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对她们乳房的依恋既情绪化又毫不理性。” | 深读

深读第30期，每当女性生气或严肃地发表意见时，身边总不乏有人质询：“你是不是又来大姨妈啦？”

而有些男性在选择理解一些女性的行为时，甚至会自以为深明大义脱口而出：“没关系，谁叫你是女的呢。”

情绪化、不理智是女性身上长久以来难以扯下的标签。这使得许多人不信任女性在生活和职场中所做出的决定......

即使女性平权运动在今天已稀松平常，女性获得选举权利也已90余年，但认为女性缺乏决策能力的观点，依然盛行。

1蜘蛛池

1968年1月，西雅图一个寒冷的冬日，虽然没下雪，但人们都裹得严严实实。

23岁的芭芭拉 · 温斯洛在华盛顿大学读历史学专业，和丈夫结婚不到一年。

就在几天前，芭芭拉被检查出胸部有一个肿块，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医生向她解释，可以在麻醉后从乳房内取出一个切片进行活组织检查，如果检查结果呈阳性，说明是恶性肿瘤，那就直接在之前麻醉的基础上立即进行根治性乳房切除手术。

这个手术的名字取得很合适，因为这意味着将会一下子切除整个乳房、乳房下面的胸肌以及位于女性腋窝的淋巴结。

显然，这是一种高效而野蛮的治疗方式。在芭芭拉进入麻醉状态、即将失去意识时，她想自己是否患上了癌症，醒来时等着自己的要么是好消息，要么就是原来乳房所在的位置满是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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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完手术步骤后，医生说会立即安排活组织检查，但是芭芭拉不愿意。她可以回家想想吗？为什么一定要立即做决定？

对此，医生解释说，如果他给芭芭拉大量时间考虑这件事，她很可能因为太害怕，决定不冒这个风险。

芭芭拉认为确实不应该质疑医生的权威，所以她回答道：“好吧，这也有道理。”

医生便把手术同意书递给了芭芭拉的丈夫。

“等等，”芭芭拉说，“为什么是我的丈夫签字？”

医生给出的回答将会让她永生难忘：“因为女性对她们乳房的依恋既情绪化又毫不理性。”

这句话令人气愤吧？真是有些莫名其妙。做决定的人是谁？难道不是芭芭拉吗？

可是这位医生并未真正问过她想怎么办。事实上，医生想表达的是，她容易情绪化、不理智，不能做这个决定。

给人一种可自行选择的假象，有什么意义吗？

如果芭芭拉当时说，“我不想化验”，那医生还会把手术同意书递给她丈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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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芭芭拉告诉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希望自己当场就质疑了那位医生，我希望自己砸了他的办公室。

我应该问问他，“我倒想知道，男性对身体的哪个部位依恋到丧失理性？”芭芭拉有很多生气的理由，比如那位医生不相信女性能在压力处境中做出恰当的判断。

然而，芭芭拉当时甚至都没有怀疑过他的武断结论。她说：“那时我不会这样思考，大家都不会往这方面想，那时的女性就是这样生活的。”

这可能只是一个女人的一段可怕遭遇，但是作为一个决策研究者，我从这个故事中看到了更加令人忧虑的东西。

我们可能会觉得，这类事情也就是发生在过去而已，这种情境中的各方面因素已经得到了改善，在当今的美国，已经没有医生会让一位女性的丈夫来替她做决定。

但是这种处境到底改善了多少呢？

人们很愿意自信满满地说，这种歧视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类似这样对女性决策者的歧视，有多少已经完全消失，又有多少只是隐藏起来但仍然影响人们对领导者的选择？

不管是在医生的诊室里，还是在商务会议中，女性在做高风险决策时，是否被平等对待？抑或，是否仍有这样一种念头难以打消，即男性不受恼人的情绪束缚，因而具有更高的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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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癌症治疗过程不再像过去那么野蛮：女性自己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在医生和病人讨论过活组织检查结果之后，才会安排进行手术；根治性乳房切除手术也基本上是过去的事了。

