的图书馆去看，没有人在看书，所有的人都在写东西，而且每个人的前面都摆了很多书。 为什么呢？ 他要写报告，就是写实例题，要查，所以他们的法学训练就是在写作，一定要写，一直在写，我希望各位同学能够自己写。写很要紧，不要想，要写，因为写才能使你深刻。
我有一个方法，我的学生也让他们这样做。一些硕士班或者博士班考试或者国家考试的时候，希望有五个同学或十个同学成立一个读书小组，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聚面一次，如果你读的教科书没有实例题，读的时候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有一个实例题的时候就会思考。
刚才我提到有一个老师说能不能介绍一下我自己写的一些书，在台湾的教课书除了实例以外，以前的书还有一个特色，每一个书的前面有一个实例，有一个简单的实例问题。 很多老师、同学问我，实例是在文前写还是文末写，我想这两个都是互相的。比如，我读了侵权行为的某一个问题，发现这里面有几个争议，这几个争议可以通过一个实例显现出来，我就让同学思考。 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会围绕这个问题具体论述，而不是说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一方面可以引发同学思考，另一方面上课时可以用得到。有了实例就会思考，就会促进你自己讨论。
比如一个小组，这次轮到你出一个刑法题目时，你就会读五六本刑法教科书，了解它到底有哪些问题。因为要设计一个题目，你就会读得很精细，读的时候就会想该怎样出题目，这个时候你就会体会到出题目的艰难和要领。 台湾图书馆曾效仿过，在同学们讨论后，再推一个同学将讨论时的意见整理成文章。我相信，如果每个同学都像这样学习几次，进步会非常神速的，一两年下来完全不一样，民法教学上实例最为重要。
如果你从大一开始就读案子，就会具备很强的分析案例的能力。德国的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在学习案例，写报告，如果某个问题没有现成的解答，就需要类推，需要创作，这是学习法律的方法。
我自己写一些文章也是用这种方法，虽然年纪很大了，但是每天仍保持8个小时的写作、看书时间，而且几乎没有一天中断，我早上4：30就要起来。 尊敬的法学家史尚宽先生，我曾问过他的公子老太爷怎么写了那么多书？他说家父早上5：00就起来了，数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间断过，史尚宽都要五点起来，我要4：30就要起来，那你们应该4:00起来。
昨天杨立新教授跟我说，写书要大胆，很多人是考虑再三才写一篇文章，我是想到就写，就是说多写一点有帮助，为什么我写的时候没有集中在一个领域，台湾那时候法学不是很发达，所以我就大胆的写，每天都在思考。 英国有一个学者到台湾访问，有人问他：你怎么写那么多书呢？英国的学者答道：晚睡一点，早起一点，勉强自己一点。 我写作怎么写呢？我是晚上看书，早上想一想，散步回来就写几个小时，几乎没有中断过，我现在讲话也很清楚，思路还好。 我写「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我跟各位同学老师报告，并不是我懂才去写它，因为我发现我不懂但是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就开始找资料，由不懂慢慢变成懂，懂之后就把它大胆的登出来，有了习惯之后就慢慢就好起来了。 我回台湾教书的时候写的第一篇文章，「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三册上的「第三人与有过失」，写这篇文章时非常之难，而且也没有把握。 在台湾写文章是一个冒险的行为，什么原因呢？ 没有讨论。德国、美国的学者文章之所以写得好，第一因为他有基础，第二经常有人评论。 在德国，每一个教授都有一个助教，这个助教要发表意见，就相当于秘书，经过这样几次文章才很周全。在台湾，没有跟人讨论，明天拿去登的话，今天抄稿，完全是冒着很大危险在登的，所以很多错误也是在所难免。
