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算什么，巴尔的摩才是美国最危险的城市

一说到美国的暴力、谋杀，就会让人想到芝加哥。其实，芝加哥不算治安最差的城市，还有更差的。《今日美国》报纸今年2月份发表文章，把巴尔的摩列为美国最危险的城市。巴尔的摩是大城市中，按人口比例谋杀案最高的城市，2017年有343人死于谋杀，达到每十万人有56人。巴尔的摩有62万人口，芝加哥有270万人口，芝加哥人口比巴尔的摩高出四倍多，但2017年只有650人被谋杀，与巴尔的摩343人被谋杀相比较，真不算高。

芝加哥和巴尔的摩都是民主党占绝对优势的城市，2016年大选，芝加哥选民中83.7%投给希拉里，川普得票12.5%。在巴尔的摩，川普得票更低，只有11%，而希拉里得票88.9%。

两个城市之间还有一个显著的区别，根据201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芝加哥黑人占32.9%，白人占45%，西裔占28.9%，而巴尔的摩黑人占63.7%，白人占29.6%，西裔占4.2%。可以说，芝加哥还算是美国的城市，而巴尔的摩快成南非了。从趋势上来说，芝加哥的黑人比例在下降，而巴尔的摩黑人比例在上升。相对应的，芝加哥犯罪率也有所下降，而巴尔的摩的犯罪率继续恶化。2017年与2016年比较，芝加哥谋杀死亡下降了14.7%，巴尔的摩上升了7.4%。黑人是犯罪的主要原因，大家心里都明白，但因为政治正确，没人敢公开说，媒体更是颠倒黑白，把犯罪原因指向别的因素，比如枪支控制不严，对穷人关照不够啦，等等。

芝加哥和巴尔的摩都是美国控枪最严的城市，民主党的观点认为，严格控制枪支，就可以减少谋杀。这实际上是坏人犯病，强迫好人吃药的方式。任何社会都是好人多，坏人少，黑人社区也一样，好人占了大多数。严格的控枪法律把守法者手中的枪剥夺了，坏人却不受影响。坏人如果能遵守控枪法律，也就会遵守别的法律，不去犯罪了。一个社区好人占多数，如果允许持枪，肯定是好人手中的枪比坏人手中的枪多得多。犯罪率高的地方，仅靠警察不可能改善社区状况，民众失去自卫权，只能被犯罪分子任意欺压。持枪自卫有可能被误用，但美国大量的事实说明，绝大多数合法持枪者知道持枪的责任，不会滥用枪支。相对于控制犯罪来说，滥用枪支所造成的损失极小。失去自卫权，导致的高犯罪率对社区危害更大。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路易斯安那州的黑人社区，一些黑人退伍军人组织起来，武装巡逻，防止白人三K党的攻击。结果，不仅防止了白人的攻击，黑人社区的治安也明显改善。黑人中的犯罪分子，也会惧怕有枪的黑人好人。

民主党占优势的地方，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吃政府福利的人多。政府福利本来是帮助那些失去工作能力，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人。现在美国的政府福利，不管是不是有工作能力，只要穷，就可以申请。如果工作有收入，尽管收入低，也会失去申请福利的的资格。这样下来，不工作领福利，比低收入的工作划算得多。一旦尝到福利的甜头，就不想再去工作了。为了维持福利，自然就会支持主张大政府的民主党。身强力壮不工作，整天无所事事，精力旺盛，总要找点刺激，犯罪也就难免了。

美国的黑人孩子，大多数出生时不知道父亲是谁，也就是说，多数黑人孩子是在单亲母亲家庭里长大，生活来源主要靠政府福利。孩子成长过程中，只知道钱来自政府，不知道需要自己努力工作去挣钱。没有努力工作的父亲作为榜样，对孩子将来进入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来不想工作，也不会工作。上学除了学点基本的知识，方便交流，根本没有为将来谋生作打算。那些有父亲工作的家庭，也尽量搬离黑人聚居区，以免孩子受到不良影响。