如今人们听到芭芭拉的这个故事，都会觉得很震惊。但是我们仍旧得问问自己：情况真的完全不同了吗？

理查德 · 霍夫曼是衣阿华大学的一名医学教授，他发现直到今天，仍有必要想一想医生和患者之间是怎样对话的。

对于在决策过程中的角色，医生向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分别传达的是什么？谁会被问到“你想怎么做”，谁不会被问到？是不是有些患者被当成搭档，而有些则被当成从属？

2011年，霍夫曼教授和他的团队分析了美国不同地方1100名成年人的调查数据，他们让患者报告近期与医生进行的关于癌症筛检的对话。霍夫曼主要关注的是50岁以上的成年人，因为医生一般建议超过50岁的人接受某些类型的癌症常规检查。

如果医生认为男性和女性具备同等的决策能力，那么所进行的决策对话应该是相同的。

然而并非如此。根据报告，在讨论男性前列腺检查时，有70%的男性被问过，“你想做这个检查吗？”而讨论女性的乳房检查时，同样的问题只有43%的女性听过。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当面临性器官癌症筛检的选择时，为什么男性比女性有更多选择权？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前列腺癌症筛检的有效性，一直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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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的前期筛检一般都要验血，大约有3/4的男性检查结果呈阳性，但并未患上前列腺癌，也就是说，误判比例很高。

前列腺癌血检问题重重，因此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将这项检查评为D级，表明它的害处大于益处。而乳腺癌筛检，虽然也说不上完美，但至少被评为B级。

前列腺癌筛检会造成大量不必要的担忧，更不用说多余的诊疗及检查带来的风险。也许正因为如此，医生给男性更多选择权，让他们自行决定是否要经历这些可能具有误导性且令人不安的筛检过程。

好吧。那么对于同一个器官的检查，情况又如何呢？霍夫曼后来考察了一个两性兼具的器官的筛检。他专门选了一个被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评为A级的检查，它能可靠地检测出男性和女性是否患有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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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检查就是可怕的结肠镜检查。在美国，结肠癌在最常见的致死癌症中排名第三，男性和女性都有很高的患病风险。

当医生和患者讨论是否要进行结肠镜检查时，是只需要说“你得做这项检查”，还是告诉他们有什么选择，然后问“你想做这项检查吗？”。

霍夫曼教授得到的结果发人深省。医生问了71%的男性是否要做结肠镜检查，却只问了57%的女性同样的问题。

这两个数字差别不是很大，没错，但是为什么不是一样的呢？为什么更多男性得到了选择的权利？

这些男性和女性的年龄是在同一个区间内的，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年龄在50~70岁之间，因为医生一般会建议从50岁开始做第一次结肠镜检查。美国男性患结肠癌的风险比女性稍高，21名男性中有1人会在人生的某个时期患上这种疾病，而女性的患病比例是1/22。

不过，这是否就意味着更多男性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医生应该更多地询问男性，而不是直接告诉他们去做这项检查？相比之下，女性患结肠癌的风险更低。

这就说明，如果有一个性别可以选择不做这项检查，那就是女性。

那么，女医生更可能会询问女患者她们想怎么做（而不是直接告诉她们做什么）吗？我们不得而知。这组数据并不包含医生性别的信息。

第一次阅读这份报告时，我不知道该作何感想。也许医生对男性和女性区别对待是为了更有效地工作。医生一年要看几百名病人，察言观色是所有优秀专业医生的必备技能。

会不会是医生发现如果不让男性自己做出选择，就会激怒他们，从而使他们一去不回？抑或是相当比例的女性一开始不肯做癌症筛查，但后来后悔不已，所以才更少地让女性选择？

尽管现在医生已经不会让男性来签妻子的手术同意书，但似乎他们还是跟以前一样，比起女性，会更加相信男性以及自己的正确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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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女性获得重大决定权的历史较短。直到1920年，美国的女性才获得选举的权利，那时世界上已经有十几个其他国家通过了允许女性参与公民决策的法律。

