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戏曲家的诞生 康熙三年(1664)通州知州毕载积领着“歌僮吴郎、王郎，乐工张茂先”跑到州城北郊的钟秀山上演唱秦腔“边关调”、“西调”。这是个十分偶然的外插花，却是对昆曲发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称雄剧坛恐怕是风光不再了。 昆曲的兴盛，造就了一大批剧作家：冒襄作《山花锦》、《朴巢记》二种；陈邦栋作传奇《旗亭曲》；范驹作短剧《送穷》。焦循《剧说》如是说：“通州(金沙镇)张孝廉异资擢土，康熙初为崖州知州。有感寇莱公事，作《崖州路》传奇。词甚奇崛，宾白整齐。又作《麒麟梦》、《鸳鸯榜》、《黄金盆》三种。”黄振费时两年，写成传奇《石榴记》。写的是落第文人张幼谦屡遭磨难，与未婚妻经历悲欢离合的生死考验，最终中了状元，夫贵妻荣的故事。实际是黄振借古人喻自已，圆自己“生不逢时”的梦。值得称道的是，江大键演衍陶渊明先生故事作《柴穿戴》传奇，仅有手稿一份，是注有排演提示的演出本，有舞台场景设计、人物穿戴、上下场面的构思，且南北曲合套，现存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嘉庆三年的昆曲手稿能传世至今，实为稀见。 道光、咸丰年间，清政府围剿太平天国将士，战事频频，扬州兵慌马乱。盐运、漕运的重心移往离战区较远，局面相对稳定的南通州。原先在扬州地区的徽班也较多流人这一地区，于是南通成了徽剧艺术继承发展的中心。 中国戏曲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红生鼻祖、王派宗师王鸿寿，就是南通这一方水土上的佼佼者。王鸿寿，道光二十八年(1848)生于掘港场红桥茶庵殿。王家是个大户，父亲是清朝红顶花翎的官员，专管南通州的漕运。当时由南通州至北通州的水运称漕运，是很重要的运粮河道。王鸿寿的父亲无心官场，却对戏曲事业十分爱好，用自己的薪俸银子在南通城中开办了昆曲、徽戏两个小科班。王鸿寿从小就跟班学戏。咸丰十一年(1816)，京城下来一位“阅海”的官员，这可是个了不得的钦差大臣，是个大肥缺，当时有“一人阅海，十辈子发财”的传说。他见南通州无人送礼，便派人传话，结果还是不见动静，就怀恨在心。他回到京城后，用一个“引良为优”的罪名，捣鼓得皇上传下圣旨，王家抄斩满门!王鸿寿是躲在戏班的大衣箱里，才免于一死的。从此他隐姓埋名，在“王”字中抽去一竖，成“三”字。又因脸上有几颗麻点，干脆就以“三麻子”的艺名流落江湖，唱戏为生。他传流下来的徽剧关羽戏有30余出，人称“活关公”，北上京津演出，惊动过慈禧太后和袁世凯。75岁高龄那年，在上海演出《走麦城》，不想裆疮复发成绝唱，1924年正月初一日以身殉艺。王家父子为南通培养输送了大批徽剧艺术人材。 另外，大量徽商流人南通州，借戏曲演出，扩大商号影响，创造广告效应，均以财力支撑一年一度在石港举行的“五一八·老郎会”。老郎会是戏曲人材交流会，六天光景。各路艺人赛戏比艺，各戏班班主择优录人，重新组建戏班，没有本事的艺人只能被淘汰。这使得徽班演出空前地繁盛起来。同治、光绪年间，整个南通及周边地区徽班约有二百副之多，身怀绝技者多如星群。所演剧目均出自乾嘉盛世扬州花、雅两部各声腔，丰富多彩达九百余出。剧目题材十分广泛，有历史演义戏、英雄征战戏，也有公案戏，其中以三国戏最为完整。表演艺术不拘一格，唱做并重，武戏有时是真刀实杀，以惊险绝狠著称。观众对徽剧如痴如醉。 光绪、宣统年间，京剧闯进了南通州。京剧曾先后有过几种叫法：京调、京歌、京戏，京班艺人称歌郎。徽剧艺人奋力抵御，群起而攻之，称京调艺人为四处乱窜的“京狗儿”。京调艺人则反唇相讥称徽剧老艺人为无路可走的“徽老鼠”。曾几何时，喜新厌旧的观众无情地疏离了徽剧，出现了京徽争胜的局面。徽剧艺人终究抵御不了新兴京调艺术的巨大诱惑，光绪元年(1875)，王鸿寿进入上海演出，从“徽夹京”到“徽转京”，与潘月樵等人开始了创建南派京剧的宏业，嗣后，南通徽班先后又有五代艺人计70余人到过上海及杭、嘉、湖一带演出，参与了南派京剧的建设，并将其带回故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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