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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以台湾为东都，进行反清复明。为了截断郑成功军队粮草武器来源，阻止漳、泉、惠、潮四府居民投奔郑成功，清廷于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三年二次划界迁海，加强海禁和发出 “迁界令”，命令广东沿海东起饶平，西迄钦州的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界外不准居住、不准耕种、不准捕鱼，违禁者格杀勿论。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平定后，朝廷命复界，界外之地归还原住民耕种。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又宣布重开海禁，开展海上贸易。据清《粤海关志》记载，当时在东南沿海设立五个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务，其中广东的粤海关设广州、澳门、海口、雷州、高州、潮州、惠州共七个总口。总口之下，共设有六十多个小口岸，交织为严密的海关征税网。惠州总口设在陆丰乌坎，下辖神泉、甲子，汕尾、平海、靖海五个正税口，碣石、湖东、墩头三个挂号口以及长沙、后门、稔山三个稽查口。其中平海正税口、稔山稽查口、墩头(澳头)挂号口在归善辖下沿海地区，海内外巨舰舴艋大小咸集，成为清代中叶归善县的繁荣商港之一。 清政府在设关初期，对进出口海关货物的税征，采取正税口和挂号口包干办法。正税口所征税项，有船钞、货源、转口税、其它杂项。挂号口只征收在本口直接出口或直接入口的货税，不收转运税。挂号口对凡进口于惠州各口，纳过税饷，领有单照者，只收挂号费，不收货税。经由惠州出口货物及税收标准：生猪每10只作9只计，收银6分；黄白糖每担收银8分8厘；乌糖每担收银1分；虾干、螺干每篓收银9分；咸肉八折每篓收银6分；臭肉脯每篓收银9分；醣蛋每千只为1担，收银6分；咸鱼、虾米、淡脯、蜇皮、蒜头、油桶、皮碎、牛角、烟梗每百斤均收银3分；糖水饷耗照例计科算，每百斤收银2分。按照朝廷和粤海关的规定，严密禁金、银、铁器、铅、锡和硝磺、火药等出口，禁止鸦片进口，限制茶叶及大黄等部分药材的出口量。自康熙二十四年至道光十九年(1839)的一百五十多年间，惠州进出口贸易额遂年大增，年关税收入达一万四千余两，配置的吏役多至170余人。同时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船只云集，商贾往来不绝，推动了惠州、海陆丰各行各业的发展，茶馆、酒肆、烟馆、米店相继开设，集市形成，给沿海渔村带来历史未曾有的繁荣。 至清咸丰八年(1858)，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在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等列强威迫下在天津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国又与英国签订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强迫中国开放湖南之长沙、四川之万县、安徽之安庆、广东之惠州及江门五个内河通商口岸，其主要内容如下： （1）裁撤所有厘卡及征抽行货他捐各关局所，保留沿江、沿海通商口岸以及内陆的常关，可以添设常关；（2）进口洋货征至12.5％，出口土货所纳税总数不得超过7.5％，此税一经交清，货物均全免各项税捐以及查验；（3）对于只在国内销售而不出洋的土货征收销场税，即于货物销售地点征收税额，具体款目任由中国自定；（4）凡洋商在中国通商口岸或华商在中国各处用机器纺织成之棉布，须完10％的出厂税；（5）土药统捐；（6）盐厘改为盐税；（7）1904年1月1日正式实施裁厘加税，但须经各国允许照办后方可实施。 根据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规定，光绪二十八年底在惠州再次设立了海关后，悬挂着外国旗帜的船只在东江来往行驶，惠州东新桥、水东街码头异常热闹，各种商业收趸行、平码行应运兴起，并且带动了各种服务行业的发展。其时外国的火水、火柴、洋布、西药、食品等经东江水路大量涌进惠州，粤东所出产的海产、食盐、粮油木材柴炭竹木等经东江水路运往外地，进一步突出惠州作为东江物流中心地位。为了加强外国船只和进出口货物管理，惠州海关在东江河道增加船只进行巡逻执法，同时又在府城东江边风神庙旁设立税厂，对进出口货物进行课税，地方财政亦受益不浅。但好景不长，不到十年，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惠州海关的运作戛然终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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