纪念格雷的巴尔的摩街头涂鸦

自2015年后，巴尔的摩的治安迅速恶化，其中一件大事是主要原因。2015年4月12日上午，巴尔的摩警察在犯罪高发区发现一名叫弗雷迪·格雷的黑人行迹可疑，格雷发现警察注意到他时，慌忙逃跑。警察追上将其逮捕，搜查时发现格雷身上带有弹簧刀，在格雷激烈反抗下，六名警察强行将其押上警车。目击者说，警察行动粗鲁，并录下视频。在警车上，警察检查时发现格雷情况不好，半小时后送往医院，一周后格雷死亡，死亡原因为颈部脊髓损伤。造成损伤的原因不明，有人怀疑是警察暴力所致，法医检查发现格雷头部的伤与车上的螺栓符合，可能是车子在行进过程中，警察没有给格雷系好安全带，头部撞击导致脊髓损伤。

格雷事件中受到指控的六名警察

格雷事件引发巴尔的摩黑人大暴动，全国很多城市举行抗议活动，支援巴尔的摩黑人。六名警察被指控，其中三名是黑人。最后，巴尔的摩市以640万美元与格雷家属达成庭外和解。

声援格雷的宣传画

 

格雷事件被媒体认为是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尽管格雷本身多次因贩毒被捕，罪行累累，但导致他死亡的这一次，并没有犯罪。巴尔的摩警方经过这次事件后，面临巨大压力，警察局长承认警方没有替格雷系好安全带，送医也不及时。巴尔的摩市长声称，不会容忍有种族歧视的警察。

自从格雷事件发生后，巴尔的摩警察不再主动执法，遇到报警时，才会出动。在处理案件时，尽量不惹黑人，以免被认为有种族歧视。警察遇到犯罪行为发生时，也尽可能躲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些优秀警察对前途感到失望，辞职到别的地方。到2017年，警方进入居民区巡察的次数下降了70%，民众明显感到治安恶化。

格雷事件发生前三年巴尔的摩市的谋杀案

格雷事件发后后三年巴尔的摩市的谋杀案

制止犯罪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民众报警，另一种是警方主动巡查。格雷事件后，巴尔的摩警察发回来的报告，总是说没有发现犯罪情况。民众报警也比以前下降了一半，没有警方的支持，报警者可能会受到威胁，缺乏安全感。警方报告犯罪少了，民众报警少了，从数据上看应该是犯罪少了，可事实是巴尔的摩犯罪率显著增加。

哈德森牧师在教堂门前宣讲圣经

离警察逮捕格雷两条街距离有一所教堂，牧师罗德尼·哈德森说，教堂所在的街区，现在已经被毒贩控制，警察根本不敢来这里。大白天，毒贩们公开出售毒品。自从格雷事件后，教堂附近已经有41人被枪杀。哈德森牧师说，他遇到毒贩都避开，如果无意中接近，毒贩会警告。

有责任心的警察想办法离开巴尔的摩，而警察中的败类却更加如鱼得水，巴尔的摩警察被指参与犯罪时有发生。少数警察被抓到证据，利用手中的权力敲诈违法者的钱财，甚至有警察把毒品放到被搜查者车里陷害他人，反枪精英警队中有8人因抢劫和非法搜查被判罪。更多的警察只是消极应付工作，没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惹犯罪分子，搞不好会被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甚至因为执法过程中出现错误被判罪。不干活不会犯错，少干活少犯错。

巴尔的摩警察局报怨缺人手，警察加班是常事。一个警察一年的加班费可以达到20万美元，一周的工作时间达到75个小时。这些加班费是否真的用在制止犯罪上，谁知道呢。警察的收入如此高，还招不到人，曾经最受尊敬的职业，如今变成好人不愿意干的工作。

巴尔的摩是美国国歌的诞生地，曾经有光辉的历史，如今变成犯罪之都，为什么？在政治正确之下，谁敢真的去讨论，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