我一直说写一篇文章很难，但是我觉得跨出第一步很要紧，跨出去尽量找问题。比如要不要承担与有过失，这是一个问题。一个人看见车祸结果精神崩溃了，我说这个案子本身也可以写一个文章，就是说看见，mental shock cases，这个也可以写一篇文章，写的时候就看书，看书的时候就想，不懂的变懂，自己的水平就慢慢提升，每写一篇进步一点。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了解太少，但是靠着写一篇文章自己增进一点，写一篇文章增进一点，日积月累稍微有一点增加，完全是从不懂到慢慢有所了解，借着每篇文章的探索，使自己在问题的认识上有所增进。 案例研究的重要意义 刚才我讲到案例研究，以前的书中统统是没有的，这大概是从我开始的，我自己也在学习。 如果你写一篇法律文章，只是理论的话，这个比较容易，周全不周全，你并不知道。但当你分析很具体的案子的时候，晚上几乎是不能睡觉的，为什么呢？ 当事人的主张能不能成立，说的对不对，这个案子是这样解答吗？这些问题都是很具体的，不是抽象的理论。即使民法上有一点的基础，在写判例的时候也都是战战兢兢的，前半夜说这个可以成立，后半夜说这个不能成立，没有把握。
当我是一个年轻的学者的时候，或者学生的时候，或者博士班的时候，我是在通过判例学习法律的。写一个判例是在参与法律的进步，当你年老的时候比较资深的时候，希望能够指导法律发展的方向。
我们知道德国有一很有名的学者Phumann，他已经90岁了，最近还写了几篇文章，我的老师还在写判例，老的学者已经快退休了还写判例文章，为什么呢？ 他心有所挂念，虽然年纪已经很大，还是会写一篇文章说好像不应该这样子，对重要理论会提意见，我们对判例的研究有几个责任：第一，学习，我一直是从写判例学习，让我们认识事实，适用法律；第二，参与法律的进步，判例的研究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台湾一出现问题就指责我们的判决理由太简单，学者一直找不到好的判决评论，我个人有个看法，每一个判决既然是一个判决，都有它重要的原则，学者研究判例的任务就是去发现、探讨、组成蕴含在判决里的法律原理，这里我可以说个例子。
有一个律师把这个案子寄给我，这个案子我也不太懂，没有关系，因为我一直在读判决。读了这个新的案子后，我就赶快去查资料，查各国的资料，开始整理，通常写文章都是这样的，不是懂了，而是遇到一个案子就去查，凭着平常的训练就慢慢的写出来。 我再重复一下，判决很重要，我们希望各位同学能够注重它： 第一，它是学习法律的开始；第二，它可以参与法律的形成；第三，可以帮助法律发展，个别的判决可以发现它的基本的原理，而把死的理论呈现在判决中；第四，发现新的判决了解新的问题，促进法律的进步；第五，综合不同的判决形成法律的类型。 我都在做这些事情，有一些成功，也有一些不太好，有一些是学习的作品，但是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参与。 我最后还要讲比较法的重要性。 事实上，每个念法律的人都要熟悉比较法，台湾、大陆、日本都一样，我们必须借助外面的法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比较法的人。 比较法在法学的著作上有很多的功能：第一是法律的统一，这个我们暂时不管它；第二是立法，大陆的侵权法、人格权法等很多法律中都有比较法的影子；第三是法律的解释适用，台湾最高法院说外国立法学说可以作为本国法律解释、补充漏洞的参考，就是把比较法作为一种法律解释的方法。
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学能够除了学习本国的法律之外，也能够花时间读其他国家的法律，英美法或者日本的法律，或者法国的法律，多学一种法律就会增强力量，扩充视野。 比较法是非常重要，比较的方法不只是条文的比较，应该是学说、判例的比较，更深入的比较，比较法的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趋势。 民法学研习方法 我讲我自己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一些方法，现在还一直在学习，总之： 第一，希望各位同学从小开始保持不断学习的习惯，不要中断； 第二，对我来讲，法律是一份工作，也是一个使命，希望每个念法律的人都有为法律奋斗的意志，为法律努力的决心； 第三，我自己在写一些文章上的启示，一直都是由不懂写文章，慢慢懂，一点一滴的累计，一点一点进步，但是一直都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方法来讲，我有几点： 第一，我很注重案例的研究；第二，很注重理论体系的过程；另外，还有法律解释的方法，尤其是比较法，如果没有比较法就没有办法写文章，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让我们学习法律有一个方法，有一个努力的方向。 注：本文转自“燕大元照”公号！ 编辑：山东高院行政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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