在1968年芭芭拉看着丈夫勉为其难地签署手术同意书时，医生并不是唯一认为男性比女性判断力好的群体，大多数专业领域都存在这样的看法，毕竟那时女性解放运动才刚刚开始。

在20世纪60年代末，离过婚的女性想开始新的生活，一般无法直接买到属于自己的房子。她们有两个选择：不买房而是租房；如果一定要买，需要说服她身边的男性，通常是她的前夫，在抵押贷款上签字。

14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高收入女性申请信贷额度时，通常会遭到拒绝。以比莉 · 简 · 金为例，她是世界网球冠军，曾在某一年的温网比赛中赢得三个冠军，用挣来的钱养活家庭。

她曾经想以自己的名字办张信用卡，却没办成。她发现想要办理信用卡的唯一办法是让她的丈夫成为第一担保人，因为只有当贷款方确定此卡的财政决定者有一位男性支持时，她才能成为第二持卡人。

如果她丈夫有经济来源的话，这种做法也许还有点道理，但是当时他并没有收入，比莉 · 简 · 金那时正供他在法学院上学。

现在借贷程序的相关法律已经修改，但是为什么在21世纪，这些潜在性别偏见仍然影响女性在决策方面的待遇？为什么医生更多地让男性参与决策？

不仅是医生，大多数人在评判一个人的决策能力时，是否对男性和女性进行了区别对待？社会对女性判断力的评估是否受偏见影响？

为了更好地了解现状，我们走进了维多利亚 · 布里斯科的实验室。布里斯科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她对于男性和女性是如何被评价的这一问题很感兴趣。

布里斯科研究了普通成年人评价求职者、应试学生和政客的方式。她想知道，我们如何判断电视上的那位候选人或者站在我们面前的某个人能否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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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研究中，布里斯科让普通人评价求职者。每个参与研究的成年人拿着一个写字板坐在屏幕前，观看一场已经开始的面试视频。

这场面试分为两个版本，一个是男性，另一个是女性。整个面试过程看上去很常规，直到经理让面试者描述自己在以前的工作中曾犯过的一个错误。

面试者都讲述了一个和同事丢掉重要客户的故事。随后，经理问道：“你当时是什么感受？”求职者听到这个问题恼怒起来，不安地高声回答：“当然很生气了。”

看完视频后，受试者要对这个求职者进行打分，评估这个人在未来的工作中可以拥有多少权力。你会信任这个人，让他独立决策吗？最后，应该雇用这个人吗？

布里斯科真正想知道的是，这些评价会因求职者的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吗？

结果确实如此。布里斯科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新加坡校区的教授埃里克 · 乌尔曼进行了三种形式的研究。

在每种研究中，受试者给生气的女性求职者的分数比给有同样行为的男性求职者的分数都低。

这些求职者其实是专业的演员，他们严格按照同一剧本进行表演，一样都牙关紧闭，发泄同等程度的情绪。

但是那些受试者并没有这么看，发怒的女性求职者在他们看来显得“沉不住气”，不具备作为领导者的素质。

不仅男性受试者这样看待女性求职者，连女性受试者也这么看。两种性别的受试者都认为，对过去的失误而感到挫败的女性应该担任低权力的工作，应该拥有少量独立决策的机会。

相较之下，受试者将男性的怒气归因于他们所受的压力，而非缺少控制力。因失误而感到挫败并没有影响一名男性的可信度，发泄情绪反而提高了他的地位。

如果一位怒气冲冲的男性说他只是一名职位较低的助手，这些评估的人就想给他更多领导的机会。他们想让一个感到挫败的男人拥有更多的决策机会。

布里斯科的研究说明，当男性和女性用同样的方式说同样的话时，我们潜意识中的偏见会自然而然地导致我们认为，他一定会大有作为，而她真是个麻烦精。

本文所选的片段摘录自《理性的抉择：女性如何做决定》，[美] 特蕾泽 · 休斯顿著，张佩译，2017年7月由未读 · 思想家出版。

编辑 = 两块钱

图片来源 = 《三块广告牌》《奥丽芙 · 基特里奇》《冰雪暴》电影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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